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大赋发展与皇权变迁

文景时期赋的创作者主要集中在诸侯身边,显示了诸侯王本身的强大实力。武帝收回诸侯的权力之后将赋家招揽到了自己身边,要求他们用大赋彰显皇帝的权威,并以赋家作为安抚各地的代言人,以此达到通过文化渗透集中皇权的目的。宣帝时期大赋已成皇帝专用的颂赞式文章。成帝则因后宫乱序、频繁扰民而逐渐失去皇室在民间的威望,皇权开始衰落,故而此时大赋以讽谏为主题。西汉末王氏篡权,大赋也失去了政治功用,转而成为个人创作。可见西汉大赋的发展与当时皇权的变迁息息相关。

大一统视域下的司马迁炎黄共同体理论

司马迁大一统民族观指导下的炎黄共同体理论背后隐含着三重内在逻辑,即大一统的王朝观,通过探讨大一统王朝的民族分布格局来证明汉王朝的大一统源自“华夷一体”“天下一体”;“华夷共祖异族”观,“共祖”与“异族”辩证统一,凸显“天下一家”的“华夷之辨”;以华统夷的“汉为天下宗”,在炎黄共同体内“华夷有别”,“以华统夷”不是由血缘决定的,乃民族文化差异所致,刘汉王朝是唯一具备合法统一“华夷”的“天下宗”。它们还是炎黄共同体理论的终极目标,昭示出“华夷之辩”是如何从战国时的“华夏一统”发展成为司马迁的“华夷一统”。司马迁大一统思想主导下的炎黄共同体理论可视作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设进程中迈出的第一步,对后世的民族观、历史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发展贡献了丰富的理论。

曹魏建立前后的内部反曹集团研究

曹魏建立前,在曹操控制的东汉政权内部先后产生了以董承、金祎、魏讽为首领的三个反曹集团;曹魏建立后,在曹魏内部又产生了以司马懿为首领的反曹集团。曹魏内部频繁滋生反曹集团的深层根源,在于曹操的政治行为违背了儒家忠君的政治道德,引起忠汉派的反对。曹魏建立后司马懿反曹的直接根源在于其对曹操的极度仇恨,司马氏逐渐成为反曹集团的领袖人物。东汉末期反曹集团发动的数次未遂政变,迫使曹操不敢轻易称帝,被迫大力整顿内部,反曹集团客观上援助了刘备、孙权的抗曹活动;曹魏建立后形成的以司马懿父子为领袖的反曹集团,通过发动高平陵事变,成功夺取了曹魏的中枢大权,奠定了司马氏代魏建晋的基础,但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由北方政权完成国家统一、结束南北分裂的时间。

关于《晋书·宣帝》“上庸城三面环水”说对学界负面影响的看法和建议

《晋书·宣帝》“上庸城三面环水”说,严重地滞碍着庸楚文化和鄂西北历史文化的研究,致使一千多年来的庸都确址之谜无解,而且曲解了今日竹山县城在西魏时之所以成为竹山县城所在地的历史真相,掩盖了房陵城是三国新城郡首府所在地、同时也是司马懿与孟达之战的发生地的真实历史。

太史公的楚辞学:《史记》屈原、贾生合传之因考辨——兼说今本《楚辞》篇次的来源之一

前人关于《史记》中屈原、贾谊合传原因的讨论,多停留在现象总结的层面。从发生学角度,联系《史记》的全书体例和《屈原贾生列传》中对二人挫折人生的描述,可知该传创作的一个根本之因是寄托司马迁“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的“明世观”。同时,司马迁在该传中还欲呈示其所创设的“楚辞学”。为了展示此学派的完整和规模可观,于是只得选贾谊来与屈原“合传”,甚至不惜破坏全书中的时间体例以及贾谊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另外,立足司马迁的楚辞学,考察处于其前后的刘安、刘向编《楚辞》的相关议题,可发现刘安作了《楚辞释文》式的编纂,逻辑未密,而刘向作了《楚辞补注》式的编纂则颇为成理。

