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研究述评(1927-1949)

近年来,在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研究范围不断拓展,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同时,新史料的发掘也给中德关系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对海峡两岸这方面的研究概况及关于若干重点问题的探讨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就今后研究所应努力的方向谈了一点初步的看法。

中德人文交流的历史演进、发展特征与影响因素

人文交流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中德人文交流经历了关系起步、快速发展、全面升级、波折前进四个发展阶段,具有对等性、互补性、可持续性的总体特征,在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发生动态变化。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为进一步发挥人文交流的重要作用,中德双方还需加强人文交流的长期规划,并将其落实落细,注重突出中德文化的共通点,强化德国对华认知中的积极因素。

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探索

学术界对中德文学交流、特别是德语作家对中国文化接受的系统研究开始于上世纪20年代。最初起主导作用的是一批德国汉学家,他们主要盘点了近代德语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元素。自七十年代起,大批东亚学者前往德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借鉴比较文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使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取得了很大发展。而中国学者尤其对重要德语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挖掘。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聚焦于“文化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国家战略,在中德文学关系和文化外译研究领域进行了多视角、多层面的尝试,研究覆盖了从中国典籍外译到中国文化对德影响,从中国故事西传到中国形象在德语世界中变迁的广阔领域,成果十分丰硕。此外,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出发,研究者们也对德语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在总结近年的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的基础上,也对新时期的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文中指出,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德文学交流研究必须重视从史料发掘、多语种译本比对到“知识场”还原的各个环节;在理论上,必须重视文学交流史背后的“精神资源”;在工作态度上,必须持之以恒,坚持对文学交流史研究新领域的开拓。只有这样,研究者才能在前人基础上取得更多新的突破,将中德文学关系研究推向深入。

近年来德国对华政策转型及趋势

近几年来,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务实对华外交在德国愈发遭受质疑。中德经贸合作的压舱石效应不断弱化,德国亚洲战略重心逐步向其所谓“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转移的倾向愈发明显,对开展对华合作的防范心理上升。对中国“制度性对手”和“经济竞争者”的认知推动德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绿党及自民党入阁进一步冲击既往对华政策立场,价值观因素对德国涉华决策的影响上升,未来中德关系或面临下行风险。但是,中德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仍存在合作潜力,且德国对华友好声音及务实与平衡的外交传统仍在发挥作用,两国关系不会发生颠覆性变化。

双循环格局与全球技术阵营划分是耦合还是对冲?——以德国市场分化问题为视角

随着中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德国市场暨欧盟市场都几乎在同时期逐步转向内部市场。2022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进一步对“双循环”格局进行了新的阐释和部署。2023年中美两国经济博弈会伴随着地缘政治冲突发展而进入更加微妙和复杂的阶段,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将是中美博弈的两大主战场。自2022年底开启的新一轮央企和国企改革将为中国科技企业带来更多底气和能量,为新一轮中美博弈增加筹码。“芯片四方联盟”成立以来,抗衡中国的西方阵营不断营造声势。中国当前正处于中国特色估值体系构建的起点、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收官与新一轮国企改革的起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起点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等等,都让中欧关系以及中美欧三边关系均处于更为微妙多变的地缘政治格局中。

德国政治基金会在华的工作方式及其公共外交特征评析

政治基金会是德国智库中比较特殊的一类,一方面具有独立于政府的身份,另一方面又与各大政党有着亲缘关系。由于其特殊的属性,德国政治基金会的海外机构工作十分活跃并产生重要作用。德国政治基金会在中国建立了五个常驻机构,其工作方式颇具特点,活动方式多样化,合作伙伴多元化。以特殊的角色定位为基础,以系统化的交往为手段,德国政治基金会的海外机构成为德国对华公共外交的重要载体之一,并在德国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以及中德关系的发展中产生重大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视域下的中德关系:潜力与挑战

