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对峙背景下的自主城市建设--近代沈阳商埠地研究

以近代沈阳商埠地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奉系政府与日本对峙的特定条件下对商埠地的规划、土地经营和发展策略,从而提出了商埠地是近代沈阳自主建设的重要城市空间实例,具有较高的城市文化遗产价值,并提出了对商埠地历史街区的相应保护对策。

泰国对当前中日关系的看法--泰国实地问卷调查分析

中日关系是东亚地区合作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然而长期以来两国关系龃龉不断,近来双边关系有所缓和,但仍在许多问题上争论不休,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常言道,"旁观者清",听听周边国家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对我们处理中日双边关系不无裨益。本问卷调查就4个方面,即中日两国际外形象、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中日经贸关系、中日政治关系,列出了相关的40个题目来了解泰国人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中日产业相互依存关系——1990-1995-2000年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实证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日贸易开始形成稳定增长的势头,形成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通过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中日中间投入产品的国产化以及国际分工进行实证分析,并用数据准确表明中日产业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分析结果是,中日产业间国际分工逐渐向水平型国际分工关系迈步,但日本产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很小,中日产业间国际分工依然是垂直型国际分工关系。

美国冷战战略与中日贸易关系(1948-1950)

战后初期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与美国的冷战战略以及反映该战略的外交政策休戚相关。朝鲜战争爆发前,中美关系尚未达致完全恶化的地步。鉴于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复兴至关重要的作用,考虑到通过日中贸易关系来离间中苏关系的可能性,再加之日本政府和民间部门对中日贸易的强烈期待,美国政府对日本发展对华贸易关系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虽然它也把意识形态的因素强加于中日贸易关系之上,但还是允许中日双方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有限的贸易往来。这使日本外贸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美国在日本的经济负担自然亦得以减轻。

日华学会与留日教育(1918-1945)

文化教育侵略是日本侵华第二战场,在其侵华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日华学会从1918年成立至1945年解散,经营留日教育管理事务20余年,客观上为中国人留学日本教育事业做出一定成绩。然该会被纳入日本"对支文化事业"体系之后,逐渐嬗变为日本与欧美抢夺中国留学教育话语权、怀柔中国留学生的重要工具。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日本当局利用经费补给不断强化对其监管,日华学会文化渗透与怀柔色彩更加明显,妄图培养"大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协力者"。

中美日大国博弈框架下的中日关系--兼论国际关系中的敌友转换

本文试图把中日关系在不同时期中的转变放在中美日大国博弈的动态框架下进行梳理,以大国战略制定为基本出发点,以内政与外交连接的理论框架为基础进行分析。本文主要关注国际关系中敌友转换的五个动态因素,即国家利益、力量对比变化、盟友关系、领导人决策、内政外交互动五种变量。文中选择近两个世纪以来三国之间互动中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事件作为节点,总结为八个转折点。之后对中美博弈下的中日关系进行了分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审视中美日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互动对我们今天研究中日关系仍然具有重大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1945年-1972年日本学术界对中国革命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72年中日建交以前的这段时间中的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尤其是对于中国革命的研究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环。本文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72年前后的日本学者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研究论著为线索,试图整理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于新中国研究的基本脉络。

再论古代日本的稻作农耕--基于农业技术交流的视角

古代日本稻作农耕在经历了上古时代的传入、中古时代的本土化发展以及中世时期的精细化发展后,于近世时期进入到以创造性发展为特征的精耕细作的高度成熟期。古代日本稻作技术与农耕具技术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呈现出吸收与改造并重、引进与创新并举的特点。可以说,中国传统农学是古代日本稻作农耕持续发展的动力,而日本稻作农耕在依靠外来技术的同时也能够根据本土实际自主创新,从而形成了同源性与自主性并存的双重内在特质,构建出与中国方面“类而不同”的、具有典型岛国特色的稻作农耕技术体系。通过产量指标的对比研究表明,古代日本的稻作农耕技术是卓有成效的;其稻作农耕形式不仅对日本古代社会影响深远,对当代生态农业发展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战后日本-东南亚和解与中日和解的比较

