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公共住房政策可以移植到中国吗?——以广州为例

如何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面对的难题。新加坡建立了世界上覆盖面最广的公共住房制度,为世人所瞩目。然而,新加坡成功的住房政策能否移植到正处于转型期且大规模建设保障性住房的中国?如果可以,能在多大程度上移植?首先,基于分析新加坡住房政策取得的成绩,通过从宏观和中观两个尺度分析其政策环境的可移植性以评价其住房政策的可移植性。然后,从管治结构、金融政策、土地征用政策三个方面来讨论"政策引进"城市——广州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移植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政策。认为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政策将实现全民"居者有其屋"作为首要目标,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城市国家的独特产物;政策的成功归因于建屋发展局的独特管治结构、中央公积金机制的有效运作以及土地征用法强有力的落实等的共同作用。由于政策目标和政策环境存在巨大的差异,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政策只能部分移植到广州。

论公共政策的价值导向与道德治理——以新加坡社会公共政策的道德引导为例

将非制度化的伦理道德渗透到制度化的公共政策中去,是当前世界各国道德治理的一种路径选择。坚持公共政策合理的价值导向是实现社会道德治理的重要手段。新加坡社会公共政策以共同价值观为导引,通过住房政策、中央公积金制度和赡养父母法令等,激励或约束社会成员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有利于公民践行社会道德,并能够使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在代际之间传递,形成较好的社会道德治理环境。新加坡社会公共政策的道德治理经验,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具有积极的启示。

英属时期新加坡的社会政策

受英国国内福利思潮和实践的影响,英国殖民当局从19世纪末开始加强了对新加坡社会的行政干预,从自由放任向有序管理发展。针对新加坡的实际情况,殖民政府陆续出台了系列社会政策,涵盖教育、住房、卫生、社会福利、劳工、移民和人口诸方面,建立了相对完整、且具有较强稳定性和延续性的社会政策体系与社会管理机制,给人民行动党的社会治理留下了有价值的政策遗产。

新加坡社会政策理念探析

新加坡主张实行个人、家庭、社会共同承担责任的社会政策,其社会政策理念的基本内涵包括:机会平等优先于财富平等,个人责任为先,政府作为个人和家庭的规范者与支持者。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社会政策理念,是受到新加坡移民社会文化、实用主义治国方针和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解等因素的影响。对机会平等的追求和个人责任的规定使新加坡取得社会进步的同时避免了福利国家的政府负担。

社会转型与新加坡人口政策的调整

受土地面积与人力资源的双重限制,新加坡开埠以来人口政策多次调整,先后经历了鼓励移民、计划生育、支持生育、鼓励生育与移民相结合的不同阶段。新加坡人口政策随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阶段性而变化,但是鼓励生育政策不如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反映了进入发达国家及老龄化社会后,政府调控生育问题的局限性。新加坡人口政策既与人口增长的普遍规律性相吻合,也体现了新加坡社会政策的灵活性。

社会政策视角下的新加坡住房体系--兼论住房问题的社会属性

新加坡以"居者有其屋"为目标,积极发展公共住房建设,形成了以公有住房为主,私有住房为辅的住房供应体系。我国正处于构建住房体系的重要时期,适应宏观经济新常态、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同发展的要求,顺应住房发展与住房模式演化的规律,住房社会政策的制定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制定恰当的住房保障政策与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

论19世纪英殖民政府对新加坡秘密会党的政策变化

19世纪的新加坡秘密会党是个特殊的组织,一方面它从事一些烧杀抢劫等违法活动,破坏了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承担了协助英殖民当局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税收稳定的任务。此期,英殖民当局对它的政策因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从放任与利用到限制与管理,最后取缔与镇压。政策变化的核心因素是维护英殖民当局的利益,呈现了19世纪英国殖民统治方式从自由放任向有序管理发展的特点。

社会正义与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

社会正义体现了对社会利益分配的高度抽象,本文通过对社会正义所要要求的差别原则与补偿原则,应得原则与择优原则,个人平等与群体平等的探讨,旨在对教育领域中的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是否符合社会正义原则得出清晰的认识。

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模式探析

弱势群体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我国也不例外。关注弱势群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结合现阶段我国的具体情况,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模式应当是补偿性社会政策与发展性社会政策相结合。

中国社会企业发展培育借鉴:基于新马泰的经验观察

社会企业是应对政府、市场、公益组织“三重失灵”的重要新兴力量之一,能够一定程度上助力社会弱势群体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近年来,这一新兴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广泛关注和快速发展,也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梳理汲取国外成功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成果,对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培育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总体而言,中国学者更多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与地区社会企业的发展模式及相关政策,对东南亚地区社会企业发展关注相对较少,然与欧美发达国家迥异的国家性质、法律制度、社会文化及社会企业发展阶段可能对中国当前社会企业发展培育经验借鉴存在不完全匹配现象。文章以与中国地理位置相近、文化环境相似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的社会企业发展经验为研究对象,分析这3个国家社会企业在发展政策支持、内部企业生态系统、外部融资环境等方面的做法与措施,梳理总结其成功经验,从法律政策制度支持、构建社会企业生态系统、优化社会企业财务选项、弘扬企业家精神、促进社会企业“造血”功能等方面提出促进我国社会企业发展培育的经验启示。

政府如何促进社会企业发展?——来自新加坡的经验

促进社会企业发展,运用创新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正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从国际趋势来看,社会企业面临着诸多经营障碍,政府政策的介入被视为社会企业发展的基石。然而,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引介欧美国家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政策移植的可行性较弱。新加坡是通过宏观政策引导社会企业迅速发展的亚洲典型国家,本文详细解读新加坡政府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在总结新加坡政府成功做法的基础上,得出其成功经验,对我国推动社会企业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新加坡的社会政策:理念与实践

新加坡坚持机会平等优先于财富平等、个人责任为先、政府充当个人和家庭规范者及支持者的社会政策理念,通过社会政策规范政府、社会与个人三者之间的责任关系,实现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相辅相成、社会与经济同步发展。为了使社会政策落实到位,新加坡完善了政府、社会、国民个人三者相互协调、互相配合的社会治理体系,国家与社会高度协调,共同维护有序、和谐的社会环境,实现公正平等的社会治理目标。

社会文化视角下新加坡住房政策的成功历程与新探索——兼谈对我国住房政策的启示

从 1964 年“居者有其屋”组屋政策的推行,到 1989 年“居民种族比例政策”的出台,再到 2008 年“邻里重建计划”的实施,新加坡的每一项住房政策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使其成为世界上人口拥屋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住房政策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新加坡政府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社会文化的影响,而现行的“以房养老”新政策慢热的原因,也可以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分析得出。新加坡住房模式的成功启示我国要注重社会文化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要大力发展保障住房,通过住房政策减少不科学聚居,宣扬友好社区文化,从而构建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