德国政府迄今在"一带一路"倡议上做出了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表态,这主要是德方看到了"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推动中德关系发展的巨大潜力。这包括中德在"一带一路"倡议里的合作能增加双边关系的全球性、推动双边经贸投资与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以及加强双方在金融领域的合作等。然而,由于德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存在偏差,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德国仍然有一些人固守旧的地缘战略竞争的思维定式,这使得中德在"一带一路"倡议里的合作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中德双方应秉承互利共赢的理念,携手挖掘"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德关系未来发展所能带来的潜力。

德国默克尔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对中国的影响

德国“印太战略”主要从政治方式、经济方式以及伙伴关系三个方面实施,体现出德国经济的繁荣严重依赖印太地区的特点。其试图在印太地区维持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经济竞争,同时迫于美欧战略互信缺失而推动欧盟的“战略自主”。对比德国“印太战略”和美国“印太战略”可以发现,两者在对华立场和战略方针上存在根本差异,而在“多边主义”理念和“规则主导”方式上却比较接近。德国“印太战略”使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面临更大的挑战,其对华关系中的价值观因素凸显,经济议题的重要性也逐步上升,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态势日趋激烈。德国“印太战略”也会给中国带来机遇,中国需有差异化地应对德国和美国的“印太战略”,积极主动地塑造印太地区新秩序,避免掉入其“印太战略”的陷阱。

德国新政府内政外交新动向

德国新政府组阁后,内政面临重重困难:民粹右翼政党成为议会最大的反对党,以巧妙的宣传策略吸引着对现实不满、寻求改变的选民;德国政党内部要求改革的新生代与看重权力利益的保守派、基层与领导层之间矛盾日益公开和激化,党内党外对于现任领导层的不满导致了选民对主流政党的信任削弱。德国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重新获取人们的信任,保持德国政局稳定,通过培养后备力量来实现政党的革新。面临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德国政府发起教育攻势,大力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力争在5G领域处于领先地位,通过经济和融合措施缓解难民问题带来的财政负担和价值挑战。在外交上,德国政府踏上新的征途,力求德法合作推动欧元区改革,在共同外交、安全和防务政策上深化欧洲一体化。在对华关系上,中国仍旧是德国亚洲政策的重要对象。尽管德国人对"一带一路"还存有疑虑,但默克尔表示会和中国在这一框架下继续合作。

抗日战争时期中德关系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中德关系经历了由冷淡和破裂的演变过程。中德经济、军火贸易是中德关系演变的根本动力;中德之间的矛盾是中德关系演变的直接动力:德国内部的斗争是中德关系演变的间接动力:希特勒和蒋介石在两国关系演变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抗战爆发前后中德关系的演变

抗战爆发前十年间 ,中德两国基于各自的利益需求 ,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保持着较密切的关系。但是在德国政府内部 ,就对华和对日关系而言 ,又分为两派 :一派主张同中国合作 ;一派则视日本为未来战争中的盟友。日本全面侵华以后 ,德国远东政策的重心逐渐偏向日本 ,其在华利益服从于它的欧洲扩张战略。德国一度期望和平解决中日冲突 ,力图居中调停 ,最终以陶德曼调停的失败为标志 ,中德关系一改战前的状况而走向破裂。

试析20世纪20～30年代德国对华“工业外交”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采取一系列措施开拓中国市场。这些措施使中德关系不断改善,也促进了德国在华利益的增长,并对德国对华外交的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8—1938年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地位与作用研究

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地位的变化同其与德国政界、经济界的关系紧密联系。但当德中两国利益相矛盾时,德国顾问团明确选择了中方的立场与利益,这与德国顾问团的私人性质密切相关。这种性质使其不同于纯粹的官方顾问团,不受政府的具体政策约束。中德两国的利益需求通过德国顾问团为中介而联系起来。一方面顾问团因这种需求而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顾问团又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最终因利益需求的消失,顾问团也结束了历史使命。

