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iew and Prospects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ｏｍｍｅｍ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２５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

泰国对当前中日关系的看法--泰国实地问卷调查分析

中日关系是东亚地区合作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然而长期以来两国关系龃龉不断,近来双边关系有所缓和,但仍在许多问题上争论不休,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常言道,"旁观者清",听听周边国家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对我们处理中日双边关系不无裨益。本问卷调查就4个方面,即中日两国际外形象、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中日经贸关系、中日政治关系,列出了相关的40个题目来了解泰国人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试析1937-1941年的中苏关系

抗战时期,中苏两国的国际地位和实力的差异,决定了苏联对华政策在双边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直接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当苏联战略需要与中国利益一致时,苏联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战事业,两国关系就能顺利发展。而当苏联的战略需要背离中国利益时,苏联外交的大国主义作法则越发明显,甚至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而牺牲中国利益。因此,在时局发生剧变之时,中苏对外战略重心的转移使得两国关系不可避免地趋于冷淡。

打破“向心-离心”平衡与中国对日政策的战略重启

中日关系长期以来在全球、区域和双边领域存在着向心-离心两种趋势,两种趋势的平衡阻止了中日关系的深入发展。“向心-离心”平衡的出现,本质上是两国关系受制于结构性因素、缺乏战略塑造的结果,其长期存在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潜在与现实的消极作用。随着国际秩序转型趋势日益明显,中日关系打破“向心-离心”平衡的契机已经出现,中国需要通过塑造能够广泛包容双方利益的共同战略方向、营造两国邦交能够容错的宽松氛围、并依据战略方向明确外交工作的政策排序,来促使两国关系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关于中日关系的若干思考--日本:是“善邻”还是“恶邻”

当今世界,大国实力对比与GDP规模及与之关联的军费规模有密切关系,其中GDP与军费增长背后的科技实力对比同样不容轻视。日本仍是科技大国,科技是现代战争的核心战斗力,必须高度关注日本科技实力的军事意义。在修宪问题上,自民党政府修改和平宪法的努力一次次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和平宪法的图谋至今未能冲破作为和平宪法的创造者和维护者——多数日本人民的心理底线。不过,即便安倍实现"修宪",将自卫队写入日本新宪法,也不意味着军国主义复活。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将少数军国主义者和作为受害者的日本国民区分开来的"两分论"与何方提出的"全民犯罪论"并非相互对立,完全可以统一起来,"全民犯罪论"启示我们,中日历史问题既包括反对日本统治阶层政要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言行,更包括作为那场战争胜利者的中华民族对犯过错误的日本民族的争取、教育和感召工作。当今,在中国周边已经出现新的"三个世界"架构,中美各为一极,其间存在许多中间国家,应该在"新三个世界"架构中对中日关系进行"再定义"。

二战后日本-东南亚和解与中日和解的比较

二战结束以后,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以经济赔偿为切入口重返东南亚。对东南亚国家的和解外交,不仅使日本获得了广阔的市场,而且也成为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契机。以福田主义的提出为突破口,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和解开始不断得以巩固和深化,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重新定位。这与中日和解的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什么日本在东南亚的和解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景象?由于中日和解在权力对比状况、认同结构以及和解要素的完备程度等方面与日本-东南亚和解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才造成了今天中日和解与日本-东南亚和解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济南惨案后的抵制日货运动与日本的因应--以日本外务省为中心

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运动初兴时,日本各级外务官员极度轻视中国民众的抵制运动,认为其不能长久;但随着运动不断壮大,日本对华贸易损失日益严重,日本外务省遂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并利用济南惨案交涉、改订商约谈判等机会威逼利诱国民政府取缔抵制日货运动。外务省应对抵制日货运动的种种举措,皆服务于其对华侵略扩张之根本目的,旨在通过压迫中国民众放弃抵制日货运动,以维护日本在华不平等经济利益。

日本历史教科书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描述及其变化(1972-2016)

日本与中国自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由此得以延续。然而,战后七十年间,日本社会对战争历史观的修正,使得中日及日韩两国间的外交关系因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问题一次又一次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在对日本人历史观形成和变化的研究中,日本历史教科书作为塑造战争后代历史观的工具,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便被作为核心对象,频繁地运用于研究与讨论之中。本论文将国际关系学与叙述学和记忆学相结合,为剖析日本战争后代的战争记忆和历史观的形成提供了别树一帜的角度。通过对1972年至2016年中日关系的归纳与总结,观察每一个年代的日本历史教科书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描写及其相应的变化,目的在于:第一,厘清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与历史教科书的关联;通过观察历史教科书叙述的变化,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研究的着眼点进行调整与纠正;第二,为现阶段中国的日本教科书研究提供新的数据,并为未来中日关系的改善提供新的思考。

战略偏好差异对中日关系的消极影响(2000-2021)

