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与诵:汉大赋与联绵词关系初探——以司马相如赋联绵词为中心

司马相如赋现存7篇,其中联绵词约121个。双声联绵词约28个,叠韵联绵词约62个,双声兼叠韵联绵词约4个,非双声叠韵联绵词约3个,四音格联绵词约24个。音义性是联绵词的本质特征,即两个音节对应的字都有意义,且多数义同或义近。字形方面,不少表现为两个汉字具有相同的与词义相关的偏旁(事物+状态)。分布方面,叠韵联绵词远多于双声联绵词,且有一定量的四音格联绵词变体。这应当与汉赋的“歌功颂德,润色鸿业”而讲究较强的韵律性、节奏感和重复性,从而彰显文章的气质有关。联绵词大量涌现与时代的特色以及文体、语音自身均有一定联系。联绵词及其变体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汉赋的生成,并体现了汉赋铺陈、讽谏功能和口诵特色。

汉代献赋纪事的书写模式与后世拟效

与受诏被动作赋不同,献赋是赋家主动向君主投献赋作。献赋纪事一般包含四个要素:赋家作赋、进呈赋作、帝王读赋、赋家为郎。其中赋家主动进献是核心,而帝王反馈则是此类纪事着重介绍的内容。汉代献赋故事广泛流布,引起历代文士、帝王仪式化的行为模拟以及史家模式化的历史表述。除复现献赋活动外,唐代诗人通过自比相如、扬雄献赋,为参加科举考试赋予自荐于天子的能动意味。而一旦科举失利,“献赋不售”又成为常见的诗歌表达。

论司马相如大赋的丽美意蕴

司马相如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汉赋大家,“丽”是大赋的自觉审美追求,历代学者对司马相如大赋的丽美多有阐发。总体而言,司马相如大赋的丽美意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气吞山河的宏丽之美、细腻柔和的靡丽之美以及众色炫耀的绮丽之美。司马相如的大赋推动汉代赋体向丽美方向发展,其丽美理念和文学实践对后世赋体创作产生重要影响。

诠辞衡赋,首发其声:司马迁赋论探赜

司马迁可视为汉代首位赋论家,其赋论散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之中。司马迁赋论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以“辞”泛指楚辞,以“辞赋”泛指汉初赋作,以“赋”特指楚辞或汉赋之单篇作品,体现了乱中寓整的辞赋观;其二,受“《诗》之风谏”的影响,提出了赋以讽谏的赋用论;其三,兼顾赋之思想性、艺术性,倡导文质并重的赋艺论。

西汉大赋发展与皇权变迁

文景时期赋的创作者主要集中在诸侯身边,显示了诸侯王本身的强大实力。武帝收回诸侯的权力之后将赋家招揽到了自己身边,要求他们用大赋彰显皇帝的权威,并以赋家作为安抚各地的代言人,以此达到通过文化渗透集中皇权的目的。宣帝时期大赋已成皇帝专用的颂赞式文章。成帝则因后宫乱序、频繁扰民而逐渐失去皇室在民间的威望,皇权开始衰落,故而此时大赋以讽谏为主题。西汉末王氏篡权,大赋也失去了政治功用,转而成为个人创作。可见西汉大赋的发展与当时皇权的变迁息息相关。

诵赋而惊汉主——司马相如与汉宫廷赋考述

司马相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宫廷文学侍从,他的宫廷赋创作三次"惊"动汉武帝,既成就了他与武帝一生的文缘,也奠定了其在赋史上的"赋圣"地位。相如献给武帝的"天子游猎之赋",形象地表现了汉武帝时期文化的形成,他的创作既是汉帝国文化制度统一进程的产物,又引领了汉赋由蕞尔小邦而蔚然大国的新时代。但由于汉代赋家的生存地位与创作处境,相如始终只是皇帝身边的弄臣,其赋作的内在矛盾,同样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