民族和解的德法模式及其对中日和解的启示

民族和解是敌对民族之间结束冲突、实现稳定和平的根本。二战时期,中日民族与德法民族都曾发生过战争,但今天二者却面临完全不同的命运。德法民族已经实现了彻底的和解,重新塑造了欧洲地缘秩序。民族和解的德法模式包含三个特征:加害民族积极承担战争责任,并实现对国内社会的系统改造;实力强大的"第三者"积极推动,为民族和解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加害民族与受害民族相向而行,推动民族和解的动力从共同利益转向共同认同。与德法和解形成明显对照,目前中日和解正面临着"烂尾化"的风险,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明显的单边和解倾向、共同认同的缺失、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二元分离等等。当前,中国正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借鉴民族和解德法模式的积极经验有着重要意义。

二战期间中德关系破裂原因探析

德国在调停中日战争失败后必须加以抉择时,认为中国的利用价值下降,而日本的政治军事同盟作用上升,从而择日而弃华;同时中国也在美国的援助下坚定地加入反法西斯阵营一边,对德宣战。

一战期间冯国璋对中德关系的态度转变探析

一战期间,中国对德政策经历中立、抗议绝交、宣战三个阶段,在后两阶段冯国璋态度历经两度转变。冯国璋从调解府院之争的角度出发,由反对抗德绝交转变为赞同绝交;在第三阶段,冯国璋由反对参战到力主参战的转变,一定程度上出于国家长远利益的考量。相较前者而论,冯国璋后者态度转变更具积极进取色彩。冯国璋态度的两次转变客观上催化了北京政府的抗德绝交政策、对德奥宣战政策的顺利实施。

冷战后德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公共外交探析

两德统一后,鉴于自身实力进一步增强,德国开始在亚太地区加大外交战略部署和投入。为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德国在亚洲各国大力经营公共外交战略,特别是在冷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地缘政治地位凸显的东南亚国家。德国积极开展与东南亚的公共外交首先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其次是想通过插手东南亚事务提升国际话语权与制衡中国影响力。德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公共外交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传播企业文化;通过国际教育合作培养亲德人才;通过落实对外援助措施彰显大国担当。德国对东南亚开展公共外交势必对中国产生影响:加剧东南亚地区形势的复杂性;增大“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压力,且有可能损害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对此,中国需要借鉴德国经验,加强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建设,并注意谋划与德国有共同利益的外交活动,促进中德间的良性互动以及在东南亚各国更深层次的合作。

1928—1938年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国国防工业建设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积极促进中德经贸关系,为德国谋取经济利益。他们积极引进德国资本与技术,帮助中国发展国防工业,从而为德国工业品开拓了一个庞大的市场。而对中国而言,这种同德国的密切的经贸关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国防实力的加强、从而对中国的抗战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1928—1938年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地位与作用论析

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地位的变化是与德国政界、经济界的关系紧密联系的。但当德中两国利益相矛盾时,德国顾问团明确选择了中方的立场与利益,这与德国顾问团的私人性质密切相关。这种性质使其不同于纯粹的官方顾问团,不受政府的具体政策约束。中德两国的利益需求通过德国顾问团为中介而联系起来。一方面顾问团因这种需求而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顾问团又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最终因利益需求的消失,顾问团也结束了历史使命。

文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德关系研究

在近代中外关系中,中德关系是重要而又特殊的双边关系。文化交流视角下的中德关系研究,呈现出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对德国思想文化的憧憬、模仿与内化:洋务期间中德的军事交流,不仅有助于德国在华良好形象的构建,而且为教育近代化奠定了基础;自清末新政起,中国教育近代化深入到制度层面,其学制演变中德国的教育理念贯彻始终;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以科玄之争为代表的文化论战,对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论战所体现的不仅是对西学的继承,更是中西文化交融下的创新性发展。然而中德之间不平等的文化交流,使得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在西化与本土化之间游移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