二战结束以后,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以经济赔偿为切入口重返东南亚。对东南亚国家的和解外交,不仅使日本获得了广阔的市场,而且也成为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契机。以福田主义的提出为突破口,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和解开始不断得以巩固和深化,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重新定位。这与中日和解的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什么日本在东南亚的和解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景象?由于中日和解在权力对比状况、认同结构以及和解要素的完备程度等方面与日本-东南亚和解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才造成了今天中日和解与日本-东南亚和解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日本视野下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嬗变与述评(2010-2015)

2010-2015年间,日本视野下的近代中外关系史(1840-1919)研究出现了一个相对热潮。内容上,大多数成果集中于以下专题:中国近代外交思想与政策、中国外交制度近代化以及基于上述变迁下的中日关系调整。方法上,概念史、社会史、文化史等交叉学科的引入,“全球史”“区域史”框架下的多边考察,政治、外交、社会、文化、经济、司法等多维视角的诠释,是日本学界有关中外关系研究的特征。同时,日本学界存在日趋显著的历史学术问题政治化倾向也须引起重视。

济南惨案后的抵制日货运动与日本的因应--以日本外务省为中心

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运动初兴时,日本各级外务官员极度轻视中国民众的抵制运动,认为其不能长久;但随着运动不断壮大,日本对华贸易损失日益严重,日本外务省遂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并利用济南惨案交涉、改订商约谈判等机会威逼利诱国民政府取缔抵制日货运动。外务省应对抵制日货运动的种种举措,皆服务于其对华侵略扩张之根本目的,旨在通过压迫中国民众放弃抵制日货运动,以维护日本在华不平等经济利益。

战后中国人日本观的演变(1945-1992)

中国人的日本观,即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和看法。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92年天皇访华,中国人日本观的演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认识主体的不同而区分为不同类型,也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战后中国人的日本观,主要受到记忆与情感、政治与外交、媒体与知识界三大因素的影响,表现为政治人物、普通民众、媒体与知识界三种类型,经历战后初期(1945-1949)、邦交正常化之前(1949-1972)、战略性友好时期(1972-1985)、冷战结束前后(1985-1992)四个阶段。在看待日本的价值取向上,政治人物更多从国家利益角度和战略思维出发;媒体和知识界则倾向理性、中立和客观;普通民众对日本的认识,其核心层面是基于近代历史的记忆与情感表达。

暗流涌动:中苏解决中东铁路问题的交涉(1917-1931)

苏俄政府建立后曾两次发表对华宣言,主张将中东路权归还中国,此后中苏双方围绕中东路权和管理权的归属展开一系列交涉。结果苏俄并未履行归还中国路权的承诺,反而与中国签订一系列协约,将中东铁路推向中苏共管。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国内外各方力量对中苏共管中东铁路表现出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中苏达成的协定并未贯彻执行,各种势力掺杂其中,龃龉丛生,纠纷不断甚至兵戎相见,中苏中东铁路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深刻反映出近代中国东北路权斗争的复杂性。

比较视角下美国对华国家战略焦虑及遏制举措

当前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焦虑是二战以来继对苏联和日本后的第三次国家战略焦虑。初次战略焦虑是基于美苏双方几无经济交集的战略竞争,是美国对苏联进行经济封锁、军备竞赛、舆论战和价值观颠覆,并动用盟友力量全面对抗。对日战略焦虑则限于经济领域,主要通过打击日本半导体产业、贸易战、整体上强迫日元升值来实现。而对华战略焦虑及应对举措更具全局性和激进性,是涉及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意识形态、舆论的全方位对华战略遏制,是用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联合全球盟友来对华进行的组织化、体系化的竞争。对此,中国亟需清醒认识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长期性和全面性,充分吸取历史经验与教训,在坚定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做好应对准备,不断夯实自身实力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挑战。

史料所见丁汝昌自尽诸家说及相应价值误判

关于丁汝昌自尽的问题,百多年来聚讼纷纭。实际上,无论是日本人《劝降书》中的巧妙预设,还是中日双方臧否不一的两极认识,也无论是研究者们动用的古今中外标准,抑或史学爱好者凭心情勾画出的丁军门像,都未能完全贴近丁汝昌自决前的心理活动和决绝一念。爬疏原始史料并弄清这一问题,对于客观面对和解释新旧时代遭遇后东亚军政人物的价值判断标准及其实效性,或有补益。

