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作史”说质疑

司马谈作史,初唐时提起,之前并无此说。此后直到清代以前,学者只凭想当然,予以断定。清人方苞、俞正燮等根据对《太史公自序》的理解,从《史记》中寻找司马谈遗文,开考证之先河。王国维根据《刺客列传》等三篇的赞中提到公孙季功、董生、他广、平原君子俱与“余”有交往,而此数人行辈“远在司马迁之前”,推测文中的“余”是司马谈。以顾颉刚为代表,后世学者据此认定司马谈作史,并不断推衍,持论也更加肯定。其实,此说立论的文献依据有问题:其一,《太史公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其中的“先人”所指并非司马谈,而是世为史官的司马氏先祖和孔子。其二,“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只能是司马氏先祖和孔子“所次旧闻”,并非司马谈作史之断限,更非《史记》著述的目标。其三,即使《刺客列传》等赞中的“余”就是司马谈,也不能证实司马谈作史,而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父语入赞,班固著《汉书》即依此例。总之,“司马谈作史”说,因文献不足征,只可存疑,不能确定。

《史记》与目录学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出于史官的职责和自身的学术理想而对先秦图书进行了校勘整理。受其学术理想的限制,校书并没有为后世留下目录学专著。而作为校书的成果,《史记》则展现了司马氏父子的处理文献的方法、图书分类的标准和学术溯源精神,而这些又被刘向、让歆父子继承,奠定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基础。

司马谈临终遗命与司马迁人生转向

司马氏家族的传统实为多元,司马迁并非出身于纯粹的"史官世家"。他处于武帝"有为"之世,青少年时期志在立功荣祖。仕为郎中后以"辩智闳达"得到武帝器重,奉使西征南略,仕途不可限量。司马谈临终遗命改变了司马迁的人生取向,继任太史,由立功转为立言。先父遗命成为司马迁的纂著指南和精神动力,指导、鞭策、支持他发愤著书,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第二部《春秋》——《太史公书》。

论惠羊皇后与晋末政治

惠帝羊皇后出自西晋高门泰山羊氏,"八王之乱"时被权臣孙秀册立为皇后。在晋末之乱中,羊皇后废立由人,只是一个傀儡式人物,但在各种政治势力争斗的过程中,她时常被推到前面,成为各方角力的工具。

司马迁何以成为文化巨人

司马迁是在陕西黄土地上诞生并成长起来的世界文化名人,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化巨人,除了时代、地理等条件特别是自身的刻苦自励、不懈努力外,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悠远的史学家传,二是父亲的培养教育,三是"李陵之祸"的反面刺激与促成。三方面便是深深作用于司马迁主观并使之成为文化巨人的主要原因。

太史公为司马谈者辨识

《史记》正文中,"太史公"出现156处,既有司马迁原文,又有东方朔、杨恽所署加的。唐人张守节误注"太史公"为司马迁"自谓""自号",致使后人忽视了《史记》中对司马谈的记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议""读""推"等,表明是对司马谈事迹的记述。《史记》原文太史公是司马迁对父亲司马谈的记述和话语的引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分清哪些"太史公"是司马迁对父亲的称呼,哪些是东方朔等所加之,不但对读懂《史记》是重要的,而且对了解《史记》的创作过程和司马谈对《史记》创作的贡献都有重要意义。

司马谈、司马迁思想异同辨

司马谈的思想是以道家为主兼取诸家,而司马迁的思想是以儒家为主兼取诸家,二者有着显著的不同,但都带有“集大成”和“与时俱进”的性质,因而都处于当时思想界的前列。

人伦与制度——对于司马谈论儒家之哲学分析

从未制定过国家制度的儒生在西汉面临将德性转化为制度的难题。出身史官世家而又尊崇黄老的司马谈在这一进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在《论六家要旨》中,司马谈从儒学内部对儒学德性进行了制度性改造。司马谈指出,由于经传礼仪的烦琐,儒者既不能得儒学之"要",事实上也无法不知"要"而仅仅遵从经传礼仪的规定,于是儒学之内在和外在之整体性都亡失了。此后,只能以外在规定性重构儒学之整体性,而重构儒学的外在规定性即贡献何种治术。基于此,司马谈整合儒学丧服中"三至尊"与"三至亲",得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四伦,无形中去除了儒学五伦中责善的朋友一伦,实则取消了作为先秦儒学德性之根基的伦理之相互性。四伦是单向性的上下伦理,于是服从取代了关爱,重构了儒学。最终,四伦所重构的伦常及基于此伦常的儒学得以顺利对接以秦制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王朝政制,并成为其德性基础与观念形态。

汉代文史三大家的学术承变

汉代文史三大家:司马谈和司马迁、刘向和刘歆、班彪和班固,以其通达古今的学识和卓越的学术成就,侧身于西汉前期、后期和东汉前期学术领军集团的前列。司马氏父子发凡起例,首创纪传体通史、传记文学之先河。刘氏父子考镜源流,开启了大规模校理著录图书文献的范例。班氏父子继踪前贤,包举一代汉史,成为后世正史的"不祧之宗"。三家学术思想,不仅父子相继,承变有序,又因时变迁,各显异趣,以其丰富的内涵,再现了两百年期间汉代政治演变、文史并进、经学转合的历史轨迹。汉代三大家的不朽成就,于中国学术文化的推进与发展,影响至深弥远。

