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补敝起废”——《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新解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太史公”回答中大夫壶遂的那一段话,也被班固撰写《汉书·司马迁传》时全部转抄,两史连载,影响深远。但它应该是“太史公”所谓“余闻董生曰”的内容,整个都是援引董仲舒的,并非太史公本人的观点阐发。《春秋》“新王”受命而改正朔,制正月,不再奉周之正朔,重新建构出一个道统。《春秋》经虽非历史却能够创设历史,足以成一代之法统。历史的最高点不在现实的王朝更替中呈现,在《春秋》的经义之中历史才能达到境界升华。公羊学话语系统中的《春秋》绝不只是一部史书,而是一部阐发王道、揭橥正义的伟大经典,因而它超越了具体史实和繁琐事务,指向事情背后的意义、价值,具有形上高度和超越能力,却不“空言”,注重在“行事”中展开理性分析和思辨阐发,而成为一部典型的政治哲学教科书。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温公家范》中的孝道观述论

司马光宣扬的孝道不仅要求子女在经济上要供养父母,照料年老体弱和生病的父母,而且还要在供养和照料的过程中让父母心情愉悦;子女必须以礼尊敬父母、顺从父母,但对父母不能盲从,发现父母有错误时要及时劝谏;父母去世后子女要以礼安葬,但不能过度哀伤毁害身体,也不能迷信吉日、风水不及时安葬父母。《温公家范》中宣扬的孝道观是对宋以前孝道观的继承和发扬,对稳定家庭秩序、解决家庭养老问题和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身份与言说:太史公、中书令与《史记》书写——以《文选·报任少卿书》篇首异文为中心

司马迁详述作史缘由的《报任少卿书》,是《史记》接受史上的一篇基础性文献。然而后人疏于辨识的是,信中自称太史公的司马迁,实际身份却是"尊宠任职"的中书令。身为中书令的司马迁对武帝颇为忠诚,这也影响了《史记》的颂汉书写,但由于中书令为时人所轻,故司马迁更愿以在史官文化传统中颇为人重的"太史公"自称。《汉书·司马迁传》在标举司马迁中书令身份的前提下,径行省去篇首"太史公"一语;萧梁时期,太史公的文化身份得以凸显,故《文选·报任少卿书》补录了与书信内容相呼应的"太史公"一语。《汉书》之省与《文选》之录,皆未能体察中书令司马迁自称太史公的内心隐曲。

浅谈司马攻散文的怀乡叙事——以散文集《明月水中来》为例

泰华作家司马攻主要通过他的怀乡叙事来重新构建生活经验断裂后的文化身份,以此来释放身份焦虑。司马攻的身份焦虑不仅体现在他个人移居所造成的两地生活经验断裂后的个体文化身份焦灼,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中华文化之根的失落与追寻的民族文化身份焦虑。

司马迁心目中的孔子

孔子在司马迁心目中是一位不朽的"至圣"。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孔子做了"世家"。司马迁之所以如此推尊孔子,一是受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二是受家学渊源影响,三是与他的遭遇相似引起情感上的共鸣有关。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既还原了被春秋公羊学派神化的孔子,打破了今文经学的学术传统,又给西汉思想界注入了理性的光辉,突现了可贵的学术良知和传统的史官精神。

泰华作家司马攻微型小说艺术探微

司马攻先生是泰华文坛杰出的微型小说作家,也是泰国华文作家协会的名誉会长。他的小说注重选材,着意开掘和升华主题内涵,构思巧妙、文采飞扬。他的微型小说作品代表着泰华微型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

论《史记·列传》之编次

《史记》列传之编次问题,自司马贞始论之,其所疑者,在西南夷之安置,其他编章之顺序则未尝提及。然其所疑,千百载下,莫得其解。《太史公自序》自本纪以迄列传之缘由,详叙其始末,可以为一说。然所言乃概述著作内容,于承先启后之要素,未能提及,故论之者众,亦难释其疑。审司马迁于《太史公自序》中所言,与《序卦》体例相同,在世家中亦可见司马迁曾读《序卦》,故其序言或受《序卦》之影响。《序卦》将《周易》六十四卦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并在其间通过意义的引申排比,作为今本《周易》卦序之导言,于六十四卦之了解,有莫大帮助。司马迁作自序,其体例与《序卦》同,皆是以陈一篇之旨,故其编次顺序,亦可由列传诸篇中得之。遍览七十篇列传,顺序似无固定法则,然自时间编排看,而得其要旨;复审其文,则可以知太史公当有编排之内在理路,而非"随得随编"。故于七十列传中,寻其连续之因,以申相继之理,得知在时序之外,或有以学风近似而相续之;或有事迹同类则串连之;或有处事相涉便贯通之;或有地域相近似故序列之。是皆可以见史公编排之妙趣,文中析七十篇,以察编次之理,试考史公之旨,以成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