代天子立言:司马相如文本的精神解读

从景武之际到元狩四年这30年决定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司马相如以其一系列文本,一再为汉天子与汉帝国的内在意志立言。从内诫诸侯守职到外攘匈奴侵扰,从北出师以讨强胡到南驰使以化西南,从鼓荡大一统文化中国诞生到促成大一统文化中国实现,从"修山川之祠"到封禅泰山以告汉德大成,从"顺天道以杀伐"到"往而知返",这些具有汉武时代特征的进程,在相如文本中都得到了形象化体现。其中,《上林赋》于汉武即位初,先行代言出汉武"罪己诏"的本质内容,勾画出汉武"晚而改过"的未来形象。

司马相如与儒学

汉代为儒学独尊和大赋创作兴盛的时代,而司马相如正处于汉代崇重儒学和赋创作最兴盛的时期。作为著名的大赋作家,司马相如身上自然会出现儒学的印记。分析司马相如时期四川地区的文化、教育及儒学接受的情况、汉武帝时期儒学情况及其与赋创作的关系、司马相如作品中表现的儒学思想,可知司马相如与儒学的关系密切。

司马相如《大人赋》献疑

司马相如《大人赋》之题,“大人”并非专指帝王,而是指得道之人。今观《大人赋》内容,可知其叙写的是大人由求仙而至得道的精神历程。再结合《史记》所述司马相如的一生的政治遭际对其心理的影响,可以认为《大人赋》是一篇从传统的“悲士不遇”的主题中游离出来的游仙兼思玄作品。

唐人李远《题桥赋》说略

李远《题桥赋》是唐文宗大和五年(831)进士赋题,这篇作品以司马相如题桥事迹为本事,精妙地传达出"警后进而慕前贤"的名胜意义。司马相如与李远先后辉映,作为蜀人出外打拼成就事业的典型,他们的个性和行为,他们为人生理想奋斗的精神,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新论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难蜀父老》的创作背景及讽谏主旨,都不十分明确。从宋至今,人们从各种角度对《难蜀父老》的主旨提出不同看法。作于汉武帝元朔二年的《难蜀父老》,有着主开发与反开发以及担心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决策转变的政治背景与创作心理背景。其讽谏主旨是借晓喻天子之意,打消汉武帝开边的犹豫,坚定汉武帝开边的信心。司马相如对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意义的论述,在"中国"与四夷关系处理上,是对羁縻文化政策的重要补充,给汉武帝开边决策提供了文化意义上的支持。

司马相如赋中的名物叙写探奥

司马相如作为文字博物学家,其赋中动植物异方殊类,驳杂万象,凡天上地下,水居陆生乃至神话传说、古籍字书等无所不包。这些动植物多以名类聚,鱼贯而列,一词一语,均非简单堆砌可成,文情所至,结构浑成。或彰显帝勋,或暗寓武功,均隐含赋家褒贬之旨,堪为后世模则,然后学多师其辞而遗其意,不解相如旨归。

司马相如辞赋美学思想的现代阐释

作为辞赋大师,司马相如不但创作丰富,而且已相当充分地掌握了辞赋创作的审美规律,并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实践和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对辞赋创作的审美创作与表现过程进行了不少探索,比较完整地提出自己的辞赋创作主张,强调“赋家之迹”,注重赋的审美表达;推重“赋家之心”,认为赋家的心神之运,无限广阔自由,上可以苞笼宇审,下可以总览人物,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可以被感受,被认识,但这是一种自得于心的东西,只能自己去体会而不能言传。

论“盛览问作赋”的文学史意义

有关《西京杂记》所载司马相如"答盛览问作赋"的史实,前贤仅从文献的真实性有所考辨,而对这则文献所包含的赋论价值及文学地位,则罕有论述。其实,这则有关相如与盛览论赋的言谈,无论是在汉代,还是在《西京杂记》编纂的晋代,都是历史上首次纯文学的问对,这又可从文人与文学、文学的广义与狭义、汉晋赋论的变迁三方面加以论证。而"相如曰"中的"赋迹"与"赋心"说,作为赋体创作论的最初示范,在宋、明以后赋学史上得到极度的张扬,不仅使之变为成就司马相如"赋圣"说的一则重要的理论材料,而且在此不断构建"赋圣"的历史进程中,也成就了这则文献本身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

