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董仲舒与司马迁的义利观

对董仲舒和司马迁的义利观,学界还存在诸多争议或误解。概而言之,董仲舒的义利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重义兴利,既强调义大于利,又主张物质利益不可或缺,圣人也要“为天下兴利”。二是“宜在我者”,把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都纳入“义”的范畴,而将不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均视为“利”的范畴,并引申出反对盐铁官营和官吏经商的“与民争利”主张。司马迁的义利观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利大于义,公开宣称求利或争利是人的天性,所谓仁义亦只是“富”的附属物。二是国家和个人均可以“兴利”,也应该倡导“兴利”。至于“兴利”能否成功,其结果是好是坏,则应当看具体效果,而不能一概否定。尽管他们的义利观都存在明显的局限,并相互对立,但无论是董仲舒的义利观,还是司马迁的义利观,实际都有着针砭现实的积极作用,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史记》考证五则

《史记》流传时间久远,篇幅丰富,至今还留存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疑难字词问题,例如:“禁不得祠”中,“禁不得”乃一语义复现结构,“禁”可与各类否定词,组成语义复现形式;“乃循从代来功臣”,“循”确诂为“安慰、抚慰”,不必从《汉书》异文改为“修”;“铸钱器”,“钱”当是“铁”的讹字,义为“铸造铁制器具”;“且夫楚唯无强”,“唯无”是文献中常见结构,表示一种假设情况;“数见不鲜”中,“鲜”指新杀的肉食,非指人际关系的新鲜感。以上五处需要回到当时语言环境中,通过足量的书证归纳,运用考察分布等方法,给予更加准确的解释。

《史记》关中文化述要

西周到秦汉时期,中华文明的龙头是关中,世界文明的高地在关中。《史记》成为记录与研究关中文化的奠基之作。在司马迁的笔下,关中是神明之隩、王者之地、改制之地、多士之地、柔远之地。张骞开拓丝绸之路,使长安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向西,罗马向东。长安成为东方文明的灯塔,照亮了汉唐时期世界文明前进的航向。

司马迁评鲁仲连“指意虽不合大义”辨析

鲁仲连是战国末期齐国人,擅长辩论而急人困危,功成之后不受赏赐而飘然世外。司马迁《史记·鲁仲连列传》主要讲述鲁仲连的两件史事,一是力劝新垣衍不复言帝秦,二是一射箭书解聊城之围。司马迁在文末赞语中,认为鲁仲连“指意虽不合大义”,却颂扬他的高风亮节。围绕这一评价,后世文人或肯定鲁仲连宗周、不屑名利、排难解患等“义”的秉性;或围绕司马迁的看法,指出鲁仲连“指意虽不合大义”主要体现在宣扬的“势数”思想不符合“圣贤大义”、说服的时候使用了“恫吓”的方式、诱使燕将投降齐国不符合“忠君”大道等方面。学者对鲁仲连的多元评价,显示出鲁仲连独特的历史地位,值得深入研究。

在中西隔空对话中理解司马迁的历史哲学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先生对《史记》历史性与文学性完美融合的高度概括与总结,也是对司马迁历史哲学的形象化表述。如果联系20世纪以来西方历史观念对研究方法的影响,大体经历了客观的重建论、主观的建构论和语言的解构论三种不同方法论的交替转变。司马迁通过《史记》创作体现的历史哲学观念接近主观的建构论,但它却以早熟的叙事策略,独领风骚两千年。这样一来,人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司马迁“无韵之离骚”的美学追求与美国哲学家海登·怀特构建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基本理念极其相似。即便如此,我们只能将其看作后现代主义与古典主义的隔空对话,而各自的观念和指涉终究不同。

探求司马士风人格 创新传承文化精神——评王长顺教授《先秦士人与司马迁》

王长顺教授《先秦士人与司马迁》一书将司马迁放在先秦士人文化变迁的视域中予以观照,探讨先秦士人对司马迁的影响以及司马迁对先秦士人文化精神的继承、弘扬与创新。该书结构宏阔,论证精严,为研究《史记》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历史的纵深视域揭示了《史记》的生成及历史价值,在司马迁思想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和创获,对推动“史记学”研究有着积极意义。

《史记》隐喻学术思想管窥

为了拓宽《史记》研究的深度和宽度,进而助力其传播与传承。文章在认知语言学视域下,在历时探究隐喻是词之对比、思想之互动以及认知之手段的基础上,厘定以莱考夫和约翰逊的概念隐喻映射理论为依据,宏观上从浪漫之理想、悲剧之同情以及讽刺之批判等三个隐喻层面;微观上,从方位、实体、结构等基本隐喻;以及组合、聚合、复杂复合等扩展隐喻多个视角、多个层面管窥《史记》隐喻机制。发现:其一,司马迁虽然没有提出任何隐喻理论,但其《史记》叙事风格蕴含着丰富的隐喻思想。其二,隐喻贯穿于《史记》叙事的浪漫、悲剧和讽刺三大情节类型,分别隐喻着司马迁的理想、同情和批判之精神。其三,《史记》不仅善于运用当代学者提出的方位、实体、结构等基本隐喻,还能创造性地熟练使用组合、聚合、复杂复合等扩展隐喻。由此可见,司马迁不仅是史学、文学巨匠,还是一代隐喻宗师。

