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主义心态影响下的英国外交决策 --中英交涉驻中国香港官方代表问题始末(1841-1978)

自英国侵占中国香港以来,为方便会同港英政府协调处理商贸、防务、人员流动等事务,清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尝试在中国香港派驻官方代表,但均未能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多次向英国提出在中国香港派驻中国官方代表的要求。随着中英两国关系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经双方反复交涉,英国最终让步,默认新华社香港分社作为中国政府派驻香港地区的具有官方性质的代表机构。如何界定中国驻香港地区官方代表的身份头衔与职责权限,是中英交涉过程中的焦点。英国之所以一再阻挠中国设立驻香港地区官方代表,主要是出于固守其在中国香港的殖民利益、维护其在中国香港的殖民统治秩序的心态导致的;其根本目的在于遏制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的联系,削弱中国政府对香港地区的影响力。

基于“涉华报告”的英国情报机构对华“威胁”认知研究

[研究目的]近年来,英国情报机构不断对外散布中国“威胁”认知,对此问题的探析,有助于更好应对国际挑战。[研究方法]以英国发布涉华报告为起点,在总结、归纳其情报体系三级架构基础上,借用社会学框构视角,剖析英国情报机构塑造对华“威胁”认知中使用的“聚焦”“桥接”“转换”等手法。[研究结论]通过研究发现,英国情报机构对华“威胁”认知的塑造,是其利用情报泛安全化迎合美国、借助情报意识形态化制造对立、主动设计情报以服务政治需要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对此,在重视对英美等西方情报界动向的基础上,既要加强情报的研判、预警能力建设,更要加强情报斗争能力和话语权建设,以铸牢国家安全底线。

近现代西方知识精英涉藏活动探析——以黎吉生为例

自18世纪末英国侵略中国西藏以来,一直企图将西藏置于自己的控制下。英国驻拉萨代表团便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存在,代表团成员在西方学界统称为“西藏官员”,其中黎吉生是第一位英国驻拉萨代表团团长,也是最后一位撤出拉萨的“西藏官员”。他初次入藏就承担重大使命,阻挠九世班禅返藏,离间国民政府与噶厦政府的关系;再次入藏他便鼓动噶厦政府以独立国家身份参加“泛亚洲会议”,教唆噶厦政府挑起“驱汉事件”。他离开西藏后继续大放厥词,污蔑中国解放西藏的缘由,毁谤1950年前后西藏的变化。通过对他的分析有助于认清一些西方反华知识精英鼓吹“西藏独立”谬论的本质。

中缅边界问题的缘起--八莫之交涉

经过19世纪3次英缅战争后缅甸彻底沦为英国殖民地。为应对英国对缅殖民统治以及防止英国势力侵入滇藏地区,清政府驻英公使曾纪泽率先提出应力争缅甸边镇八莫为清之商埠,一则使云南商道经八莫直通伊洛瓦底江和印度洋,二则勿使英近我界。但清政府高层以力保缅甸朝贡作为谈判第一要义,对八莫问题未予高度重视,再加之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绕开曾纪泽直接与英国外交部私下交涉,由此形成清政府对英外交明暗两条线格局。尽管曾纪泽有清政府驻英使馆洋员马格里的支持和协助,但由于清政府高层的迟疑、赫德另拟交涉方案、李鸿章提出无法遥制八莫等现实问题,英方从考虑将八莫让与中国到允许中国在八莫设关取税再到断然拒绝中国有关八莫的提议,终使曾纪泽解决缅甸问题的方案落空。1886年中英签订《缅甸条约》,清政府承认英国对缅殖民统治地位,此后晚清西南边疆危机不断深化。

中国访英团与战时中英关系的改善

中国访英团是1943年国民政府应英国政府之邀,为答聘1942年秋天英国议会代表团来华访问之情而派遣的访英代表团。英国政府对中国访英团的访问做了精心的安排和热情的接待。访英期间,中国访英团向英国社会传递中国友谊的同时,也对战时英国的议会政治、经济统制、社会动员、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观察。回国后,访英团通过报告演讲、著作发表等形式积极向国人介绍和宣传战时英国社会。战时中英代表团的互访,不仅对增进中英两国人民友谊和互信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战后中英关系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英国海军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调整:目标与实质

