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角下美国对华国家战略焦虑及遏制举措

当前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焦虑是二战以来继对苏联和日本后的第三次国家战略焦虑。初次战略焦虑是基于美苏双方几无经济交集的战略竞争,是美国对苏联进行经济封锁、军备竞赛、舆论战和价值观颠覆,并动用盟友力量全面对抗。对日战略焦虑则限于经济领域,主要通过打击日本半导体产业、贸易战、整体上强迫日元升值来实现。而对华战略焦虑及应对举措更具全局性和激进性,是涉及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意识形态、舆论的全方位对华战略遏制,是用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联合全球盟友来对华进行的组织化、体系化的竞争。对此,中国亟需清醒认识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长期性和全面性,充分吸取历史经验与教训,在坚定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做好应对准备,不断夯实自身实力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挑战。

日本推动对华“反经济胁迫”议题的研究——以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为例

近年来,随着大国博弈加剧和中日实力差距不断扩大,日本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对其国家安全利益造成“威胁”,并将使地区秩序朝向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需要通过与美国及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塑造新的规则、规范来限制中国。在此背景下,加快推进对华“反经济胁迫”议题成为日本规锁中国的新抓手。2023年8月,日本在强推核污染水排海遭到中国反制后,立刻利用“反经济胁迫”议题进行对抗,意欲向国内外展示该议题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同时转嫁自身危机。然而,日本对于“反经济胁迫”议题的认知以及推动具有明显的工具主义和双重标准,实质上是为打压异己、维护以美国为核心的霸权秩序,背离了真正的多边主义。

日本新《海洋基本计划》解析:特点、动因与影响

日本长期以“海洋国家”自居,海洋战略不仅在其国家战略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更关乎中日双边关系及地区和平与稳定。2023年4月28日,日本出台第四份《海洋基本计划》,用以指导今后五年具体海洋政策。作为岸田文雄上台执政,并对日本安保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后的首份《海洋基本计划》,其相较于第三份《海洋基本计划》呈现出“泛安全化”趋势空前加剧、将海洋“威胁”主要来源从朝鲜调整为中国与俄罗斯、提出“构建可持续海洋”基本方针三大特点。造成此种变化主要原因包括:日本战略文化中危机意识、扩张主义及尚武等因素的长期浸润;日本国家战略进入向以“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为核心诉求的“全面大国”转型加速期;日本外部环境发生以进入所谓“新时代”为代表的显著变化;岸田政权因经济低迷、少子老龄化、系列政治丑闻等问题遭遇执政危机。日本未来以第四份《海洋基本计划》为蓝本的海洋政策调整,或将对中日关系、地区安全形势乃至全球“高边疆”领域合作造成负面影响,值得予以高度警惕。

明洪武至永乐年间的对日“涉倭”外交

明朝建立之初,从元末延续下来的沿海日本海盗猖獗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鉴于严峻的政治形势,明政府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平息沿海“倭患”,同时也希望将日本纳入朝贡体系之中。然而这一想法从洪武萌生,几经起落,直至永乐中期才通过建立勘和贸易的方式得以实现。通过对这一时期中日外交演变进行考察,可以窥见从洪武到永乐明政府外交策略的转变,同时也反应了这一时期中日外交本质是围绕“倭患”问题展开的“涉倭”外交。

审势与攻心: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媒体宣传

甲午一役,不仅表现在正面战场中的枪炮交锋,也体现在“第二战场”的媒体宣传上。相比战争期间清政府对媒体的排斥与沉默态度,日本在不断扩充自身兵力、逐步扩大外交的同时,也在国内外持续开展舆论宣传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基于此,文章在简要分析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发动舆论攻势的背景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日本为塑造自身形象而对本国与海外使用的舆论建构手段,同时,文章在最后重点探究了日本对清朝国家形象、军队形象以及国民形象的舆论建构,揭露日本在狂热战争情绪煽动之下的所作所为。

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日本岸田文雄内阁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针对中国的军事指向明显;增强所谓“反击能力”的欲望强烈;介入台海的军事威慑意图更加明朗;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联手多国制衡中国的做法更加主动;加强武器装备研发、生产和出口的计划正在落实。该战略不仅难以确保日本的安全,反而会增加国家安全成本,降低安全质量,给邻国造成更大威胁。日本国家和国民安全面临的真正威胁在其国内,而非中国。“统一教”与“黑金政治”造成日本政局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导致日本首个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者中枪身亡。日本政治、社会、生态安全问题严重,国际形象日趋恶化。所谓“严峻的国际环境”或许只能说明日本“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失策与失败。