章学诚的《史记》观——以陈其泰重新解读《文史通义》为中心

章学诚关于《史记》的评论散见于《文史通义》各篇,乍看不成体系,实际最能抓住《史记》的撰述宗旨和精神,评价也甚为恰切,与同时期考证学家的学术取向迥异其趣。陈其泰重新解读《文史通义》,透过表象看到本质,揭示出章学诚《史记》观的三大核心问题:准确把握《史记》的宗旨和成就;驳斥无识者加在司马迁身上的诬妄之词;中肯指出纪传体的重大缺陷及改革方向。这些新的解读,让章学诚和司马迁之间的学术关联清晰地呈现出来。

北魏初至北周中的司马楚之家族兴替

北魏初期,司马楚之凭借个人才能及其与鲜卑贵族、皇室的姻亲关系,父子得以世袭王爵,担任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的要职。孝文帝时期,司马楚之家族世袭要职的特权被取消,爵位亦例降为公。司马悦为重振家族,改变了以往的姻亲关系,开始与汉族大族联姻,以抬高家族的地位。北魏末,司马裔归顺西魏(北周)政权,依靠乡里、宗族的势力,屡立功勋,从而受到统治者的宠信,然关东豪族的身份使司马裔最终未能进入西魏(北周)的政权核心或政治中心地区任职。

《史记》易学管窥

《史记》作为一部实录性历史巨著,记载了一些与《周易》相关的资料,这些记载既可以窥见中国易学发展的概况,又与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及情感体验相关,理解这些,对于全面把握《史记》的意蕴有重要意义。

论“空城计”的历史真实性

《三国演义》是我国家喻户晓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其中许多情节起着强化人物性格、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作用,不但广大读者耳熟能详,也为论者所津津乐道。其中广为流布的"空城计"故事,就充分体现了诸葛亮的过人胆略和出众智慧。由于《三国志·诸葛亮传》《晋书·宣帝纪》中均不见"空城计"记载,其真实性受到了质疑。查诸西晋以后的有关史料,并参证《三国志》中《蜀书》《晋书》其他相关人物传记,"空城计"不但在三国历史上实有发生,而且是诸葛亮军事生涯中充满惊险色彩战争传奇之一。

汉代的易学与史学

两汉时期,我国传统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辉煌成就。与此同时,易学也得到迅速发展,并对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陆贾、司马迁、班固、荀悦等著名史家深受易学的启迪和濡染,其史学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易学思想。汉代易学的发展为史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而史学的发展又促进了易学思想的广泛传播。易学与史学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共同推动汉代学术不断前行。

《三国演义》的人物、结构和主题

《三国演义》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小说着力表现的是曹操、诸葛亮、司马懿这三个接力式的人物,他们是三国这段历史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强者,其他人物都直接间接地陪衬或烘托这三个人物。

司马懿父子的卑劣人格:晋王朝松软的立国根基

晋王朝的实际建立者———司马懿父子,是以卑劣的政治手段,作为晋王朝的立国根基的。司马氏留给子孙的财富,只有卑劣的人格示范。前人卑劣的政治人格,让后代子孙无血亲榜样可倚恃,无贤明祖先可夸耀自豪,从而陷入其先人卑劣政治人格的绝境之中。这就导致了司马氏政权不仅得不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相反,却时时有人在进行颠覆活动。因此,司马氏王朝根基的稳固性极差。

司马迁与董仲舒夷夏观之比较

董仲舒和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涌现出的两位杰出的思想家。本文着重对两人的夷夏观作了比较论述,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先儒特别是《公羊传》的夷夏观,他虽然从大一统的角度提出了"王者爱及四夷"的思想,却重视依据"从变从义"的原则,借助于灾异论的形式来辨明夷夏之别;司马迁则"不斤斤于夷夏之别",《史记》从编撰体例到思想内含无不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夷夏一统的思想。