2016年以来,英国海军开始重新寻求在印太地区的常态化存在,进行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舰艇部署及技术装备转移。在应对脱欧挑战及对外战略转型的政治方针指导下,英国将海军视为推进其“印太倾斜”政策的关键外交工具,欲实现展示“全球英国”形象、促进防务出口与经贸合作、深化英美“特殊关系”并拓展地区盟友网络三大目标。这些目标以及英国海军印太战略的实际调整方式表明,英国的战略重心并未向东转移,其海军印太部署既具有针对中国的“炮舰外交”成分,也是针对盟友的“海军外交”活动。对中国而言,全面准确地认识英国海军印太战略调整的目标与实质是应对其潜在“麻烦”的重要前提。

近代《泰晤士报》涉藏报道初探

近代《泰晤士报》涉藏报道倾向、议题设置,被深深地打上了浓烈的政治烙印。在近代英帝国主义两次侵略西藏期间,《泰晤士报》服务于营造有利于英国在藏利益的舆论环境,涉藏新闻成为带有政治倾向性、阶级利益和作战意图的文本。在辛亥革命期间,《泰晤士报》大肆染指西藏事务,干涉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管辖。近代《泰晤士报》涉藏报道对西方主流媒体和西方民众认知西藏产生了消极的负面影响。

论英美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

英美在是否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明显不同:英国主张尽早承认,尽管其决策取向经历了一个从事实承认到法律承认的递进过程;美国则始终坚持反对过早承认和主张有条件承认,具有不承认的实质性内容,并注定了不承认的结局。1949年1～5月,英美分歧凸显;1949年7月至1950年初,英美就承认问题不断磋商,但整个协商过程表明双方各执己见,最终各行其是,英国于1950年1月6日正式承认新中国,而早在1950年初美国在近期内承认新中国的可能性已不存在。

中英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台湾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英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政策,主动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英国在围绕台湾等涉及中国主权的关键问题上,言行不符,持骑墙态度,直接妨碍了中英关系的健康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好转,中英两国本着平等协商的精神,妥善解决了台湾问题,终于实现了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

近代中英关系史上的小斯当东——《小斯当东回忆录》译后余语

小斯当东是近代中英关系史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的商人、外交使节、议员等多重身份,使得他的经历富有故事性。他于1856年完成的《小斯当东回忆录》极具史料价值。从小斯当东的履历、小斯当东与中国、小斯当东与《大清律例》的翻译、小斯当东的英国议员经历等角度出发,可以展现《小斯当东回忆录》一书的主要内容,并勾勒出小斯当东在中英交往初期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1951年英国对新中国联合国代表权立场转变的原因

1951年2~6月,英国由赞成中国联合国代表权转向支持搁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除了美英特殊关系外,英国立场的转变还在于联合国的投票形势对新中国不利。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加入朝鲜战争,对战事扩大的恐惧开始在联合国蔓延。包括英国在内的联合国成员国开始怀疑新中国能否遵循联合国宪章共同维护和平,新中国的加入会否增加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砝码。英国在分析投票形势后认为,此时并非新中国争取联合国代表权的时机,故投票赞成在联合国各机构中推迟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

弱国外交的逆袭——评1919年“五四运动”对涉藏事务的影响

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界多有述及。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具体到对西藏地方事务的影响,则关注者不多。事实上,这场运动对涉藏事务的解决产生了特殊影响。毫无疑问,"五四运动"也是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涉藏事务的转折点,正是其影响使得英国人对我西藏事务的干涉铩羽而归,并进一步增强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

贸易冲突与早期中英关系的条约化趋势

早期中英关系主要是商业上的,但在中英贸易中存在着诸多的冲突与矛盾,主要集中在:广州一口通商制度、行商制度、海关税课制度、外商管理制度。18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政府开始出面保护在华商人,遣使访华与中国政府进行直接交涉,并明确提出与中国订立条约的目标,企图将对华关系置于条约的基础之上。但是18世纪中英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纯粹的商业冲突,而是两种不同经济理念、不同经济体系、不同世界观和文明观的冲突,并且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早期中英关系的条约化必然失败。

马礼逊与中英早期官方交往——以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为中心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作为东印度公司派出的代表之一,加入了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团,出任中文秘书兼译员。他参与了此次出使的全过程,且表现得比较活跃,在双方的语言沟通和信息传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马礼逊坚持国家交往过程中的平等原则,反对英使在中国皇帝面前行三跪九叩礼,在那个时代英国人有关中国礼仪问题的诸多评议中,他把问题抬到了一个较高的层面上。

