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考史游记刍论

史圣司马迁的《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后世的史学家、文学家各从不同的学科视野来研究这部伟大的著作,发凡其在史学史、文学史、思想史等诸多方面的意义。大家都认为,司马迁一生非凡的游历,与《史记》撰述有相得益彰之妙趣。究此二者之关系,实际上可视为是考史之游与考史游记。司马迁既先有其难计其数的考史之游,原始察终,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遂完成其皇皇巨著《史记》,成一家之言。《史记》无疑是司马迁理论研究与考史实践相结合的成果。司马迁还在其中或明或暗记录自己的考史之游,无意中开考史游记之先河,亦当视为中国最早的完整系统的游记史学和游记文学。

创造性阐释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优秀史著不仅记载了丰富详确的史实,寓含着高度的民族智慧,而且体现了精深的构思和编纂技巧,因而具有超越时空的宝贵价值。史书体例精心安排,就是一个十分值得深入发掘和总结的重要课题。体例精当是为了更加恰当地再现客观历史,是古代杰出史家编纂思想的组成部分;不同时代的史学名著在体例上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体现了史家的创新精神;精当运用体例又催生出史书在布局和结构上的协调、和谐之美。因此,体例精当具有思想性、创新性和审美价值的意义,对此进行专题探讨是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值得重视的新视角。

司马迁的史家动机论

创造了纪传体通史《史记》的司马迁,不仅其创作的动机是自觉自愿的,而且对史家动机作了精辟的论述。史家动机有秉承先父遗训与职业职责的"记存事实",有史学专业与历史发展所需要的"求知释疑",有人生使命与史学机遇的"取得成就",有回顾瞻望与建设文化的"文化自信",有人生欲望与历史平台的"借史抒怀",等等。司马迁将其史家动机论有机地融入到了《史记》的编纂之中,可以说,司马迁的人生当是史学人生。

《史记》对君权神授的质疑和讽刺

文章分析《史记》中反对君权神授的表现,一方面,直接对君权神授理论发起冲击,正面质问和驳斥,或是就某一不合理的事件发出自己的疑问;另一方面,则是从侧面说明君权神授的滑稽和虚妄,揭露天命和异象的人为成分和统治者的阴暗面,并表现未受天命的小人物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从而对天命的公正性提出质疑。

从“观人”“揣摩”到对“为人”的全面关注——论司马迁对人的研究的集大成之功

中国长期以来积累起种种识人、知人之法,春秋时期的"观人"、战国时期的"揣摩"之外,还发展起了关注人物"为人"之风。司马迁为写《史记》,一辈子和人打交道,他对人物"为人"的关注非常突出,一部《史记》,"为人"一词160处,正指人物"为人"的就有89例。在研究人物"为人"上,他发挥自己在识人、知人上的三大优势,为人作传,每每要"想见其为人",而"想见其为人"的过程,实际就是作者为人物塑像、捉魂的过程。司马迁关注人物"为人"的结果和标志,一是《史记》书中人物心理描写显著增加,二是精于捕捉和锁定特定情势下人物的心理心态。司马迁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对人了解最深、最透,最懂人心的人。

论《史记》中的“宣汉”思想

《史记》中体现了司马迁强烈的宣扬汉德之情,这在《史记》表明著史目的的自序和其他篇章中有非常明确的表达。“宣汉”思想是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愿和对史家职责更深层认识的结果,是史学实录精神的要求,也是他内在思想的逻辑旨归和进步史观的必然结论。

从《太史公自序》考证司马迁生年

根据《太史公自序》注释而产生司马迁生年的两种说法,一百年来的辩论以注释为出发点,终因无铁证而多沦为推论而已。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二者必选其一。文章从《太史公自序》原文出发,深入细致地揭示司马迁自序的时间性与逻辑性,最终经过对夹注句剖析确认司马迁生在公元前135年。其中与张大可先生商榷,以为司马迁学问出自家学,董仲舒与孔安国并非司马迁的老师,证明孔安国是司马迁的同辈人。

《太史公自序》中没有记载司马迁生年——兼与吴名岗等先生商榷

近年来连续有多篇主张司马迁生年为前135年的"新证"论者的论文,而且都是从《太史公自序》中找依据,作者以"铁证"自居,文风偏激,或大骂王国维,或痛斥张守节,其中最有分量的是曾维华、吴名岗两人的文章。吴文题目直接标明司马迁在自序中说"生于建元年间",又痛斥张守节治学"是非常不严谨的,是不负责任的",但吴文论说通篇既"无理",亦"无据"。文章认为,从《太史公自序》中找司马迁生于前135年说的证据,不是"新大陆",版权发端于李长之。由于在《太史公自序》中没有记载生年,所以吴文题目"司马迁自叙生于建元年间"是一个伪命题,吴文等"新证"的一些推论不能成立。

《史记索隐》引小学类书籍考

在《史记》的注释成果中,以“三家注”影响最为深远,司马贞的《索隐》作为其中之一,以汇集唐代以前诸家注释,训释疑难词语见长。在训释时,引用了大量的文献材料,作为训释经义基础的小学类书籍自然成为重点引用的对象。这些训词释义不仅为解释《史记》提供了基础材料,还为原书的校勘与辑佚提供了资料,对丰富小学类书籍内容及文字学的进一步研究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远览《太史公书》,近用刘歆《七略》——史志目录产生背景钩沉

文章在文献目录学理论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个迥然有别于传统观念的新理念。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规模空前的隐性书目文献,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参考司马迁《史记》和利用刘歆《七略》的产物,班固参考《史记》而闭口不谈,乃是事出有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