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献赋纪事的书写模式与后世拟效

与受诏被动作赋不同,献赋是赋家主动向君主投献赋作。献赋纪事一般包含四个要素:赋家作赋、进呈赋作、帝王读赋、赋家为郎。其中赋家主动进献是核心,而帝王反馈则是此类纪事着重介绍的内容。汉代献赋故事广泛流布,引起历代文士、帝王仪式化的行为模拟以及史家模式化的历史表述。除复现献赋活动外,唐代诗人通过自比相如、扬雄献赋,为参加科举考试赋予自荐于天子的能动意味。而一旦科举失利,“献赋不售”又成为常见的诗歌表达。

论诗文创作中历史人物的层次性批评及其多重意义——以唐代文学中的司马相如现象为例

两汉辞宗司马相如在唐代文学中具有极高的关注度,各个分期的文学大家都对其有所谈及。唐人分别以景点、地域、故事、时人等角度入手,将司马相如从单纯历史人物的文学书写逐渐转变为时人精神世界与生存状况真实呈现的重要载体。对于司马相如文学创作的批评,则是李唐综合国力、时代风气、文学思潮诸因素合力影响之结果。于是,个体生命过程的丰富性结合有唐一代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使得司马相如在唐代文学中呈现出难以复制的多重意义。

论司马相如大赋的丽美意蕴

司马相如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汉赋大家,“丽”是大赋的自觉审美追求,历代学者对司马相如大赋的丽美多有阐发。总体而言,司马相如大赋的丽美意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气吞山河的宏丽之美、细腻柔和的靡丽之美以及众色炫耀的绮丽之美。司马相如的大赋推动汉代赋体向丽美方向发展,其丽美理念和文学实践对后世赋体创作产生重要影响。

从司马相如人生轨迹看西汉士人的社会流动

司马相如一生流动轨迹恰能反映西汉社会流动的现实。“以訾为官”、“赋奏”为郎的经历对应“訾选”制、察举制、博士弟子课试制3种选官制度的实行,展现了西汉士人上行流动的主要方式;因病免官、市肆卖酒、“受金”失官的经历对应西汉下行流动的两种现实:由官为民,由“士”转向其他阶层。

诵赋而惊汉主——司马相如与汉宫廷赋考述

司马相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宫廷文学侍从,他的宫廷赋创作三次"惊"动汉武帝,既成就了他与武帝一生的文缘,也奠定了其在赋史上的"赋圣"地位。相如献给武帝的"天子游猎之赋",形象地表现了汉武帝时期文化的形成,他的创作既是汉帝国文化制度统一进程的产物,又引领了汉赋由蕞尔小邦而蔚然大国的新时代。但由于汉代赋家的生存地位与创作处境,相如始终只是皇帝身边的弄臣,其赋作的内在矛盾,同样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

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新论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难蜀父老》的创作背景及讽谏主旨,都不十分明确。从宋至今,人们从各种角度对《难蜀父老》的主旨提出不同看法。作于汉武帝元朔二年的《难蜀父老》,有着主开发与反开发以及担心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决策转变的政治背景与创作心理背景。其讽谏主旨是借晓喻天子之意,打消汉武帝开边的犹豫,坚定汉武帝开边的信心。司马相如对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意义的论述,在"中国"与四夷关系处理上,是对羁縻文化政策的重要补充,给汉武帝开边决策提供了文化意义上的支持。

文君、相如故事的文化解读

《史记》所载司马相如"琴挑"文君与文君"夜奔"的故事,历代学者对该故事乃有不同的解读,从中折射出不同的价值取向。这些解读,或褒或贬,或有感而发,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的现象。选择不同阶段有代表性的不同观点略作点评,不失为一个有趣味的话题。

文化名人的研究方法和价值追求刍议——以司马相如研究为例

以司马相如的研究为例,对历史文化名人的研究方法和价值追求作了探讨。认为对祖国的文化名人、乃至民族文化的"原生态"应有起码的尊重、理解、发掘和保护,进而为历史文化承传提供积极健康的资讯,是文化名人之学术研究的价值目标;集传统的考据学方法、"知人论世"法、近现代的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法为一体,并将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与现代系统论方法接轨,则是实现这一价值追求的科学态度及方法。

司马相如与儒学

汉代为儒学独尊和大赋创作兴盛的时代,而司马相如正处于汉代崇重儒学和赋创作最兴盛的时期。作为著名的大赋作家,司马相如身上自然会出现儒学的印记。分析司马相如时期四川地区的文化、教育及儒学接受的情况、汉武帝时期儒学情况及其与赋创作的关系、司马相如作品中表现的儒学思想,可知司马相如与儒学的关系密切。

代天子立言:司马相如文本的精神解读

从景武之际到元狩四年这30年决定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司马相如以其一系列文本,一再为汉天子与汉帝国的内在意志立言。从内诫诸侯守职到外攘匈奴侵扰,从北出师以讨强胡到南驰使以化西南,从鼓荡大一统文化中国诞生到促成大一统文化中国实现,从"修山川之祠"到封禅泰山以告汉德大成,从"顺天道以杀伐"到"往而知返",这些具有汉武时代特征的进程,在相如文本中都得到了形象化体现。其中,《上林赋》于汉武即位初,先行代言出汉武"罪己诏"的本质内容,勾画出汉武"晚而改过"的未来形象。