从适应到征服:资本主义东亚扩张的轨迹——以英国对清代中国的殖民贸易为例

资本主义的崛起,与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密不可分。获取巨额利润始终是殖民者对外关系的终极目标与利益准则。殖民者的主观愿望和被殖民地的客观现实条件制约甚至决定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与特性。以英国对清代中国的殖民贸易为例,由于中国在东亚朝贡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清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英国对中国的殖民与侵略经历了"被动适应——积极调适——武力征服"的历程。

战后国民政府涉港事务处置个案研究——以张添祥事件为例

太平洋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争取香港主权的努力遭遇挫折,战后英国重返香港,中国在涉港事务中试图积极应对,争取国家利权。1946年12月3日,中国内地与香港边境的文锦渡发生一起英军越界开枪事件,造成宝安县居民张添祥死亡,即"张添祥事件"。事件发生后,广东地方当局和民意机构主张强硬外交,积极组织援助;国民政府外交当局亦介入善后,在民意舆论的压力下展开外交维权。最终,张添祥事件不了了之。

中英贸易关系实证研究——英国脱欧是否对中英贸易产生持续性影响

通过中英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显示,英国脱欧后,短期内对中英贸易量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长远分析,中英贸易占中国总贸易的比重和贸易结合度还不高,中英贸易有较大的上升空间,中英在某些产品上优势互补,而且英国脱欧后将不再享有作为欧盟成员国的零关税等优惠贸易条件,会削弱英国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从而有利于增加中英贸易的合作机会,扩大中英贸易进出口的规模。

英国顶尖智库的特点及其扩散涉华观点的途径

[目的/意义]由于能够很好地利用所在国家的现实影响、历史遗产和语言、教育与文化资源,英国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称得上是"智库强国"。英国智库在塑造本国、欧洲乃至全球民意走向和政策进程等方面,更发挥着直接而重要的作用。关注英国智库发布的涉华研究成果对英国政治和民意可能带来的影响,对于理解英方如何看待我国、以及如何看待中英关系在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过程]本文首先概要介绍英国智库发展的背景,根据评估资料筛选顶尖智库并进行分类剖析;其次,分析英国顶尖智库发挥现实影响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并试图基于这些分析提出相应建议。[结果/结论 ]为更好地引导英国顶尖智库全面准确地反映与我国相关的实际情况,建议充分重视并及时跟踪它们的运行动态与研究成果;采取对方听得懂的语言与看得明白的行动,积极主动地通过多种方式与这些智库展开互动。

英国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及其对中英关系的影响

本文关注英国干预香港事务的目标、手段,以及其对中英关系的影响。1997年以来,英国对香港政策的政治目标是支持香港民主化进程,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干预香港政治事务。英国干预香港重大政治问题,对中英关系产生消极影响,损害两国关系,例如人权问题、普选问题、"占中"问题;只有在"港独"问题上,英国与中国保持了某种一致立场。在英国的香港政策中,功利主义目标是决定性的,这限制了它的道德主义目标,从而限制了英国干预香港事务的决心、能力,以及干预的程度,使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的矛盾不至于发展为战略冲突。虽然英国会继续干预香港事务,从而继续给中英关系造成消极影响,但不至于对双边关系造成重大损害。

英美对港政策的比较研究——基于大国博弈、国家利益与外交传统视阈

通常认为,英美对港政策受英美特殊关系影响,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和协调性。但通过对历史事件和当前政策的梳理和对比发现,英美在香港问题上的对外政策有各自的特征和规律。英国在对港事务的干预上呈现出渐进性、灵活性、回应性的特点,而美国在对港政策上体现出明显的介入性、对抗性、遏制性。从产生差异的原因来看,首先,英美两国在以权力政治为主导的大国博弈中存在物质性权力、对相对收益的预期和对香港地缘政治特性的判断等方面的差异;其次,英美受各自国家利益驱动,其对外战略目标定位和香港问题在国家利益中的层级有明显区别;最后,两国不同的外交传统和战略偏好也对各自对港政策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可以看出,未来英美对华关系的调整将继续深刻影响各自对港行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