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迁笔法:定褒贬于论赞

从《左传》"君子曰"到《史记》"太史公曰",标志着史家从道德评价主题到历史评价主题的转变。《史记》论赞有显、隐之别。所谓显,或借仁人君子之义行壮举抒发敬仰之情;或书昏君权臣之暴行劣迹发泄怨愤之意;或述王朝更迭、世族盛衰以寄托兴亡之感;或对重大事件提要勾玄以探其成败之因;或深察人心向背以昭示民意之不可诬;或阐明写作本旨、书法义例以成其一家之言。所谓隐,或反话正说,似褒实贬;或侧笔反衬,寓有深意;或暗含影射,曲笔诛心;或言此意彼,绵里藏针。

论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具有相同之处,即两者都紧紧围绕传记人物性格的同与异两方面展开,都具有比较发达的历史比较类型意识和明确而细致的比较观念;不同之处则在于,从比较史学的观点来看,普鲁塔克传记的重点是在比较认识的第一阶段———异中求同,侧重于表现传记人物性格的共性和道德理想性,因而其史学比较还局限于道德史学的范畴之中;司马迁则在异中求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同中求异,因而列传中历史人物一方面能够同真实的历史联系起来,以展现历史的个性,突出地体现了传记的史学比较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司马迁的比较史学思想突破了道德史学的桎梏,进入了探求历史规律———“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境界。造成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者各自历史观念和世界观的不同。从现代传记史学观念来看,司马迁的比较史学观念更符合现代中西史学比较的发展趋向。

创造性阐释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优秀史著不仅记载了丰富详确的史实,寓含着高度的民族智慧,而且体现了精深的构思和编纂技巧,因而具有超越时空的宝贵价值。史书体例精心安排,就是一个十分值得深入发掘和总结的重要课题。体例精当是为了更加恰当地再现客观历史,是古代杰出史家编纂思想的组成部分;不同时代的史学名著在体例上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体现了史家的创新精神;精当运用体例又催生出史书在布局和结构上的协调、和谐之美。因此,体例精当具有思想性、创新性和审美价值的意义,对此进行专题探讨是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值得重视的新视角。

司马迁生年考

司马迁生年存在两说,此两说均以《博物志》为主要考证依据,抛开《博物志》,以司马迁著述为主要考证对象,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其推演思路是以《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征和二年为基准点,以"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向前推出司马迁出仕的时间在元狩六年至元鼎六年之间,从而排出"景帝中五年说",在确定了司马迁出仕时间段后,依据"二十而南游江、淮"一句来推算他出仕时的年龄在前117至前111年之间,由此向前推,得出司马迁的生年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段",即司马迁生年当在武帝建元三年至七年间(前138—前134)。

论司马迁对屈骚传统的接受

司马迁写作《史记》时,明显接受了屈原及其作品的传统。他不仅接受了屈原浓郁的抒情色彩,而且接受了屈原的文艺思想和其独具魅力的人格。

《史记》对君权神授的质疑和讽刺

文章分析《史记》中反对君权神授的表现,一方面,直接对君权神授理论发起冲击,正面质问和驳斥,或是就某一不合理的事件发出自己的疑问;另一方面,则是从侧面说明君权神授的滑稽和虚妄,揭露天命和异象的人为成分和统治者的阴暗面,并表现未受天命的小人物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从而对天命的公正性提出质疑。

伍子胥“掘墓鞭尸”及其证伪

文章针对世传伍子胥"掘墓鞭尸"事,对现存相关历史文献记载按年代顺序进行梳理并发现,古代史事记载最权威的历史著作《春秋经》《左传》以及《国语》等对此均未作记载,而《吕氏春秋》《淮南子》《榖梁传》等只记载"鞭坟""鞭墓""挞墓"等,至《史记》才出现"鞭尸"。唐司马贞和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都对伍子胥"掘墓鞭尸"提出质疑。对历史层累记载的梳理结果或已说明:"掘墓鞭尸"乃为后世复仇之风炽盛时代所杜撰并加诸伍子胥头上的不实之辞。