《论六家要旨》的学术史意义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一文首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再见于《汉书·司马迁传》。该文短小精悍,要言不烦,在辩证地分析总结各家学派学术思想要点与得失的基础上,对先秦诸子流派进行了明确的分类,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考察探究先秦学术思想,自不能回避或无视《论六家要旨》一文。

司马迁家世新考——以汉初爵位制度为视角进行考察

历来对司马迁的研究,多集中在司马迁本人,而很少谈及他的家世。本文通过汉代的爵位制度,对司马迁家世中某些时间点进行考察,可以推证出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出仕的具体时间,以及其祖父五大夫喜的卒年范围。同时亦可证明司马贞《索隐》所援《博物志》佚文的准确性,对司马迁研究,具有一定价值。

天人古今:司马谈的学问结构

司马迁将司马氏的世系追溯到颛顼时代的重黎,最终想要追溯的不是血脉的源头,而是家族担任天官的起点。其父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使其能认识时间的本质、天地的结构和思想的原则;"受《易》于杨何",故能以《易》变通时代局限;"习道于黄子",又能从整体视野出发以尽黄老之用。三种学问,以天官为古为天,以道论为今为人,以《易》居中,沟通天地以究天人之际,贯穿古今以通古今之变。司马谈试图恢复的太史文化,实为综合三种学问以成其整体认识最后化成《论六家要指》中的道家。

汉武帝封禅与司马谈之死

封禅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盛典。汉代以前曾有多次封禅的记载。汉武帝封禅具有登天成仙性质。汉武帝的成仙封禅导致了司马谈死亡。汉武帝封禅使司马迁强化了对历史的认识 ,提出了德治的思想。

“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再评议

在对司马迁及《史记》褒抑不一的众多评议中 ,尤以班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论断最为著名。先哲时贤 ,或认为班氏误将司马谈之言等同于司马迁之意 ,或以为司马氏父子价值取向不同 ,“黄老”“六经”异学 ,多持批评否定之态度。尽管从汉武帝时代已经开始崇扬儒学 ,但黄老政治依然在社会诸方面保持强劲的影响。具体言及司马氏父子的思想价值取向 ,虽然呈现出复杂的情况 ,但总体而言 ,司马氏父子还是推崇“黄老”之学的。降至东汉时期 ,儒学完全占据政治统治地位 ,而这一变化正是班固批评司马迁及《史记》的主要动因。细绎班氏之语 ,从中寻觅两汉思潮变化的轨迹 。

从司马迁的成功看司马谈的家教思想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家,他的成功,父亲司马谈的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就司马谈为何选择家庭教育来培养司马迁,他的培养计划,他的成功实践等方面作了研究,总结出教育的一些经验,希望能对目前的家庭教育有所启迪.

简论司马谈对司马迁的影响

《史记》是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巨著 ,而司马迁能成为巨著的执笔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父亲司马谈。司马谈要求司马迁“绍时世 ,正易传 ,继《春秋》 ,本《诗》、《书》、《礼》、《乐》” ,使司马迁在述史时具有了哲理性和时代性的特点 ;而司马谈述史欲论载的是“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 ,这使司马迁在人物塑造选择方面有所取舍 ,又能做到以人折射历史发展的态势 ;司马谈身为太史有着中国史学家高尚的品德和执着精神这深深地影响着司马迁 ,以致他身处逆境时仍能隐忍苛活 ,以史学家的正直实录精神记载历史 ,并能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思考历史 。

司马谈论道家的尚简政治思想

司马谈是西汉时期的史学家、思想家和大学者。他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作过深入研究,其成果集中体现在《论六家要指》一文之中。司马谈从"务为治"即把六家学说定性为治理国家的政治学说发论,把道家的政治思想与阴阳、儒、名、墨、法等五家的政治思想作了区分和比较。他认为,道家吸收了其他五家的长处,又没有五家的短处,比较明确地把道家无为政治思想概括为简易政治思想,形成了道家独特的简易政治思想风格。司马谈虽然论的是道家,但主要讲的是老子。

《论六家要指》思想体系与中国传统意识形态

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是一个综合创新的思想体系。在司马谈融摄五家的道德家整体思想图景中,万民居于最下之阴阳家层次,被天象与律令的主客观双重必然性所束缚,此即秦汉墓葬中大量日书与律令同出的思想史意义。百官居于中层之儒墨层次,实则整合荀墨,既以天人相分破阴阳家之天象必然性,但又以荀子之顺天合墨子之敬天明鬼,以兼摄阴阳家,神道设教。君则居于最上之名法层次,执道生法,治吏不治民。汉代以来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核心,实际上是司马谈融摄五家的道德家思想。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阴阳家评价之初探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先秦诸子思想进行了精要的总结。阴阳家作为六家之一,在先秦学术史上拥有着崇高的地位。从《论六家要旨》的文本出发,考据先秦时期阴阳家的发展历程,进一步研究司马谈对阴阳家评价中“四时之大顺”的优点以及“使人拘而多畏”的缺陷,由此探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阴阳学派发展中承上启下的作用。

司马谈学术思想新论——兼谈《论六家要旨》的文章属性

从司马谈的生平、成长环境、历任官职、政治站位等方面入手,通过澄清他与汉武帝、与黄老学派、与儒学思想之间的几个问题,进而论述司马谈的学术思想。首先,司马谈是伴随汉武帝35年的腹心股肱,不可能是一个黄老思想的承载者;其次,司马谈所谓“抑儒”“亲儒”均是“包容并举”的史家“实录”精神的体现。再次,《论六家要旨》不应该是战斗檄文,而应该是他为史学创作而写的提纲便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