《文选》所录《子虚赋》、《上林赋》及《洞箫赋》创作时间新考——兼考王褒卒年

《文选》所录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原为一篇,其创作当开始于建元六年,定稿当在元光元年五月至九月间;《子虚赋》部分当完成于建元六年秋稍前,《上林赋》部分当作于建元六年底至元光元年五月稍后。学术界将王褒的《洞箫赋》系年于神爵元年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对王褒入朝时间和卒年缺乏考证。王褒入朝当始于神爵元年。王褒之卒年,当在甘露四年或黄龙元年。其《洞箫赋》当作于五凤三年。

试论司马相如的学术思想

司马相如学通五经、诸子,继承周秦诸赋而光大之,成就了汉赋的辉煌。在相如的洋洋大赋中,蕴含着深厚的学术思想。可以说,相如是以赋为书的汉家诸子。他一生好辞赋,喜游说,有纵横之术;出入道家,穷极宇宙,有仙家之气;归趣于儒,强调"游乎六艺之囿,鹜乎仁义之涂",制礼作乐,奋发有为,致君与三皇五帝并,更有大儒气象。不过,相如之赋,辞盛于理,后世学者多有批评,彰显其学术思想之不足。

《史记》中的赋话与赋论

司马迁是最为杰出的辞赋理论家之一。司马迁为辞赋家立传并在其传中大量录入辞赋作品。“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最重要的文学思想,只有联系屈原屈作,才能全面理解“发愤著书”说的丰富内涵与深层意蕴。《史记》中首次出现了“楚辞”的名称。考察《史记》中“辞”、“赋”、“辞赋”、“楚辞”等概念的使用有利于我们了解辞赋名称在汉代的演变情况。在辞赋的功用问题上,司马迁明确地表达了自己重于讽谏的观点。

帝国秩序与文学关系——前《楚辞》时代屈原赋的传播、诠释与接受

长期以来,屈原赋成为聚讼之的,关于作者、作品真伪争论不休。回到历史场域,坐实早期屈赋接受史,有利于避免在原始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各说各话,臆测推论。该文从学术史角度,界定概念,正本清源,从最初楚文化的政治影响以及刘安、司马迁对屈赋人、文不同侧重关注与诠释内容,讨论屈赋传播所反映的帝国秩序与文学关系。依据史料,我们可以肯定刘安为《离骚》作传,但通过文本细读与社会学分析,可以发现他的《离骚序》是“以意逆志”,为我所用,完全是道家的内涵。司马迁以文传人,做到了“知人论世”。但与其说他是在写史,不如说他在诠释屈赋。诠释过程中挖掘屈原非儒非道的“怨愤”态度,是对人生的质疑,也是司马迁独立思考与个性体现。虽然他们的诠释存在不足,但与大汉帝国秩序密切相关,他们开启了后世屈赋(包括《楚辞》)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司马相如《子虚赋》与《天子游猎赋》辨

《文选》将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分为《子虚赋》、《上林赋》 ,一直沿用到现在。这使后人错误地把《文选》中分出的《子虚赋》当作游梁时所作。本文主要从司马相如本人以及《文选》分出《子虚赋》入手 ,与枚乘的《七发》进行比较 ,认为《文选》所分出的《子虚赋》只能作于武帝时。而将本来是一个整体的《天子游猎赋》分为两篇是不科学的 ,主张恢复《史记》《汉书》里面的称呼———《天子游猎赋》。

《子虚》《上林》的分合及其相关问题新探

传统上所说《子虚》《上林》当为一篇作品。前年左右的“子虚之赋”乃《天子游猎赋》前一部145分的部分初稿,具体讲,当是前一部分中子虚所对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