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札記二则

1977年 ,安徽阜阳双古堆 1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 ,其中有 3枚木牍。 1号木牍应是一本单独的书 ,从内容上看 ,应是思孟学派纪录孔子及其门人言行的著作 ,其时间当在《荀子》之前。《孔子家语》与 1号木牍关系密切。

先秦诸子性命论及其价值取向

先秦诸子性命论,关注于命从何来,性为何质。儒家以道德判断之,成德性之说;思孟学派认为命自天降,因天有道德之论,故命当因天德而性善;荀子弃先天道德而言性,故以为恶;杨朱、告子不以道德审视之,认为命为生命,性为自我,当顺命贵生,以全生性;道家则以天道审视之,认为命与天、地同生,三者皆须顺应自然,当安命以全天性。诸子取舍不同,成为不同学说理论体系差异之原因。

乐正氏之儒的“泛孝论”及与思孟学派的关系(上)

曾子不仅影响了以后的思孟学派,其弟子乐正子春也是孔门后学较有影响的一派。该派以孝为核心,发展出一种“泛孝论”思想,其与重视仁的思孟学派存在既对立又有联系的复杂关系。

中西快乐与德性之文化异同——以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为例

对于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来说,快乐的类型虽然很多,但是真正的快乐是德性之乐,德性提升和净化着快乐,同时,快乐成就和完善着德性,是德性实现的必要条件之一。此外,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都认为过度的快乐,特别是肉体快乐会妨碍德性,因此应该警惕快乐和寡欲,只是在程度和范围上,思孟学派的寡欲要比亚里士多德的警惕快乐强烈。最后,亚里士多德注意到了痛苦与快乐各种不同的关系及痛苦在成德过程中的不同作用,而思孟学派更加注重人的精神作用,回避和间接论述了德性修养过程中的痛苦现象,只将忧与痛苦限定在德之缺失及天下混乱之中,提倡忧乐圆融的精神境界。

德性与外在善——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价值取向之比较

思孟学派和亚里士多德都坚持伦理财富观,认为道、义和德性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获取财富的依据。思孟学派从事实的角度肯定了一定生活资料的必要和前提性作用,但是更加强调"利"与"义"的对立选择和德性的缺失自足;而亚里士多德虽然也强调沉思活动本身的自足性和德性的优越性,但是认为人要过幸福的生活就必需一定的外在善,强调了外在善的不可或缺性。此外,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了外在善的概念,而且其范围比思孟学派要广,体现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客观性、实践性特色。

思孟学派的目的论分析

"人学"是思孟学派的理论精华,对人进行先天的预设,使人善的本性的实现成为人的目的,是其学说的主导因素,具有明显的目的论倾向。其目的论是一种道德目的论和内在目的论,但同时具有形而上目的论和外在目的论的表象,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模式下内在与外在、形上与形下、目的与手段相统一的特色,而这种特色源于中国人体悟和处理人生的特有依据——道德理性。

简帛《五行》篇的发现与研究

简帛文献《五行》篇出土后,国内外各界学者对简帛《五行》篇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在诸如简帛《五行》篇的创作时代、作者、学派归属问题;简帛《五行》篇的比较研究;思孟"五行"与传统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间的关系;荀子为何对思孟"五行"学说进行批判等问题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学界的不懈努力,我们不仅知道了什么是思孟"五行"说,也得以知道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所批判的"思孟学派"是于史有征的。

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人性与德性结构研究

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对于人性与德性的内涵界定有所不同,但是,在人性与德性的关系上,他们的认识是一致的,都认为人性与德性是统一的。双方的人性与德性结构特色最能显示出中西文化的差异。思孟学派的人性论继孔子而来,其人性与德性结构恰似一个突出球心的混合网状的球体,显示出中国天人合一、强调德性的文化特色;亚里士多德的人性与德性结构恰似一个突出锥顶、层级分明的锥体,显示出西方二元相分、注重理性的文化特色。

中西人性与德性关系探讨——以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为例

无论是思孟学派还是亚里士多德,其思想中人性与德性都是统一的,都将人性确定为人之为人的特性。但是由于他们对德性内涵与结构层次的理解不同,双方关于人性的内涵和结构层次就出现了差异,表现出中国重"仁德"而西方重"智德"的倾向。此外,思孟学派认为人性与德性具有先天性,使得其人性与德性的社会性幽暗不明,而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道德德性是社会的产物,理智德性也是在社会中完善和发展的,使人性与德性的社会性和后天性得到突出和强化。

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德性构建方式差异之探讨

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虽然都是德性伦理学,但双方的德性构建方式具有很大的差异:思孟学派采用了辩证思维,认为德性是人先天本有的,注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情感的基础作用,而亚里士多德采用了形式思维,认为德性是人后天训导和培养的,注重人的外在道德行为和理性的指导作用。此外,双方的伦理学与其形而上学、政治学的关系也不相同,体现了统一与基础、合一与分离的特色。

金声玉振——儒家乐论对上古礼乐制度的阐释

“金声玉振”是上古礼乐文化中最富有艺术性的部分,在儒家乐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孔子对礼乐表演性有“在场”的鉴赏性评述,指出其蕴涵的义理成分;子夏述孔,论证“古乐”与“今乐”表演上的差异,保存了孔门《诗》学的原始样态;思孟学派以“金声玉振”为道德、人性的音乐譬喻;《礼记.乐记》剖析礼乐之异同,提出“声音之道与政通”。以政治、伦理、道德、人性等“他律”来阐释并约束艺术活动,是儒家乐论的本质特点。

乐正氏之儒的“泛孝论”及其与思孟学派的关系(下)

曾子不仅影响了以后的思孟学派,其弟子乐正子春也是孔门后学中较有影响的一派。该派以孝为核心,发展出一种“泛孝论”思想,与重视仁的思孟学派存在既对立又有联系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