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盛顿共识”与美国农政体系变动趋向

“新华盛顿共识”是一份美国国家战略宣言,其中蕴含的战略导向必然会渗透到美国国内外政策的各个方面。下一步,美国农政体系将更多朝着强化自身力量(美国自己称之为“进攻性措施”)的方向发展,具体策略可能包括启动农业高级研究与发展计划、构筑生物育种领域的“小院高墙”及提升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对此,中国应该做出一系列战略预置。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导向仍然是提升竞争力、扩大出口,短期内不构成重大冲击,中国甚至可以将之作为拉住美国与之开展博弈缠斗的一个策略筹码,但长期策略上必须把提升农产品竞争力作为重要战略支点。一个比较紧迫的任务是加快种业的制度型开放,以抵御生物育种领域可能出现的“小院高墙”式封锁。同时,从加快追赶超越、建设农业强国的角度讲,美国在科技体制、生物育种和农村发展方面的政策是值得认真借鉴的。

胡适与中美《桐油借款合约》考析——基于哥大藏陈光甫文件与胡适日记的比较研究

通过哥伦比亚大学藏陈光甫文件与现存胡适日记的比较,查明具体史事,考析胡适日记的“缺失”内容,可知胡适尽管并未直接参与中美桐油借款谈判,但在关键时刻与陈光甫精诚合作,在策略制定上提供辅助和给予支持,并间接推动美国国务院对借款政策的调整和转变,为借款谈判的成功发挥了独特作用。进一步而言,中美桐油借款谈判实际上体现了国民政府对美国外交双轨并行的策略,即实行双代表体制。这一体制缘于美国政府内部对华政策的分歧,特别是联邦财政部与国务院在对华援助上的不同立场。在双代表体制下,国民政府“舍外交部而就财部”,通过陈光甫与胡适的共同努力,最终突破了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推动《桐油借款合约》的达成。

中美图书馆的交流与合作形式研究——以“文化交往-行业交流”的功能谱系为中心

中美图书馆间长期的交流和合作关系一直是中国国际图书馆合作中的主轴,对这一关系的深入研究将为中国图书馆界的对外交流和合作提供多方面的启示。文章以中美图书馆的交流与合作形式为着眼点,以内容分析等研究方法,剖析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图书馆合作历史,梳理出合作办馆、馆藏资源交换、合作展览与文化展示、古籍数字化项目、其他数字化项目、国际会议、馆员交换、其他等8种合作形式。通过"文化交往-行业交流"功能谱系,将8种合作形式分为文化交往导向、行业交流导向和过渡型等3种类型,并论述不同类型合作形式的特点、适用场景等,试图为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理解和展开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提供指引。

美国智库对中国军事人工智能的认知评析

[目的/意义]对美国智库报告进行分析,有助于分析研判美国对华军事人工智能战略的认知,为中国采取应对措施提供一定建议。[方法/过程]本文选取美国6家智库的20份文献作为样本,采用文献分析法对所选文献进行分析,梳理美国智库对华军事人工智能的认知及其特点、成因和影响。[结果/结论]美国智库将中国发展军事人工智能视为一种威胁,并建议通过多种手段对中国采取遏制措施,但部分智库考虑到未来人工智能领域的军事应用存在不确定性,仍期望与中国合作,减少未来风险。对此,中国应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为未来的智能化战争做好充分准备;促进国际交流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和平发展与安全利用;加强国际舆论导向,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认知。

越南和平谈判中的中国因素(1968-1973)

本文应用国内外有关越南和平谈判的历史文献,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对越南和平谈判期间的中国因素做研究和分析。从1968年5月开始的美越和平谈判几乎从一开始就陷入僵局,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作为越南抗美斗争的主要支持者中国所起的作用。随着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中美关系的实质性改善,中国对美越和平谈判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际上从主张以打为主解决越南问题,转向赞同积极进行和平谈判,并力促和谈成功。在中国的说服之下,越南方面终于在美越和平谈判作出必要的让步而最终使和谈得以在1973年初取得成功。

1949-1950年美国对台政策评析

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美国政府便酝酿调整其对台政策,设计了种种方案,试图与国民党政权这艘“沉船”拉开距离,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但是,此时的杜鲁门政府奉行的是一套互为矛盾的对华政策,所有对台湾政策的考虑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其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与国民党重新结合在一起。及至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的政策也最终明朗化。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产生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它使得中美两国更加敌对。