司马迁身世研究综述

有关司马迁身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受宫刑原因及死因等问题的探讨上。对司马迁受宫刑原因的探讨,有自请宫刑说、"沮贰师""诬上"说、"沮贰师""诬上"为次因与"文字狱"为主因说、绝对君权下的牺牲品说、非武帝示意系狱吏加罪说、思想性格悲剧说等。对司马迁死因的探讨,有获罪致死说、自杀说、自然之死说等。

司马迁墓祠文化述论

自西晋以来,韩城司马坡上的司马迁墓祠千百年来历代维护,沿革有序,祭祀不绝,文人凭吊,官民祭奠,赞颂盈耳,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块圣地,形成了彪炳千古的墓祠文化:墓祠祭祀文化、墓祠碑石文化、墓祠诗赋文化、墓祠精神文化等。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是这种担当与奉献精神,让司马迁墓祠成为历代文人净化心灵、文化报国的胜地。

从“观人”“揣摩”到对“为人”的全面关注——论司马迁对人的研究的集大成之功

中国长期以来积累起种种识人、知人之法,春秋时期的"观人"、战国时期的"揣摩"之外,还发展起了关注人物"为人"之风。司马迁为写《史记》,一辈子和人打交道,他对人物"为人"的关注非常突出,一部《史记》,"为人"一词160处,正指人物"为人"的就有89例。在研究人物"为人"上,他发挥自己在识人、知人上的三大优势,为人作传,每每要"想见其为人",而"想见其为人"的过程,实际就是作者为人物塑像、捉魂的过程。司马迁关注人物"为人"的结果和标志,一是《史记》书中人物心理描写显著增加,二是精于捕捉和锁定特定情势下人物的心理心态。司马迁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对人了解最深、最透,最懂人心的人。

论《史记》中的“宣汉”思想

《史记》中体现了司马迁强烈的宣扬汉德之情,这在《史记》表明著史目的的自序和其他篇章中有非常明确的表达。“宣汉”思想是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愿和对史家职责更深层认识的结果,是史学实录精神的要求,也是他内在思想的逻辑旨归和进步史观的必然结论。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袁传璋先生《太史公生平著作考论》的境界

本文着重评介《太史公生平著作考论》一书在司马迁生卒年、在《史记》叙事起讫与演变等考证上做出的新贡献,评论书中所提出的“司马迁在中华文明史中的地位”这一问题的重大意义;也兼而论及一种学风。

司马迁受腐刑于太始二年说

对司马迁受腐刑的年代,《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有互为矛盾的记录,这是因记录重点不同而造成的差异。排比《史记》、《汉书》和《报任少卿书》等史料,勾勒“李陵之祸”过程,可以确定司马迁“李陵之祸”是从天汉三年初下狱开始,至太始二年受腐刑出狱止,历时四年。《自序》中“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一句,就是记录了从司马家在舜时为史官到司马迁出狱的历史。

郭沫若为司马迁祠墓题诗再辨

郭沫若先生为陕西韩城人文胜迹司马迁祠墓题写的“龙门有灵秀”一诗气魄宏大,感情豪放,书法遒劲有力,意韵天成,对司马迁的评价可与鲁迅先生的名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相媲美,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关于郭沫若为太史祠题诗这件事的由来,一直存在几种不同的说法,至今尚无定论。文章从《郭沫若年谱》入手,对这一学界疑案进行深入探究,廓清迷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司马迁后人考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因著《史记》而流芳百世 ,为后人皆知。但关于司马迁有没有后代、若有又在何处等问题却鲜为人知。笔者亲访太史公故里韩城 ,寻根访源 ,对此问题进行了考证和回答。

忽必烈祭祀司马迁并为其重建祠墓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他所著的旷世巨著《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书之典范。《史记》记载了我国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四史'中之首。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匈奴列传》、《大宛列传》等文章中,对我国北方、西北和西南的各少数民族作了记载和论述。提出了'华夷同宗,民族平等'的宏大民族观念。首次将我国的少数民族统统纳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而不是把少数民族列入蛮夷之列,予以歧视。'华夷同宗,民族平等'的宏大的民族观念吸引着忽必烈,为他要建立一个统一正统的封建王朝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缓解民族矛盾,证明自己是正统的中华帝王,元世祖忽必烈下旨在司马迁故里——陕西的韩城,对司马迁进行了隆重的祭祀,并重新修建了司马迁祠庙和衣冠冢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