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船”“沉船”故事:《史记》战争记述的英雄主义主题

《史记》记述了战争史中有关大军渡河时表现决战决胜精神的情节,即秦穆公攻晋“渡河焚船”及项羽巨鹿之战“渡河”“沉船”。后者演化为影响广泛而长久的“破釜沉舟”成语。这两件战事,一在秦崛起强盛时,一在秦衰落覆亡时。其共同点,还在于都是引军“渡河”的军事交通行为。太史公笔力强健,以情感饱满的赞美之辞肯定了“渡河焚船”及“沉船”所表现的英雄主义气概,成就了《史记》战争史记述的精彩篇章。

粉背含笑,云南东南部木兰科植物一新种

对产自云南东南部的木兰科植物一新种粉背含笑Magnolia glaucophylla Sima et H.Yu作了描述和绘图。该新种与棕毛含笑Magnolia fulva(H.T.Chang et B.L.Chen)Figlar接近,区别点在于其叶倒卵形、狭倒卵形或倒卵状椭圆形,侧脉每边19-24条;叶柄无毛;心皮20-26枚,成蓇葖时无毛,果瓣厚4-6 mm。

东晋中期的两大文学集团

东晋中期的政坛中存在着两大势力群,即盘踞荆襄的桓温政治集团与代表司马王室的司马昱政治集团。桓温与司马昱都爱好文学,招纳才士,围绕他们形成了两大文学集团。两大文学集团之间既有对抗,也有交流,深刻地影响了东晋文坛的格局。它们改变了当时文人的生活,促进了各种文学活动的展开,更对玄言诗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琴歌》校补

《玉台新咏》卷九所始载的司马相如《琴歌》二首并序,历代流传,异文渐多。明清以来的引录、校勘,尤其是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辑校,问题亦复不少。故作此校补,以向学术界同行请教。

论宋玉的人格——自司马迁对宋玉评介的客观依据与主观倾向谈起

司马迁在《史记》中 ,对宋玉有“从容辞令 ,终莫敢直谏”的评介 ,学术界有人曲解太史公的本意 ,认为宋玉是没有气节的文人 ,我们对司马迁的宋玉评介 ,从客观依据和主观倾向两方面进行了分析 ,认为司马迁对宋玉基本是肯定的 ,“从容辞令” ,肯定了宋玉的文学才能 ,“终莫敢直谏” ,则是在肯定宋玉微谏的同时 ,对其没有达到直谏程度表示了遗憾。因而 ,以司马迁宋玉评介为据来否定宋玉人格的说法 。

历史叙述中的主体意识——以《史记·项羽本纪》为阐释对象

《项羽本纪》是《史记》叙述中最富文学色彩的篇章之一。它以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为历史大场景,以项羽人生经历为主线,塑造了一个"近古以来未尝有"的悲剧英雄。司马迁以华夏民族"大一统"观念为核心价值,发现了历史的新转向,表达了英雄的新赞歌,创新了革命的新内涵,创造了个案的新启示,实现了华夏文化主体意识的历史继承与现实阐释。

“司马谈作史”说质疑

司马谈作史,初唐时提起,之前并无此说。此后直到清代以前,学者只凭想当然,予以断定。清人方苞、俞正燮等根据对《太史公自序》的理解,从《史记》中寻找司马谈遗文,开考证之先河。王国维根据《刺客列传》等三篇的赞中提到公孙季功、董生、他广、平原君子俱与“余”有交往,而此数人行辈“远在司马迁之前”,推测文中的“余”是司马谈。以顾颉刚为代表,后世学者据此认定司马谈作史,并不断推衍,持论也更加肯定。其实,此说立论的文献依据有问题:其一,《太史公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其中的“先人”所指并非司马谈,而是世为史官的司马氏先祖和孔子。其二,“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只能是司马氏先祖和孔子“所次旧闻”,并非司马谈作史之断限,更非《史记》著述的目标。其三,即使《刺客列传》等赞中的“余”就是司马谈,也不能证实司马谈作史,而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父语入赞,班固著《汉书》即依此例。总之,“司马谈作史”说,因文献不足征,只可存疑,不能确定。

《史记》人名称呼变化与叙事之关系——以《项羽本纪》中对项羽称呼的变化为例

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以叙事者身份对项羽人生不同阶段有不同称呼,如项籍、项羽、项王、假上将军、上将军、诸侯上将军等;有些是通过人物对话对项羽有不同称呼,如刘邦称其为将军、项王、项羽,张良称其为项王、大王,樊哙称其为大王;项羽自称为籍、羽、我、吾等,项梁称其为项籍或籍,项伯称其为项王,项庄称其君王,范增称为大王、君王等。这些称呼的变化反映出司马迁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主体上蕴涵着对项羽一种褒扬赞赏加悲悯的感情,同时也是烘托人物形象的需要,使项羽形象生动逼真。

项羽之“奇”

项羽是秦汉之际叱咤风云的英雄,也是一个有奇言奇行奇功的传奇人物。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抓住了项羽"重瞳"的长相特征、拔山扛鼎的才力、反秦灭秦的奇功、快意恩仇的行事、轰轰烈烈的谢幕,写尽项羽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透过奇人项羽的传写,可看到司马迁创作时爱奇的倾向,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观,以及对项羽的同情和悲悯。正是由于司马迁的识见,青史中留下的项羽才更加真实、完整、丰满、可信。