弹琴而感文君——司马相如“琴挑文君”说解

有关司马相如在临邛"琴挑文君"的本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据相如自叙,记述甚详,然其间的文化内涵与婚俗背景,尚值得进一步探索与思考。"琴挑"作为一种媒介传统,实与琴心、琴制以及"以乐行媒"的文化内涵相关,而这段因"琴挑"而成就的婚姻,后世或褒或贬,都存在着非历史化的偏差,这又需要将其置放于西汉初年的婚俗文化背景去考察,以阐发其现实的合理性。

司马相如《大人赋》献疑

司马相如《大人赋》之题,“大人”并非专指帝王,而是指得道之人。今观《大人赋》内容,可知其叙写的是大人由求仙而至得道的精神历程。再结合《史记》所述司马相如的一生的政治遭际对其心理的影响,可以认为《大人赋》是一篇从传统的“悲士不遇”的主题中游离出来的游仙兼思玄作品。

论“盛览问作赋”的文学史意义

有关《西京杂记》所载司马相如"答盛览问作赋"的史实,前贤仅从文献的真实性有所考辨,而对这则文献所包含的赋论价值及文学地位,则罕有论述。其实,这则有关相如与盛览论赋的言谈,无论是在汉代,还是在《西京杂记》编纂的晋代,都是历史上首次纯文学的问对,这又可从文人与文学、文学的广义与狭义、汉晋赋论的变迁三方面加以论证。而"相如曰"中的"赋迹"与"赋心"说,作为赋体创作论的最初示范,在宋、明以后赋学史上得到极度的张扬,不仅使之变为成就司马相如"赋圣"说的一则重要的理论材料,而且在此不断构建"赋圣"的历史进程中,也成就了这则文献本身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

《文选》所录《子虚赋》、《上林赋》及《洞箫赋》创作时间新考——兼考王褒卒年

《文选》所录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原为一篇,其创作当开始于建元六年,定稿当在元光元年五月至九月间;《子虚赋》部分当完成于建元六年秋稍前,《上林赋》部分当作于建元六年底至元光元年五月稍后。学术界将王褒的《洞箫赋》系年于神爵元年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对王褒入朝时间和卒年缺乏考证。王褒入朝当始于神爵元年。王褒之卒年,当在甘露四年或黄龙元年。其《洞箫赋》当作于五凤三年。

西汉文章两司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考论

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分别在辞赋和散文领域占据着制高点,文学史上一向有“西汉文章两司马”之称。与一般并称作家所不同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司马相如立传,使他在当时文坛独占鳌头的地位得到史册的确认。本文认为,同一姓氏的自豪感、亲历目见的深刻印象、共有的出使巴蜀经历,以及对其文学才华的钦佩赞赏,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构成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的动机和目的。“两司马”的文章虽然表达方式大有不同,一虚夸,一实录,但同样有着汪洋恣肆、壮阔雄伟的宏大气象,代表了西汉武帝时代宏放豪迈的文化精神。

论司马相如在开发西南夷中的贡献

司马相如在汉武帝时期先后两次出使巴蜀,作《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准确地宣示了汉王朝的旨意,对开发西南夷作了政策上和理论上的阐述,安定了民心,取得了开发西南夷的成功,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干,同时对汉王朝经营西南地区,开通南丝绸之路也有着重大意义。

“汉赋”确立与汉帝国文化政策的展开

《史记》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作为汉赋产生的关键人物,这种记载实际上具有明显的后世“先入为主”的叙述语气。从《史记》的记载看,汉赋具有包括楚辞、《诗经》、荀卿赋等不同先秦源头,并且具有明显的“楚文化”特征,以及吴、梁、齐、蜀等地域文化的影响。汉赋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除了其自身与黄老、神仙、儒术的思想关系外,更在很大程度上调和了黄老与儒术的矛盾,迎合了汉武帝的政治、文化需要,这是汉赋得以顺利登上政治舞台的重要原因。而具有“帝国”气象的汉武帝时代的主要文化政策与政治理想,也因汉赋得以顺利展开。

唐人李远《题桥赋》说略

李远《题桥赋》是唐文宗大和五年(831)进士赋题,这篇作品以司马相如题桥事迹为本事,精妙地传达出"警后进而慕前贤"的名胜意义。司马相如与李远先后辉映,作为蜀人出外打拼成就事业的典型,他们的个性和行为,他们为人生理想奋斗的精神,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关于司马相如故里问题的再探讨

关于司马相如的籍贯,历来多认为是蜀郡成都。我们在大量查阅古代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司马相如的故里当在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成都为相如最后落籍之地。

司马相如“买官”“窃色”“窃财”辨正

从西汉扬雄开始,对司马相如的批评就没有中断过,批评的焦点集中在"买官""窃色""窃财"方面。汉初文景时期曾实行"赀选"的选官制度,司马相如"以赀为郎"凭借的正是这种国家法定方式,是合法的,不存在"买官"的问题。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成都,是采用当时娶寡妇常用的"协议抢婚"的方式,不存在"窃色"的问题。至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从卓王孙那里得到了巨额财富,其中很大部分按照当时的法律是卓文君应得,不存在"窃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