1949年国民政府金融的最后一搏——银元券发行述评

国民政府从发行法币到金圆券而银元券,呈一下降曲线,显示出行政控制经济、操纵货币发行的弱化趋势。通过对银元券的发行背景、出台过程以及失败原因的系统分析,探究其内在实质,从而认识到纸币的发行必须遵守经济规律,超经济手段的滥用只会自食其果。银元券最终成为国民党在经济、金融领域彻底失败,无奈地逃离大陆的历史见证。

国民政府初期的货币危机与“废两改元”政策

1933年,随着西方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和美国在国际上的大量购银,长期处于“两”“元”并存局面的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货币危机。为了应对危机、发展经济和巩固政权,国民政府实施“废两改元”政策,虽然步履维艰,但“废两改元”最终完成了中国币制的统一,确立了银行业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也促进了工商业的极大发展。

五口通商时期的银元风潮与近代中国金融的发展

五口通商时期的银元风潮,是这一时期金融风潮的核心问题。它的产生与解决是中外有关各方为了自身利益进行博弈的结果。外国中小洋行,大洋行与外国银行,中国钱庄,中国贸易商等中外商人,以及中国、美国、英国等国有关当局都卷入了这场风波。他们从不同的利益角度提出了银元改革的主张。银元问题的解决,是中国近代金融史与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一件大事。

利益集团与民国时期“废两改元”货币制度的改革

"废两改元"是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一项重要货币制度改革,废除了银两货币制度,统一了银元货币的铸造发行权,结束了近代中国货币种类繁多、杂乱不堪的乱象。对近代货币制度、经济生活和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次货币制度改革不同程度牵动了近代金融领域中钱庄业利益集团、新式银行业利益集团和外商银行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本文试图从利益集团的视角研究民国"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从推行到实施的过程,分析三大利益集团对货币制度改革的影响。

清代徽州银洋价格问题

清代徽州虽然地处万山丛中,但由于本地缺乏粮食,严重依赖外界市场的供给,必须与外界市场进行货币交换与流通,故银洋价格始终随市场的波动而涨跌,并不存在一个稳定的基本比值,遗存至今的很多清代徽州契约就反映了这一价格涨跌的历史数据和基本趋势。

载泽与清末币制改革刍论

载泽是清末新政的重要支持者、推动者,担任度支部尚书期间对币制展开了全面改革。银元方面,力主七钱二分银元、银元统归专铸、回收旧银元;铜元方面,整饬铸造、促进流通,确立辅币地位;纸币方面,以发行权为根本,限制和禁止官商行号纸币发行、确立大清银行国家纸币发行权。统一币制、推动货币制度的除旧布新乃所行措施目标之所在,实现国家货币权归于一则是其中核心与关键。载泽清末币制改革虽因清朝的覆亡而未化为现实,但其为国家货币统一、适应近代货币发展潮流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银元主币流通与上海洋厘行市的更替

墨西哥鹰洋成为近代中国流通最广的银元主币,历时长达60余年之久。1914年后开铸的袁世凯像新币,逐渐取代鹰洋成为流通中的主币。上海钱业公所和其后的上海钱业公会深谙流通中主币的消长变化态势,审时度势,先后于1915年和1919年取消龙洋和鹰洋行市。鹰洋行市的取消进一步促使国币通行成为主币,使货币兑换市场逐步走向统一,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同时也为废两改元准备了条件,促进了近代货币统一化进程。

从汕头到上海:国民政府的“废两改元”之路(1925—1933)

1925年东征军在汕头首先强力实施“废两改元”,国民政府随后经过1927—1929年汉口、福州、青岛等地的实践,积累了相应经验,直至1933年历时近十年方告功成。在这一过程中,汕头先行废两改元成为后来主张者的有力佐证,也成为后来改革者的范本。废两改元是近代经济发展对市场统一、金融统一的需求,也是近代社会对结束地方割据、实现国家统一的内在诉求。但实质上它是国民党在建构统一的国家权力过程中与地方势力之争,废两改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国民政府的政治控制力与财政实力。

“变法大纲”中的货币设计——《盛世危言》“铸银”篇探析

郑观应在其名著《盛世危言》中专辟"铸银"一篇,探讨中国的货币独立和统一问题。在全面之利弊分析的基础上,"铸银"篇提出了中国应自铸银币的主张,并作出了较为系统的政策规划与体制设计,从而对晚清中国追求货币统一与独立的艰难努力,起到了重要的思想指导作用和舆论推动作用。

清代民间舆论对洋银流通的认知与因应

明末清初,外国机制标准化的银元开始大量进入东南沿海商埠,逐渐成为对外贸易的结算货币,内陆及边疆地区亦行用日广。对社会各界的关注重点进行文献梳理和分析总结,发现当时民间舆论对洋银流入的认知和应因大致可分为3个层面,首先是从流通传播层面介绍洋银的形制及其在不同区域的使用情形,其次从认知接受层面展现时人对洋银流通的看法,最后是从应对行动层面来看洋银流通引发的问题、各省自铸银元的实践和清廷币制改革的过程。舆论对洋银流入的种种反应,呈现出社会层面对外来货币的认知逐步加深,并提出仿铸以取而代之,实现货币主权的迫切希望。总体来看,随着对洋银流入这一货币现象认识的加深,舆论的焦点也从通货本身逐渐延伸到货币制度改革的讨论。事实上,舆论的高涨对清廷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应对举措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因为从清季政府行动层面来看,几乎都围绕着禁止或仿铸之争、自铸银元、改革币制而展开。