司马相如巴蜀行迹考论

司马相如的故里究竟是在成都,还是在今四川蓬安?自古至今,异说纷呈。这一争辩,实则关乎相如生平及其作品的考定。因此,试图借助史志考察司马相如一生中在巴蜀的行踪。然后,就明、清学者以及今贤所论,辨正"长卿桑梓"之所在;考察其先世由来、家道兴衰;认定其《梓桐山赋》等作品,进而考察西汉体物小赋与秦、汉杂赋,与宋玉等人赋作以及大赋兴起的历史联系。

木兰属一新命名

报道了木兰属一新命名

司马相如“喻难”文的政治史价值

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被任昉的《文章缘起》立为"喻难"体,萧统《文选》将"喻难"文本具录于"檄"类。"喻难"价值在于:作者用文学的手段,饱含浓烈的乡情,在文化史上首次从君权的抵达、贡赋的上输、人力的征调等层次深刻地反映了道路与政治的多维关系;它们是在民主政治习见、而在下行文以官僚为下限对象的专制政治时代仅见的以平民百姓为对象的成功说理文;作者在撮括前代观念基础上,以纵横家为理论底色,以雄主强汉为背景,首次明确地提出了"非常"政治的新鲜命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多重而独特的政治史价值。

《史记·项羽本纪》探析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了本纪、世家和列传等体裁。其中本纪即帝王的传记,如"五帝本纪"、"高祖本纪"等,而项羽未称帝,却被列入本纪之列,本文就《史记》中为何把项羽列入"本纪",做了简要的探讨。

评赵生群“司马迁生于前135年说”之新证

赵生群先生是司马迁生于前135年说的持论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司马迁的生年问题连续撰文多篇,颇有影响。然而赵先生在论证过程中存有鉴别史料不客观、以假说为依据、考证缺乏、倒果为因等偏失,延续了前135说的祖述者李长之的错误理念与方法。赵先生以为通过他的努力,《史记》的这一重大疑案就可以画上句号了,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

关于“五月渡泸”在攀枝花拉鮓渡口的探讨

诸葛亮伐南中,留下了"五月渡泸"之渡口今何在的疑案。关于渡口在攀枝花境内拉鮓渡口的有关论述,主要有三个方面存在准确性的问题:一是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开西夷道经攀枝花境内拉鮓渡口过金沙江到达大理,二是樊绰《云南志》所说的"泸"之范围仅限于雅砻江及雅砻江会入金沙江往下攀枝花境内的江段,三是樊绰《云南志》所说的弄栋城北的"泸"之渡口拉鮓是唯一渡口。这些论述存在选择性引用典籍,或引用典籍时任意发挥等问题,用现有的论述来证明拉鮓渡口就是"五月渡泸"的渡口,是远远不够的。

宋玉《讽赋》、《登徒子好色赋》与司马相如《美人赋》比较研究

宋玉《讽赋》、《登徒子好色赋》与司马相如《美人赋》 ,结构雷同 ,内容相近。因此 ,在宋玉作品真伪的研究中 ,三篇赋的承继问题便成为了一个研究的焦点。有人认为宋玉的两篇赋是后人抄袭《美人赋》的伪托之作 ,更有人认为司马相如《美人赋》是模仿宋玉两篇赋的 ,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我们详细地分析研究了这三篇赋的结构、内容、艺术表现、文化环境和散文赋体的“借用”、“模拟”现象 ,认为《讽赋》、《登徒子好色赋》在艺术上较之《美人赋》显得稚嫩 ,在文化信息方面符合战国末期的文化环境 ,应当是宋玉的作品 ;《美人赋》较之宋玉的两篇赋在艺术上更为成熟 ,在文化方面符合西汉的文化环境 ,应当是晚于宋玉时代的作品 ;《美人赋》与宋玉两篇赋结构雷同、内容相近 ,是散文赋体创作中“借用”、“模拟”现象的具体反映 ,司马相如“模拟”和“借用”宋玉赋创作《美人赋》 ,是赋家创作中的正常的不必惊怪的现象。

司马光与范祖禹交游考述

司马光与范祖禹由世契结识,到著书深识的交游过程主要展现于司马光与范祖禹既是上下级又是朋友、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以及两人笃好史学的共同志向和《通鉴》巨著的编篡真实。

司马迁对项羽悲剧命运的理解与建构

《史记·项羽本纪》是一篇具有悲剧特征的人物传记。司马迁在叙述项羽事迹时,充分展示了导致他失败结局的"性格"因素。因此,《项羽本纪》可以说是一部性格悲剧。与莎士比亚"性格悲剧"主要通过悲剧结局展示人物性格中"偏执"的高贵性不同,司马迁将某种"性格"因素视为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视为性格缺陷。

自残:论《史记》人物的生死抉择

身躯残全,作为一个外在自我的身份印记已被破坏。那些受黥面、断足与宫刑的残全者,其肉体上标示的更是一种罪与罚。而自残者,行为上更为激烈,至于如此摧残自己活于世,其生命抉择的内在本质更教人思索。所谓的肉体,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为了实现人生目的的暂代品,当任务完成了,这个躯体甚至可以丢弃。《史记》中最集中体现这个精神的莫过于《刺客列传》的豫让、聂政及司马迁本身。

两晋河内司马氏的结局——兼论刘裕“族诛”说

晋室司马氏逐渐演变成留居北方、两晋之际南渡和晋宋之际北渡三种发展路径,且都可能存在后裔,并非后世所谈到的族尽说,其中夏邑司马氏是其中最有成就的一支。造成人们产生刘裕族尽说很可能是隋唐之后的史料少有与河内司马氏相关联,割裂了山阴司马氏与河内司马氏的关系,以及人们对两晋司马氏的主观性看法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