1949—1978年天津市对日交往历程、特点及启示

1949—1978年天津市对日交往是中日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方外事服务国家外交工作的典型表现。天津市30年的对日交往,符合中日关系发展的整体脉络和阶段性特点,也经历了“初始交往”“民间交往”“半官半民”“正常交往”四个发展阶段,体现了和平友好的交往主题和互惠互利的交往原则,为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建立最初联系、推动中日民间往来、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贡献,也为改革开放后的天津市对日交往提供了实践经验。1949—1978年以天津市为代表的地方对日交往奠定了中日民间交往的基础,为促进中日友好,巩固和发展中日关系做出了历史贡献。

日本社会稳定性新变化探析

当前日本社会正面临诸多深刻的社会问题:急速少子老龄化引发“人口结构失衡”;中产阶层“下流化”、贫困化;贫富差距拉大诱发高失业率、自杀率和犯罪率,从而引发“伦理道德失序”等。此外,自然灾害与安全事故频发,福岛核污染持续扩散与新冠疫情冲击等各种消极因素的叠加影响,也在弱化日本政府的治理能力,消耗着“安心社会”时期积累的资源禀赋和社会稳定基础。日本滑向“风险社会”的进程加剧,其外溢效应助推日本政治更加右倾保守化,发展方向充满不确定性,中日关系恐将受到冲击而趋于复杂多变。

Japan＇s Promotion Policy toward ASEAN Interconnections

In Japan's support for ASEAN countries' connection building can be seen its policy visions in functional positioning, geographical layout and connotation constitution. As part of a systematic policy framework, Japan supports ASEAN transregional and outside-regional connections with the Mekong subregion as focal point, pushes forward metropolitan interconnection of ASEAN countries with Jakarta a priority,promotes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s rules, and constructs better external environments for connectivity, all while advancing its Partnership for Quality Infrastructure to attract ASEAN countries' cooperation.Because of Japan's economic interests and geopolitical strategy toward ASEAN countries, Japan's policy influences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a should properly respond to Japan's actions.

乌克兰危机下的日美同盟形势与战略影响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拜登政府基于调动盟国支持其全球及区域战略的考量,继续重视日本的角色。日本亦对美国的战略号召做出积极响应,以应对乌克兰危机、维护国际秩序稳定为名积极加强同盟战略合作,推进“同盟现代化”,联手拓展军事、经济安全合作,加强地区战略配合。为应对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大国博弈、国际秩序及地缘竞争形势,以及传统及非传统安全领域风险,日方认为,需要充分认识并积极利用日美同盟的战略价值。在美国主导、日本配合下,日美联合遏华态势日益明确,中美、中日关系结构性矛盾将加剧。日美同盟战略产生更强外溢,导致地区安全形势更趋动荡。日本的“战略能动”更趋凸显,对中日美关系影响权重上升。

从日美半导体冲突到中美半导体冲突:动机、性质与冲击

时隔30多年美国分别对日本和中国挑起半导体冲突,其动机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由于两个时期大国关系和产业竞争地位不同,两次冲突的性质也有所不同,日美冲突是贸易摩擦和产业竞争,中美冲突是大国竞争框架下的科技竞争和供应链竞争。但美国采取的策略是一致的,即打击对手和增强自身双管齐下;影响的机制也相同,即打击对手造成直接影响,增强自身形成间接冲击。在日本长期萧条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受此重创的日本半导体产业全球地位下降,而中国因经济稳定增长以及在全球供求中的重要地位,受冲击的程度会低于日本。中国有必要从广泛寻求替代技术和投入品、打造新竞争优势以及促进自主创新等方面积极应对。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以“中日合办”的形式侵略东北

“中日合办事业”是近代日本帝国主义对旧中国进行侵略的重要方式。1914—1918年是“中日合办事业”的高速发展时期,中国东北地区是“中日合办事业”的重要区域。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所谓的“中日合办事业”,通过资本输出、政治渗透、军事威胁、资源掠夺等手段攫取侵略利益。剖析这一典型,有助于揭示近代日本对华侵略的方式手段,深刻认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实质危害。

中日学界关于中国金文研究的互动

贝塚茂树与白川静分别写有金文学史,力图客观而全景式地展现金文学发展史,并无“国别”与“域别”之分,但他们站在日本学者的立场,“隐形”地流露日本化中国金文学史的意识。白川静认为,郭沫若运用考古学研究方法研究古文字,明显受到滨田耕作《泉屋清赏》商周铜器“形态样式”理论与考释方法影响。本文从梅原末治等与郭沫若、容庚的学术互动,以及滨田耕作、梅原末治金文学贡献谈起,力图缕清中日之间的这种学术关系,并对中日近现代古文字学术关系史研究提出个人的看法。