吉林“厂平银元”发行史探析

机制币是指机器打制的钱币,从金属钱币的材质角度可以将其划分为金币、银币、铜币,以及镍币、铝币、锑币、镁币、鑞币(铅币)等。这其中作为开创了我国机制币先河的吉林银币,其最具有代表性的为吉林机器局制造的厂平银元,在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吉林银币的钱币发行背景、钱币的制式,以及吉林银币在货币历史中的地位和所起作用,值得大家深入研究。

民国时期纸币“哈大洋票”为什么要加盖“监理官印”

"哈大洋票"是民国时期流通在哈尔滨及其周围地区纸币的简称。由于它以"大洋"(银元)为本位并印有发行地"哈尔滨"字样,故称为哈尔滨大洋票,简称"哈大洋票"。1928年初,哈尔滨地区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商民恐慌。时任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的张景惠为控制货币发行量,主持增设监理官一职并自任监理官,规定从1929年起,凡发行"哈大洋票"者,必须加盖监理官印后,方得以进入流通,以此来控制各行号无序发钞,稳定货币币值。"监理官印"于1929年开始启用,一直沿用到1932年6月伪满洲中央银行成立为止,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印记。

1930年代日本在华走私白银活动述评

20世纪30年代,世界银价上涨,大批日、朝、台人分别以日本、朝鲜、台湾为基地,通过各种巧妙方式将中国白银走私出口。美国的白银政策和国民政府的对策、日本的军事和外交压迫,使白银走私屡禁不止,白银大量外流破坏了中国金融秩序,引发恐慌和经济危机。日本在白银走私中虽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仍无法掩盖其侵略的本质。

中华民国三年银元的鉴定特征研究

"袁大头"银元是我国银元史上铸量最多,流通時間最長的银元,在近现代史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通过肉眼观察及体视显微镜、扫描电镜等放大观察,系统地研究了银元的外观特征。结合能谱分析结果,对比了真假银元的元素特征,总结出一套简单可行的鉴定方法,对于银元收藏爱好者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废两改元的动力与阻力考论

废两改元是中国近代一次重大的货币制度改革,对此次改革的背景、过程、影响等方面的论著颇丰。本文基于相关史料和较有影响学者的论述从推动此次改革的动力和这次改革经受的阻力两个方面做了全面的梳理、分析和总结。

试论川铸藏元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

西藏民主改革前,川铸藏元是藏区货币流通领域中广泛存在的一种银钱。它是19世纪帝国主义觊觎西藏,并对我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是清中央政府为了捍卫国家主权,保护藏汉商民的经济利益,并有效抵制英印卢比在中国货币流通领域中的再扩展而铸造的国家法定货币,摧毁了英国企图以经济为先导,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野心。

晚清地方政府与新式货币的推广研究——以巴县档案所见重庆为例

清末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传统的货币制度濒临崩溃,为防止国家财政金融领域发生重大变故,清王朝开始了近代中国历史上颇具影响的币制改革,银元被改造成为国币,逐步实现了对制钱的取代。长江上游的重庆城,商贾云集,百物萃聚,自开埠通商后,商业更是蓬勃发展,货币的改革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从档案反映的史实来看,在朝廷的谕令下,重庆地方政府采取了系列推广银元的积极措施。这不仅能稳定地方的经济,更为国家银本位制度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朝广州口岸的外国银元输入

在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时期,外国银元从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大规模输入中国。随着银元在市场的大量流通,这些外来货币对中国的货币体系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外国银元对广州口岸及其辐射的经济腹地的货币体系乃至经济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清代外国银元在中国的使用和流通过程中带来了诸多问题,而对于中国货币的发展,外国银元的进入客观上具有推进中国货币体系改革的积极作用。

近代关平两计算方法初考——以19世纪下半期的天津、上海及厦门口岸为研究中心

由于清廷一向采取较为宽松的货币管理政策,近代商业市场上频繁交易的银两,大多为私人自铸,银色和平码并无统一范式,常令参与口岸贸易的外商在从事交易活动时遭遇损失。因此,迫于外商及列强的压力,清政府开始对海关税银的平码与成色进行了更严厉的措置,进而导致了关平两的诞生。关平两由近代广东通行的银两计价标准广平两发展而来,它是两次鸦片战争后直至20世纪30年代,海关在洋税征收时所采用的货币单位,其与商人所缴银元及银两之间的具体折算办法,将直接影响经海关进出货物的税负,具有重要的探讨价值。然而较为可惜的是,该问题在过往并未引起太大关注。以由海关出版、载有通商各口关平两与银两及银元折兑情况的《关于通商各口海关银号体制与本地货币的报告》一书为核心史料,除了能考出关平两的两种计算法则,还可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现。虽在19世纪下半期,银元计枚核值已渐成市场共识,但在用于缴纳海关税款时,银元依旧被视作银两的一种,不能免于秤重及检验成色;而且,天津及厦门口岸的“关平两”,事实上分别是由“库平两”或“广平两”充当的。由于库平两或广平两虽银色与关平两相同,但重量上轻于关平两,故这些口岸的真实税负会低于理论税负。

近代宁波的洋银流入与货币结构

明末清初,外国标准化的机制银元逐渐流入宁波等地,与秤量使用的银锭相比,银元形制统一、检验方便,节省了一定的交易成本,因此行用日广,进而流通至浙江的其他城镇和农村地区。五口通商以后,国内埠际之间有大量的洋银流动,而自香港等地进口的洋银数量极少。清后期,浙江省厘金收支的四柱清单中,银元的使用已超过银锭与制钱,成为最重要的收支货币。结合清中期至民国初期的契约文书,可以发现丝茶产地以外的宁波及浙东地区农村市场的洋银使用份额远不及银锭、制钱,洋银在港口与农村两个不同市场层级的使用呈现出迥异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