欧盟的“印太”观及其区域战略

欧盟对“印太战略”的态度发生了从消极观望到积极接受的显著转变,其独特的“印太”观源于对“印太”地区的利益认知以及中美全面竞争等多方面的刺激作用。欧盟“印太”观以“战略自主”为核心原则,以包容性多边合作网络为战略愿景,将美国、东盟、中国等行为体视为最重要的互动对象。在实践中,欧盟强化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存在,着重补强在安全防务上的短板,积极建构区域安全叙事,提升其“第三条道路”的效力和可信度,试图平衡中美竞争的影响。虽然欧盟对中国的三重定位逐渐向“经济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偏移,但中国需要辨别欧盟与美国等行为体在“印太战略”上的差异,充分利用欧美对华立场差异,寻求中欧共同利益,扩大双方合作空间,扩展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外交空间。

中美“G-2”与美国对华政策

近来美国国内关于中美"G-2(两国集团)"的争论不断,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这场争论的焦点是中美合作是有益于美国利益,还是损害美国利益。无论争论的结果如何,都可以把G-2看做是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定位。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趋向于积极、合作,中美和睦有益于双方,也有益于世界。

外交政策视角下的中美战略安全关系(2001-2008)

中美两国权力和利益的分配结构及其关系决定了中美战略安全关系在内容上表现为两国在安全领域中的不平衡相互依赖。通过研究中美两国间围绕各自的长远性、根本性目标和核心安全利益而产生的针对对方的政策措施及其互动,论述了乔治·布什政府对中国实施"融入战略"的理论与实践情况,提出了中国对美政策的反馈及其对策。

中柬“特殊关系”的形成(1954-1965)

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的10年是中国和柬埔寨关系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两国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彼此缺乏了解到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的过程。在冷战时期,中国领导人视美国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因此,他们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为了反对和削弱美国这个主要敌人,中国领导人在外交领域中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分化对手并争取中立势力。就柬埔寨而言,中国领导人的主要考虑就是如何赢得西哈努克对中国的好感,争取他的合作,防止柬埔寨加入美国组织的反华包围圈。此外,中国领导人也希望通过柬埔寨来扩大中国在亚非中立国家中的影响。

“周旋于中美之间”——1969-1975年泰国的大国平衡外交

1969-1975年,泰国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斡旋许久,最终安全地度过了这一国际形势急剧发生变化的时期。相对中美,泰国作为一个小国所开展的大国平衡外交追求的始终都是一种“相对的、动态下的平衡”。本文将以泰国在1969-1975年之间对中美实施的大国平衡外交为研究对象,展现泰国历史上灵活的外交政策以及泰国在这一历史时期为维护自身国家利益是如何谨慎地周旋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

美国公众对华态度的演变历程、原因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中美关系是影响世界格局的最大变量,其发展态势与未来走向深刻影响着国际关系与世界局势的稳定。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源头活水和重要基础,而当前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却不甚乐观。自2008年以来,美国公众对华态度经历了曲折变化,中国崛起逐渐成为他们的普遍认知,也使他们的“中国威胁”意识不断增强。这些转变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既有中美关系变动、中国实力发展、美国精英舆论引导等原因的影响,又包括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的冲击。基于美国公众对华态度趋于消极的现状,中国应准确定位美国对华态度不同群体,加强公共外交力度,推动政治精英理性对话,尤其是要牢牢把握和平发展这一根本主题,以更为积极自信的姿态与更有效的方式化解美国公众对华认知上的负面情绪和认知偏差。

美国智库对中国太空活动的认知分析

[研究目的]该文试图通过全面分析美国智库对中国太空活动的认知,为发展中美太空关系提供一定的参考建议。[研究方法]该文以美国12家智库的45份文献为样本,采用文献分析法对这些文献的内容进行分析。[研究结论]美国智库对中国太空活动主要关注点是与军事能力相关的领域,认为中国太空活动对美国构成威胁。但是大部分美国智库并不反对和中国在太空领域进行一定的接触。因此,该文建议:中国应继续加强自身的太空活动能力缩小与美国的技术差距;通过公共外交等手段促进与美国智库之间的交流以增进相互理解;坚持在太空领域的国际合作以应对中美太空合作中的挑战。