司马光《书仪》的撰作及现代启示

《书仪》是北宋司马光所撰的一部士庶通礼,该书是司马光对北宋礼乐不兴的社会现状所作之反思,意在满足北宋家族伦理建设之需要。司马光对前代的礼书颇为重视,特别是对于集唐代礼制之大成的《开元礼》多有评论。司马光还充分照顾到了北宋的风俗,当风俗合于人情、有益教化时,司马光则从之;当风俗不合人情、无益教化时,司马光则弃之。《书仪》对宋元明清时期士庶通礼之编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所具有的变通精神对于今天礼仪文明的重建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北宋礼学的转向——以濮议为中心

濮议是融礼仪、礼制、礼意、礼经为一体的礼学争议问题。从思想史角度考察其意义,可以获悉北宋儒学思想发展的新动向。司马光等人从维护皇权专制统治出发,强调"礼"具有的社会规范价值,以及对于维持尊卑等级结构的现实意义。欧阳修等人则从"礼"赖以存在的基础着手,彰显"礼"的人性本质,突出"礼"的内在精神实质与外在表现形式的相依关系。程颐从宇宙自然秩序入手,提出"天理"是"礼"的根本所在,坚守"礼"的伦常本位,对礼学融入理学的历史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论西汉士人对屈原自沉意义的思考

屈原的自沉对西汉士人心理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文章以纵向为经,动态地描述屈原自杀对汉代士人文化心理塑造和嬗变过程;以横向为纬,结构性地描述特定时期特定的思想文化资源。为集中主题,我们选取贾谊、司马迁、扬雄这三位分别代表西汉初、中、后期的文化巨人为参照,多方位地表现西汉士人对屈原自沉意义的文化思考。

评司马懿的战略战术特点

司马懿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军事家。他从政治高度去规划战略,调整战争走向,从而改变三国格局和进程。他常以粮食为武器,去打击敌人。即以自己和对方的粮食制定战略战术,在和孟达、诸葛亮、公孙渊作战时,因情况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攻守方略,最后对手都因没有粮食而败北。他还用抓住对方的要害方法,进行攻防转换去战胜敌人。这种战略战术的有机结合,标志着司马懿军事思想不断深化。

魏明帝与司马懿关系考论——兼及魏明帝朝的政治

司马懿是魏文帝临终前委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魏明帝即位后,将司马懿从朝中派往荆州御敌,后委以方任,这样他不再能直接参与朝中事务。曹真病逝前,魏明帝将司马懿调到西线抵御诸葛亮的北伐。公孙渊拥兵反叛后,魏明帝又派司马懿远征辽东,并对司马懿统兵作战表现出相当的信任。魏明帝临终前委任的辅政大臣中本来没有司马懿,说明他对后者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信任,但病中的他后来听信刘放、孙资的话,最终让司马懿与曹爽一同辅政。在魏明帝朝中,陈群与陈矫掌握实权并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他们对司马懿的态度耐人寻味。总体说来,魏明帝对司马懿可谓能用之于外而不会亲近之。至于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态度,可说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并通过在外尽力国事以逐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汉魏屈原论争背后的文化逻辑

汉魏时期,学者们出于各人不同的立场和时代观念,对屈原的评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本文即选取有代表性的学者如贾谊、司马迁、扬雄、王逸、刘勰等人的观点分为三类。透过屈原评论由极度的推崇转向贬责、再到中和的赞赏这一曲折转变,看汉魏时期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迁,以及在时代大观念下,文学理论受到的影响。

司马相如与通“西南夷”

司马相如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怀有建功报国的伟大志向。在汉武帝通西南夷的历史进程中,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平息了唐蒙事件,稳定了汉在巴蜀的统治,保证了通西南夷的顺利进行;而且还亲自出使西夷,使汉朝与"西南夷"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得以加强,增强了"西南夷"对汉王朝的政治认同,为汉武帝后来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