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作家司马文森《菲菲岛梦游记》的南洋书写

革命文学是一种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表达革命话语、展现革命精神的文学样式。闽籍作家司马文森的南洋书写,融合了自身的革命经历与异域经验,代表了革命作家群的艺术成就。其在桂林时期发表的儿童小说《菲菲岛梦游记》,从作者的心灵史出发,在叙述方式与主题设置等方面展现出了南洋独立史与中国革命史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大历史与文学的互动与对话。该作品在20世纪40年代的政治语境中,揭示了闽籍革命作家群与南洋相关的生命体验之于革命书写的特殊文学价值。

司马文森“粤北散记”系列散文论

司马文森“粤北散记”系列散文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强烈的纪实特点,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粤北地区的抗战现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不仅激发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同时也引发了抗战“反思”,强调了对“人”的命运的关注,诠释了“文人”与“抗战”的关系,具有“文学”价值的同时,还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不仅丰富了抗战文学的内容,清算了抗战文学的“二元对立”模式,同时也继承和发展了五四散文“人的文学”特征,在当时的抗战散文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启蒙话语的异域回旋——论司马文森、巴人的南洋叙事及其意义

司马文森与巴人基于启蒙视野而形成的南洋叙事,对晚清以来的启蒙话语既有追随、挪用,也根据异域经验进行了修正、改写,开启了华侨华人历史叙事的新起点。这种建立在继承基础上的重生、衍变过程可称为回旋。回旋是对关联与运动性的重视、强调影响的迂回路线、强调继承和流变的交织;它意味着异域经验的融入,往往不是使文学创作骤然远离原有传统,而是在传统与新的创作旨趣的融合中,开拓新的发展路径。这一类作品的价值难以在原有传统中得到准确评价,需要从异域经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视野出发重新定位。对司马文森和巴人南洋叙事的意义探寻也是如此。

论司马文森早期创作

司马文森自一九三六年开始从事创作直至一九六八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一共写出近三十部作品,包括长、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电影剧本等等。抗战期间他在桂林主编《文艺生活》,不仅影响华南、西南,而且风行海外。笔者就他早期创作进行评述。因为其一,司马文森早期创作大都以闽南社会为背景,较准确地表达了抗战前夕闽南社会现实,表现闽南人民的精神风貌,故事情节与日常生活相联结,对特定地区的地理风光、民俗风情都刻画得纤细入微、亲切动人。其二,司马文森一开始从事创作就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这就为他毕生创作奠定了基调。他早期某些艺术手法在其后创作实践中不断发展、提高,渐臻成熟,从而形成特有的艺术风格。探索司马文森早期作品,对于进一步研究他的创作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文艺生活》的复刊、“新生”与停刊

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月刊是建国初年仅有的几份获得复刊机会的新文学刊物之一。然而由于敏感的"同人"出身,它的"新生"几乎以全方位的"延安化"方式展开。这种面向"新的人民的文艺"的主动调整,见证了新文学期刊在新中国文学体制中的生存策略与尴尬处境,也折射了左翼知识分子在新环境中自我身份和文学认同的改变。而《文艺生活》的最终停刊,也成为当代文学版图重构中不同文学力量之间相互博弈的记录。

异域民俗的审美困境及美感生成——以司马文森的《妖妇》为中心

在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框架之中,我们对于异域民俗的理解将受到民族、国家间历史经验和现实因素的多重影响,从而使得叙述者身份问题在文学创作中被凸显。在司马文森的《妖妇》中,叙述者兼有游客和参与者身份,由此造成文本在介入与旁观间尴尬转换的表述困境,但这只是此时中国对南洋复杂定位在创作中的无意识回响,并未影响其对异域民俗的化用及其美感生成。这意味着身份意识的混沌状态更有利于作者大胆借用、重组和改写异域民俗以实现其审美目标。因此,从叙述者身份的角度来看,异域民俗美感生成的可能位置正是在疏离和理解之间。

文人主导下的群体性办刊模式——20世纪40年代港版《文艺生活》的办刊模式及其省思

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香港特殊的时空环境中,国内流亡文人与其所办刊物的生存方式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司马文森之于港版《文艺生活》月刊的办刊策略适时调整为文人主导下的群体性办刊模式,主要表现为出版资金的群体性支持,发行上的群众性和杂志稿源的群众性。这种独特的办刊模式不仅丰富了人们对20世纪40年代文学期刊办刊模式的认识,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四十年代现代文学(尤其是华南现代文学)和现代作家的历史境遇和现代命运,而且对于当下一些文学杂志以及其他刊物的办刊策略和市场运作等方面具有后瞻性的意义和价值。

革命小说《风雨桐江》的通俗化书写

《风雨桐江》出版于1964年,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革命题材小说,《风雨桐江》在人物塑造、文学书写与情节设置等方面展现出了独特的通俗文学特质。小说塑造了才子佳人式的知识分子革命者形象;书写了男女之间的爱与性,尝试描绘出独立于意识形态话语的纯粹爱情;刻画了丰富立体的正反面人物形象,叙述了多方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1960年代的政治语境中,《风雨桐江》在秉持革命立场的同时又兼具鲜明的通俗性,为革命题材小说的通俗化书写提供了一个具有特殊价值的样本。

司马文森与英国翻译家约瑟夫·卡尔玛的交往及其影响

1947年8月,司马文森将自己与英国翻译家约瑟夫·卡尔玛的四封通信以《七月书简》为名,发表于《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6期上。司马文森对卡尔玛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工作提供了作品选择和原作输出上的帮助,这些现代文学作品对卡尔玛及其他翻译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事业产生了不小的助力。司马文森和卡尔玛就现代文学作品外译的选择标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内外的反响,做了深层次的交流,这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方向的对外传播,使西方世界加强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七月书简》发表于在海外广泛发行的《文艺生活》上,使得这次中西文学交流产生了多倍辐射效应。

港版《文艺生活》月刊征求社员运动考论

港版《文艺生活》月刊在战后香港能够生存下去并得到持续性发展,培养了大批海内外文学青年,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培植了大批文艺新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历时两年多、规模盛大的文艺生活社征求社员运动。此次征求社员运动,与司马文森从1930年代即投入精力开展的文艺通讯员运动并不能等同。虽然在作为群众文学运动以及在组织结构上二者具有表象一致性,但二者在组织者主观意图、运动构成主体和运动目标等关键点上差异甚大。而社员与文艺通讯员的身份转换是1949年后工农兵通信运动这一国家文艺制度落实的必然结果。文艺生活社征求社员运动背后的文化逻辑、独特的办刊模式等都具有当下意义。

构图第三世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报告文学和散文

报告文学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重要文学体裁,其中的旅行写作更是愈发受到当代学者的关注。本文聚焦有关第三世界的现代中国游记,将其理解为五四后期的现代中国作家对时间与空间的重构,旨在实现个体与集体的身份认同。首先,本文追溯了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旅行写作传统,它肇始于《山海经》,从强调闲适审美情趣的纯文学形式,经由徐霞客、顾炎武、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不同尝试,发展到现代世界的寓言式修辞。其次,本文以司马文森和杨朔的游记为代表文本,结合相应的社会历史语境,集中讨论了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游记的特点,即作家通过异国经验来构建自我认同。最后,本文指出,该时期旅游文学为当时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身份认同方式,并通过对'第三世界'的描写呈现了一种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