2020年以来司马迁研究综述

2020年以来学界对司马迁的研究,已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研究的内容上,虽仍然集中在对司马迁文学、史学思想的探讨上,但对其经济、政治、哲学、民族、军事、音乐、伦理、医学等思想成就及学术传承、影响等也有所涉及,说明研究内容涵盖较广。第二,在研究的方法上,注意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如运用了历史学、文学、政治学、军事学、心理学、医学等理论,特别是尽可能地利用了珍贵的出土材料,使研究的视野得以进一步拓宽。第三,出版了数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专著。第四,召开了几次有关司马迁的学术研讨会,对推动司马迁研究向纵深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五,渭南师范学院继续发挥着司马迁研究中心的作用。

刘光蕡《史记·太史公自序注》的评注内容、方式及特点

刘光蕡《史记·太史公自序注》是清末《史记》研究的重要文献,其评注内容广泛,有评论史家之职、评论《史记》的性质、阐释注解《论六家要指》、评《春秋》与《史记》关系、评《史记》体例、评笔法、评列传的安排及主旨等。评注方法形式多样,就评注结构而言,有篇前总评、篇中夹评、篇末结评;从评注方法而言,有阐释、释义、辨疑。评注特点鲜明突出,评论注重“治道”,推崇孔子之道,以“道”贯穿《太史公自序》评注始终,评注创见新论较多,值得关注。

《春秋》的“补敝起废”——《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新解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太史公”回答中大夫壶遂的那一段话,也被班固撰写《汉书·司马迁传》时全部转抄,两史连载,影响深远。但它应该是“太史公”所谓“余闻董生曰”的内容,整个都是援引董仲舒的,并非太史公本人的观点阐发。《春秋》“新王”受命而改正朔,制正月,不再奉周之正朔,重新建构出一个道统。《春秋》经虽非历史却能够创设历史,足以成一代之法统。历史的最高点不在现实的王朝更替中呈现,在《春秋》的经义之中历史才能达到境界升华。公羊学话语系统中的《春秋》绝不只是一部史书,而是一部阐发王道、揭橥正义的伟大经典,因而它超越了具体史实和繁琐事务,指向事情背后的意义、价值,具有形上高度和超越能力,却不“空言”,注重在“行事”中展开理性分析和思辨阐发,而成为一部典型的政治哲学教科书。

书写的错位:略论司马迁笔下的“法家”

司马迁对“法家”的认识是“法家”认识史上的重要阶段,应结合其父司马谈的定义(内涵)和《史记》本身的书写(外延)来界定。将法家诸子作为传主看待,《史记》的书写有独传、合传、家传三种类型。独传类型中,对商鞅的书写显示出了典型的法家特征,对李斯的书写法家色彩则显得略逊。合传类型中,对韩非与吴起的书写具有法家色彩,申不害、李悝、慎到等人似未被司马迁纳入法家。家传类型中,子产亦未被纳入法家。司马迁对法家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补全了司马谈对法家的定义,具有偏传主的倾向,但却显示出了历史书写与思想史书写的错位,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政统·政见·政论:司马迁大一统观的理论建构与历史思辨

司马迁是中国大一统观的重要开创者,其鸿篇巨著《史记》不仅秉持着肯定大一统国家形态的历史叙事,同时基于“成一家之言”的学术动机与政治关怀,对大一统政治展开了详尽的理论建构与历史思辨。司马迁大一统观在“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的学理基础上,对大一统政体、政权、王权予以政统合法性建构,为促进大一统稳定提出了民族一统、思想融合、礼法并行等具体政见,以“述往事、思来者”的理性思辨为保障大一统长治久安提供了可执古御今的历史性政论智慧。司马迁大一统观是其思想阐释与历史实录的统一体,对今时中国政治及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与可借鉴意义。

司马迁“藏之名山”说新探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将《史记》分为正、副两本,副本藏于京师的国家书府,正本“藏之名山”。“藏之名山”是为了将《史记》传给“后世圣人君子”,即所谓“传之其人”,希望以此做到立言不朽。“名山”属于泛指,是秦汉方士宣扬的神仙所在,“藏之名山”用典应为此前流传的大禹得神书以治水的神话。藏于名山的《史记》只有通过后人主动寻找,才能实现“传之其人”,这是一种在时机成熟下的自发性行为。司马迁将儒家立言不朽的追求与方士求仙思想相结合,创立了“藏之名山”的文化传统,成为后世文人著书立说的最高追求,对道教中道经的传授方式也有重要影响。颜师古对“藏之名山”所作“备亡失”的阐释,对古代图书的保存同样也有深远影响。

