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具有相同之处,即两者都紧紧围绕传记人物性格的同与异两方面展开,都具有比较发达的历史比较类型意识和明确而细致的比较观念;不同之处则在于,从比较史学的观点来看,普鲁塔克传记的重点是在比较认识的第一阶段———异中求同,侧重于表现传记人物性格的共性和道德理想性,因而其史学比较还局限于道德史学的范畴之中;司马迁则在异中求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同中求异,因而列传中历史人物一方面能够同真实的历史联系起来,以展现历史的个性,突出地体现了传记的史学比较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司马迁的比较史学思想突破了道德史学的桎梏,进入了探求历史规律———“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境界。造成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者各自历史观念和世界观的不同。从现代传记史学观念来看,司马迁的比较史学观念更符合现代中西史学比较的发展趋向。

史迁笔法:定褒贬于论赞

从《左传》"君子曰"到《史记》"太史公曰",标志着史家从道德评价主题到历史评价主题的转变。《史记》论赞有显、隐之别。所谓显,或借仁人君子之义行壮举抒发敬仰之情;或书昏君权臣之暴行劣迹发泄怨愤之意;或述王朝更迭、世族盛衰以寄托兴亡之感;或对重大事件提要勾玄以探其成败之因;或深察人心向背以昭示民意之不可诬;或阐明写作本旨、书法义例以成其一家之言。所谓隐,或反话正说,似褒实贬;或侧笔反衬,寓有深意;或暗含影射,曲笔诛心;或言此意彼,绵里藏针。

创造性阐释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优秀史著不仅记载了丰富详确的史实,寓含着高度的民族智慧,而且体现了精深的构思和编纂技巧,因而具有超越时空的宝贵价值。史书体例精心安排,就是一个十分值得深入发掘和总结的重要课题。体例精当是为了更加恰当地再现客观历史,是古代杰出史家编纂思想的组成部分;不同时代的史学名著在体例上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体现了史家的创新精神;精当运用体例又催生出史书在布局和结构上的协调、和谐之美。因此,体例精当具有思想性、创新性和审美价值的意义,对此进行专题探讨是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值得重视的新视角。

史迁风神与六一风神

作为宋韵之一的六一风神,其独特之处在于,茅坤预设了汉代的史迁风神,而六一风神来源于史迁风神。风神来源于明代小说关注人物形象批评的传神论,而六一风神同时具有宋代文化特质的儒者风神、宋调、台阁体、人情说的特点。风神论之魏晋风神特有的悲剧精神与生命意识也融入了六一风神之中,从而铸造了六一风神丰富复杂的绝世品格,也形成了汉宋风神的不同内涵。

司马迁生年考

司马迁生年存在两说,此两说均以《博物志》为主要考证依据,抛开《博物志》,以司马迁著述为主要考证对象,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其推演思路是以《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征和二年为基准点,以"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向前推出司马迁出仕的时间在元狩六年至元鼎六年之间,从而排出"景帝中五年说",在确定了司马迁出仕时间段后,依据"二十而南游江、淮"一句来推算他出仕时的年龄在前117至前111年之间,由此向前推,得出司马迁的生年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段",即司马迁生年当在武帝建元三年至七年间(前138—前134)。

论司马迁对屈骚传统的接受

司马迁写作《史记》时,明显接受了屈原及其作品的传统。他不仅接受了屈原浓郁的抒情色彩,而且接受了屈原的文艺思想和其独具魅力的人格。

《史记》对君权神授的质疑和讽刺

文章分析《史记》中反对君权神授的表现,一方面,直接对君权神授理论发起冲击,正面质问和驳斥,或是就某一不合理的事件发出自己的疑问;另一方面,则是从侧面说明君权神授的滑稽和虚妄,揭露天命和异象的人为成分和统治者的阴暗面,并表现未受天命的小人物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从而对天命的公正性提出质疑。

司马迁身世研究综述

有关司马迁身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受宫刑原因及死因等问题的探讨上。对司马迁受宫刑原因的探讨,有自请宫刑说、"沮贰师""诬上"说、"沮贰师""诬上"为次因与"文字狱"为主因说、绝对君权下的牺牲品说、非武帝示意系狱吏加罪说、思想性格悲剧说等。对司马迁死因的探讨,有获罪致死说、自杀说、自然之死说等。

从“观人”“揣摩”到对“为人”的全面关注——论司马迁对人的研究的集大成之功

中国长期以来积累起种种识人、知人之法,春秋时期的"观人"、战国时期的"揣摩"之外,还发展起了关注人物"为人"之风。司马迁为写《史记》,一辈子和人打交道,他对人物"为人"的关注非常突出,一部《史记》,"为人"一词160处,正指人物"为人"的就有89例。在研究人物"为人"上,他发挥自己在识人、知人上的三大优势,为人作传,每每要"想见其为人",而"想见其为人"的过程,实际就是作者为人物塑像、捉魂的过程。司马迁关注人物"为人"的结果和标志,一是《史记》书中人物心理描写显著增加,二是精于捕捉和锁定特定情势下人物的心理心态。司马迁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对人了解最深、最透,最懂人心的人。

论《史记》中的“宣汉”思想

《史记》中体现了司马迁强烈的宣扬汉德之情,这在《史记》表明著史目的的自序和其他篇章中有非常明确的表达。“宣汉”思想是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愿和对史家职责更深层认识的结果,是史学实录精神的要求,也是他内在思想的逻辑旨归和进步史观的必然结论。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袁传璋先生《太史公生平著作考论》的境界

本文着重评介《太史公生平著作考论》一书在司马迁生卒年、在《史记》叙事起讫与演变等考证上做出的新贡献,评论书中所提出的“司马迁在中华文明史中的地位”这一问题的重大意义;也兼而论及一种学风。

司马迁受腐刑于太始二年说

对司马迁受腐刑的年代,《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有互为矛盾的记录,这是因记录重点不同而造成的差异。排比《史记》、《汉书》和《报任少卿书》等史料,勾勒“李陵之祸”过程,可以确定司马迁“李陵之祸”是从天汉三年初下狱开始,至太始二年受腐刑出狱止,历时四年。《自序》中“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一句,就是记录了从司马家在舜时为史官到司马迁出狱的历史。

司马迁后人考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因著《史记》而流芳百世 ,为后人皆知。但关于司马迁有没有后代、若有又在何处等问题却鲜为人知。笔者亲访太史公故里韩城 ,寻根访源 ,对此问题进行了考证和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