甲午战争前后王韬对日认识的变与不变

王韬作为第一代改良思想家,其对日认识的真知灼见迄今仍令人叹为观止。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王韬的日本观既有时代性的变化,又有主体性的固守,他总是能够具有超强的预见能力。明治初期,他有过对日本施行近代化维新政策的赞赏;甲午战争前,在日本考察期间,他也曾对日本盲目学习西方的举动表示不可取;甲午战争后,他还预言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灾难性后果。王韬对民族、国家和国际危局抱有强烈的关心,在其落拓不羁的外表下,始终怀揣着可贵的政治品质——对国家的关怀和对民族的期望。王韬日本观的变化过程是对日本时局的锐意观察与精准预测,在日期间虽因家庭不幸及仕途不畅有自我放纵的表现,但是其家国情怀自始至终没有改变。

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日本岸田文雄内阁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针对中国的军事指向明显;增强所谓“反击能力”的欲望强烈;介入台海的军事威慑意图更加明朗;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联手多国制衡中国的做法更加主动;加强武器装备研发、生产和出口的计划正在落实。该战略不仅难以确保日本的安全,反而会增加国家安全成本,降低安全质量,给邻国造成更大威胁。日本国家和国民安全面临的真正威胁在其国内,而非中国。“统一教”与“黑金政治”造成日本政局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导致日本首个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者中枪身亡。日本政治、社会、生态安全问题严重,国际形象日趋恶化。所谓“严峻的国际环境”或许只能说明日本“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失策与失败。

日本推动对华“反经济胁迫”议题的研究——以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为例

近年来,随着大国博弈加剧和中日实力差距不断扩大,日本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对其国家安全利益造成“威胁”,并将使地区秩序朝向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需要通过与美国及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塑造新的规则、规范来限制中国。在此背景下,加快推进对华“反经济胁迫”议题成为日本规锁中国的新抓手。2023年8月,日本在强推核污染水排海遭到中国反制后,立刻利用“反经济胁迫”议题进行对抗,意欲向国内外展示该议题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同时转嫁自身危机。然而,日本对于“反经济胁迫”议题的认知以及推动具有明显的工具主义和双重标准,实质上是为打压异己、维护以美国为核心的霸权秩序,背离了真正的多边主义。

日本新《海洋基本计划》解析:特点、动因与影响

日本长期以“海洋国家”自居,海洋战略不仅在其国家战略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更关乎中日双边关系及地区和平与稳定。2023年4月28日,日本出台第四份《海洋基本计划》,用以指导今后五年具体海洋政策。作为岸田文雄上台执政,并对日本安保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后的首份《海洋基本计划》,其相较于第三份《海洋基本计划》呈现出“泛安全化”趋势空前加剧、将海洋“威胁”主要来源从朝鲜调整为中国与俄罗斯、提出“构建可持续海洋”基本方针三大特点。造成此种变化主要原因包括:日本战略文化中危机意识、扩张主义及尚武等因素的长期浸润;日本国家战略进入向以“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为核心诉求的“全面大国”转型加速期;日本外部环境发生以进入所谓“新时代”为代表的显著变化;岸田政权因经济低迷、少子老龄化、系列政治丑闻等问题遭遇执政危机。日本未来以第四份《海洋基本计划》为蓝本的海洋政策调整,或将对中日关系、地区安全形势乃至全球“高边疆”领域合作造成负面影响,值得予以高度警惕。

碳中和目标下中日两国煤炭领域的科技合作机制

中国与日本两国作为煤炭消费大国且洁净煤技术领先的国家,在煤炭领域的科技合作对于加速两国乃至世界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文献分析,从国际科技合作的动力机制、保障机制和制约机制3个方面,梳理了碳中和目标提出之后,两国煤炭领域科技合作机制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动力机制中煤炭政策的导向一致性有所提升,但各个机制内部均出现了不确定性因素。鉴于此,为推进中国与日本煤炭领域科技合作,应当构建跨境跨业种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产业链,共同向第三方市场推广洁净煤技术、助力能源公正转型,发挥合作推进机构职能、推动信息公开和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