诠辞衡赋,首发其声:司马迁赋论探赜

司马迁可视为汉代首位赋论家,其赋论散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之中。司马迁赋论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以“辞”泛指楚辞,以“辞赋”泛指汉初赋作,以“赋”特指楚辞或汉赋之单篇作品,体现了乱中寓整的辞赋观;其二,受“《诗》之风谏”的影响,提出了赋以讽谏的赋用论;其三,兼顾赋之思想性、艺术性,倡导文质并重的赋艺论。

解读《史记·晋世家》和司马迁的“春秋”

在《史记·晋世家》的编撰中,司马迁自由支配和运用着《春秋》三传。司马迁主要依靠《左传》,但在试图重述某些事件时,常常会综合参考《春秋》三传,其中一些文本重述融合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春秋》经传。这种文本重述通常涉及缩写原文,但有时似乎不够细致,以致于《史记》相关记载的语意表达会模糊不清。由此推测,在《史记》的编撰过程中,有助理或抄写员参与其中。另外,司马迁的时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所谓“文本”,而只有口述传统和各种不便携带的书写载录(在丝绸或竹简上),司马迁所理解的“春秋”就是他所研习、记诵并阅读的与经典文本《春秋》相关的所有书面和口述文献。

从《淮阴侯列传》看司马迁的“多爱不忍”

扬雄在《法言》中对《史记》的评价,道出了司马迁好奇爱才的行文倾向,与对历史人物心怀同情的人文关怀。“多爱不忍”渗透在《史记》的笔法、叙事与人物评价中,植根于司马迁的人才观、价值观与君臣观,既有温情的感知,也有深切的思考。韩信作为汉初三大功臣之一,其军事才能与悲剧命运存在巨大落差,唤起了司马迁的认同与共鸣,“多爱不忍”的行文特点在《淮阴侯列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论司马迁的将帅思想

司马迁不仅是一位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通览古今,熟悉在他之前以及汉武帝时期发生的战争,认为战争能否取胜的关键在于将帅,“择任将相”是君主成就事业的重要保证。对于将帅的素质,他提出了信、廉、仁、勇、智、严等要求,并且认为,将帅要时刻心系国家和百姓,而不是一味地唯君主之命是从。司马迁的将帅思想极大丰富了中国传统兵学将帅理论的内容。

论司马迁精神

司马迁精神,或言之《史记》精神,核心是礼义一统。基本内涵有四:"铁肩担道义",反映了司马迁《史记》强烈的历史使命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体现了司马迁作为史圣的崇高致世信仰;"妙笔著文章",是司马迁实现礼义一统社会政治理想的重要途径,体现了司马迁作为文人的处事作为;"理性并辩证",概括的是司马迁《史记》认识分析事物的思维品质与方法,体现了司马迁作为哲人的思维特质;"尚古更崇实",反映了司马迁《史记》以历史的经验教训警世醒世,唤醒人们的切实追求,体现了司马迁作为学者的人文风范。研究传承司马迁精神,是弘扬中华人文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举。

“司马谈作史”说质疑

司马谈作史,初唐时提起,之前并无此说。此后直到清代以前,学者只凭想当然,予以断定。清人方苞、俞正燮等根据对《太史公自序》的理解,从《史记》中寻找司马谈遗文,开考证之先河。王国维根据《刺客列传》等三篇的赞中提到公孙季功、董生、他广、平原君子俱与“余”有交往,而此数人行辈“远在司马迁之前”,推测文中的“余”是司马谈。以顾颉刚为代表,后世学者据此认定司马谈作史,并不断推衍,持论也更加肯定。其实,此说立论的文献依据有问题:其一,《太史公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其中的“先人”所指并非司马谈,而是世为史官的司马氏先祖和孔子。其二,“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只能是司马氏先祖和孔子“所次旧闻”,并非司马谈作史之断限,更非《史记》著述的目标。其三,即使《刺客列传》等赞中的“余”就是司马谈,也不能证实司马谈作史,而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父语入赞,班固著《汉书》即依此例。总之,“司马谈作史”说,因文献不足征,只可存疑,不能确定。

司马迁的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多民族的系统研究始于司马迁,他开创了"四裔传"的先河,使中国民族史研究有了明确的时空概念、明确的对象和丰富的内容,奠定了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基础。司马迁还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在民族研究中建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整体观,说明了民族发展与国家发展具有互动性,提出了黄帝是"华夷"的共祖等思想。这些思想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是深远的,贡献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