亚太地区安全机制构建与中国方案

亚太地区的经济繁荣离不开地区的持久和平,统筹发展与安全,这既是亚太地区历史发展经验的真实写照,也是亚太地区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亚太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有所增加,亚太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加强亚太地区安全机制构建也更加迫切。亚太地区安全机制构建面临大国博弈愈加复杂激烈、地区热点问题持续发酵、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增加、地区安全机制治理效力不足等挑战。亚太地区安全机制建设需要处理好安全合作主体、安全合作理念、安全合作内容等几个关键问题。中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大国,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推动构建多层次、多领域、整体性、复合型的亚太地区安全机制,中国应倡导确立包容性的安全合作参与原则、凝聚亚太安全合作理念共识、注重对现有安全合作机制的协调并坚持循序渐进的构建思路。

美国智库近年涉台活动考察

[目的/意义]本文旨在探究中美关系新态势下美国智库在涉台活动中的角色与功能,分析美国智库与台湾(地区)当局在有关涉台议题中的互动关系,为我国开展“涉台外交”提供一定参考。[方法/过程]本文通过文献分析法,收集美国各主要涉台智库官方网站的数据和资料,梳理出美国涉台智库的基本概况,并对其主要行为、功能定位和行为动因等进行梳理与分析,进而探究它们在涉台议题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结果/结论]研究发现,美国智库充当了美台交流的“使者”和“桥梁”,发挥强大的中国台湾议题设置功能、影响塑造美国涉台决策功能和扩展培养“亲台”势力圈子功能,图谋为中国台湾创造更大的国际能见度、影响力和舆论声量。

美国驻华公使对华修约策略分析(1852—1858年)——基于《中美往来照会集》

1844年,中美两国代表耆英与顾圣(Caleb Cushing)签订了《望厦条约》,标志着中美近代外交关系的正式形成。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对在华贸易等方面的发展缓慢感到不满,将原定于1856年修约的时间提前到1852年。在1852—1858年修约期间,美国四位驻华公使对华修约总体上是采取“和平修约”的策略。美国外交官员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的“迂回策略”,打破了只有通过两广总督与西方国家交往的惯例;麦莲(Robert Milligan McLane)与伯驾(Peter Parker)的“联合英法”策略是在美国单独修约未果的情况下与英法联手对清政府施压;列卫廉(William Bradford Reed)的“和平使者”策略是在清政府面前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以此为契机与清政府展开条约谈判,并最终抢在英法之前成功修约。

美国智库对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认知评析

[目的/意义]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引起了美国智库的广泛关注,准确研判美国智库的认知,能够为中国顺利推进CPTPP谈判进程提供重要启示。[方法/过程]本文选取美国7家主流智库的18份代表性研究报告作为样本,分析美国智库对中国加入CPTPP的意图、影响及前景所形成的基本观点,并进一步剖析美国智库产生负面认知的动因。[结果/结论 ]美国智库总体上对中国加入CPTPP持负面评价,中国应理性看待这些认知,保持战略定力,并采取多种措施妥善管控好中美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最终顺利加入CPTPP奠定坚实基础。

清代广州行商伍秉鉴与早期中美关系

早期美国来华商人同广州十三行行商交往密切,他们的交往成为19世纪中美关系形成的力证。怡和行伍秉鉴作为十三行行商,同早期来华美商交往最为密切。美国著名洋行帕金斯洋行、旗昌洋行皆与伍秉鉴有联系,早期美商在华贸易也大多受到他的影响。清代广州贸易时期,伍秉鉴积极同美国人构建了庞大的国际贸易网络,他与美国人的个人合作成为中美民间商人研究的范本。行商与美商的交往对早期中美关系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塑形作用。

一枚勋章背后的故事:巴图校长与“中国海军班”

2018年,当纽约州立宾汉姆顿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筹备一个名为“格兰·巴图:平生与遗产”的特展时,一枚由国民政府颁发的功勋奖章,表彰他在二战期间作为海军训练部主任的贡献,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巴图是大学的创建人及第一任校长,但他与中国抗战的关系却鲜为人知。带着疑问开展的研究使笔者发现了一段有趣历史一—海军V-12及“中国海军班”项目。随着故事的展开,这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不仅帮助人更好地理解了巴图校长将精英教育引入公共教育的理念,他与“中国海军班”的渊源更是现代史中美关系中一段温馨感人的插曲。

国会研究:美国研究的新支点

美国国会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冷战结束以后 ,国会在美国对外政策 ,包括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把握美国国会及美国国内政治 ,成为美国研究与中美关系研究的重中之重。本文系统地总结了美国学者对国会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对美国国会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提出了分析当代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发展的两个角度与分析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