中日韩经贸合作:现状、机遇与前景展望

中日韩三国在经贸领域拥有广泛合作基础与共识,并已构建紧密、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结构。但是,后疫情时代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日韩对华合作面临对外政策导向与经济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对中日韩经贸合作产生重大影响。文章梳理中日韩经贸合作的基础与机制,分析当前经贸合作面临的关键挑战与发展机遇,建议在寻求新兴领域合作潜力的基础上,以新型产业竞合关系稳定中日韩产业链供应链,以RCEP框架下的自贸联系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最终以中日韩经贸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全球经济恢复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岸田时期日本“印太战略”深化:背景、表现及对华影响

作为安倍的政治遗产,“印太战略”在“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中得到高度继承与延续,特别是在岸田时期,相关政策的实施力度甚至更加趋于强化。日美同盟基轴、自身战略认知调整以及国内政治变动三重因素,构成岸田内阁深化“印太战略”的政治背景。在政策推进层面,表现在巩固夯实四方安全机制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域内”和“域外”国家拉拢、牵引的力度,并在“印太”合作框架中更加突出经济安全保障议题。岸田内阁以加强对华综合战略博弈为指引,加速推动“印太战略”升级版日渐成形,不仅深度影响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同时也对中日关系形成显著负面冲击。虽然制衡实效不足以及内政不力使岸田的“印太战略”推进面临一定挑战制约,但对于相关外交安全动向,中国需保持时刻关注并做好适时应对。

日本“土地安全保障”立法及其对中日关系的潜在影响

2021年日本国会通过《重要土地等调查法》,确立了“土地安全保障”的基本法制框架。该法授权中央政府在“与安保相关地域”划定“注视区域”和“特别注视区域”加强行政管制。其立法远因在于解决日本长期存在的“土地所有者不明”问题引发的安全忧虑,近因在于日本右翼政客刻意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而立法直接原因在于通过强化“平时”对土地的行政管制,增强信息、海洋和经济层面的安全保障能力。该法的实施,反映了日本政府以加强内部制衡处理中日海权矛盾的战略意图。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中日经济合作包括合作建设“冰上丝绸之路”。

日本的“印太战略”:形成、动因及收益分析

日本是最早提出“印太”概念并推行“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国家。近年来,日本从多个领域不断推动“印太战略”朝着更加机制化与成熟化的方向发展。日本出台“印太战略”的动机主要由风险规避与利益驱动两大因素决定,其所获成效可以划分为正向收益、负向收益以及不确定收益。正向收益为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及盟友的支持、深化经济合作并构建合作机制、获得参与印太事务的契机。负向收益为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并难以把控战略自主性。不确定收益包括同盟关系的不稳定性、印太国家意愿、美日国内因素的影响以及域外大国的干预。受众多因素影响,日本“印太战略”难以完全达成预期收益。梳理日本的“印太战略”,有助于解释中美竞争背景下日本政策选择的机理及实施成效,从而为中国提供决策参考。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日本中文教育发展的特点、挑战与对策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日本中文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果。从中文教育政策、规模、结构和支撑要素四个方面分析日本中文教育发展的特点,包括中文教育政策循序推进,规模快速扩大,结构体系基本成型,支撑体系日趋完善。然而,日本中文教育发展仍面临着一些挑战,如中小学中文教育缺乏政策支持,中文教育规模近年来呈下降趋势,中文教育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中文教学资源和标准建设面临瓶颈。对此,提出促进日本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优化对策:加强政策协调,扩大中文教育覆盖范围;深化教育合作,形成中文教育良性循环;促进结构优化,提升中文人才培养质量;协助标准研发,夯实中文教育支撑基础。

日本的“新资本主义”与中美日关系

日本岸田政府将“新资本主义”作为其施政纲领,谋求实现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这既是日本摆脱经济停滞的一种谋划,也是应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危机的战略选择。从“二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看,日本经济增长最好的时期是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日本与美国在经济安全问题上共同对付其他国家。在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阶段,日本经济陷入长达三十年的停滞,其原因既有国内的因素,也有国际因素。在岸田的“新资本主义”构想中,经济安全问题仍然重要,但这一次是向资本主义第一阶段的回归,即美日合作应对其他国家的挑战。日本转向“新资本主义”对中美日之间的关系有着重大的影响。

从构建海权同盟到维护国际秩序:美日在印太开展海上防务合作的多维度透视

2012年以后,印太地区成为了美日海上防务合作的重点区域。在印太战略的框架下,两国重点打造了东海、台海、南海、印度洋“三海一洋”安全互动机制,并期望以此为载体构建印太全方位安全合作体系。美日海上防务合作既受传统海权理论、海洋国家联盟等地缘政治思想的较大影响,也是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制度建设不断推进的产物,并与近年来两国携手维持印太地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战略诉求息息相关。拜登政府时期美日印太海上防务合作存在新的推动因素,并呈现若干新的动向,将对我国周边及印太安全环境产生较明显的负面影响。我国需对美日合作态势进行准确研判,并予以有效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