2000年以来,中日关系呈现出以频繁、剧烈变动为特征的极不稳定状态。本项研究发现,战略偏好差异是中日关系陷入互动困境的关键原因。对东北亚地缘的不同认知使中日形成各自地缘目标,进而产生各自互动中的行为偏好,中日总体偏好分别为维持现状、改变现状导向。偏好差异导致关系剧烈恶化,而偏好受战略环境制约,国家在短期内若无法实现其最优目标则会寻求低层次目标的满足,双边关系易于发生快速剧烈转圜。中日关系的这一特殊现象反映了双方深层次共同利益共识的匮乏,故而难以建立更深入的政策协调和政治互信。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共同利益的培植和地区治理意识的强化,总的来看中日关系的中短期前景仍不乐观。

日本政府介入台湾问题的话语设定与路径选择

从台海外部环境看,长期阻止两岸“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进程的两大外部因素是来自美国与日本的战略干扰。现阶段,日本在积极配合美国对华“遏压”的过程中,也倾向于将介入台湾问题与推动“印太战略”相挂钩,如将中国内地在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和相关行为渲染为对中国台湾的“威胁”,意图在话语设定上紧抓“和平”主导权的同时,加大在外交、经济、军事等领域介入台湾问题的力度。日本此举直接导致关乎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一个中国原则遭到掏空与虚化。对此,中国一方面应围绕台湾问题与日方划定红线,另一方面坚持推动日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政治定位,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性的双边关系。

岸田政府“印太新计划”的内容、动因与前景

2023年4月,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印度发表《印太未来》演讲后,日本政府正式推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新计划”。这一计划旨在响应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强化日本的“印太构想”,强调通过“平等对话”和“平等伙伴关系”来增强合作,并提出新四大支柱:和平与繁荣规则、以“印太”方式应对挑战、多层次互联互通、海空安全保障和安全使用举措。该计划反映了日本外交受区域政治经济变化、日美同盟加深及国内政治右倾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未来同样面临国际局势动荡、国内形势低迷和区域国家不支持等多重挑战。但新计划的持续推进将对中国发展和中日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值得持续关注。

近代华盐外贸的展开与盐产业转型——以中日辽东盐、青岛盐交涉为切入点

1906年,清末东北地方政府与日本“关东州”殖民当局围绕辽东盐出口的交涉无果而终,凸显了传统时代并不严格存在的华盐外贸问题。进入民国后,盐的工业化生产使中国既有盐业市场的产品结构和资源流向发生深刻变化,成为1926年中日青岛盐交涉最终解决的产经背景。前后两桩交涉不同结果的背后,是新兴的盐业外贸活动对传统盐政演进逻辑的冲击,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近代食盐业向盐化工业的逐步转型。

1949—1978年天津市对日交往历程、特点及启示

1949—1978年天津市对日交往是中日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方外事服务国家外交工作的典型表现。天津市30年的对日交往,符合中日关系发展的整体脉络和阶段性特点,也经历了“初始交往”“民间交往”“半官半民”“正常交往”四个发展阶段,体现了和平友好的交往主题和互惠互利的交往原则,为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建立最初联系、推动中日民间往来、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贡献,也为改革开放后的天津市对日交往提供了实践经验。1949—1978年以天津市为代表的地方对日交往奠定了中日民间交往的基础,为促进中日友好,巩固和发展中日关系做出了历史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的助华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发轫于民间援华组织的联合思想,在亨利·鲁斯的推动下成立。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不断完善组织运作方式,在加强中美救灾合作、募捐援华物资、输送助华物资、开展救济重建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成为在美国发起的最大的民间援华组织。透过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的研究,可进一步认识其与美国红十字会、美国国务院中美关系文化项目以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等救济援助的关系。

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起点: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即将迎来邦交正常化50周年。50年来,中日两国努力寻求共识,增进理解互信,在贸易投资、技术交流、文化互鉴、环保合作等领域取得了系列重要成果,但围绕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及台湾问题等仍摩擦不断。中日关系发展的掣肘和症结何在,如何构建更为积极的中日关系?值此重要节点,回顾、梳理过去50年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从中汲取面向未来的智慧启迪,不忘邦交正常化的初心,从长远着眼,加强战略对话,以政治引领双边关系发展,在合作中增进共同利益,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不但有关两国人民福祉和地区发展,也是影响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鉴于此,《国际论坛》编辑部邀请国内知名日本问题专家就中日关系历史、影响因素与挑战、中日海洋问题、日本对华认知、两国环保合作等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现将相关内容辑录刊发,以飨读者。

《华夷变态》与清代史料

"唐船风说书"是日本江户时代以中日贸易为背景形成的一种口述史料,自其被江户幕府儒官林恕、林凤冈父子汇编为《华夷变态》以来,就被日本学者应用于清初中国史、唐船贸易史及日本对清关系史的研究中。国内学界因语言和文本解读的困难,至今未能有效开发和利用这份珍贵史料。"风说书"作为江户幕府海外情报搜集制度和清日贸易的产物,其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除其本身所具有的文献学价值之外,不独对清初中日关系史、中日贸易史、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数据,对清初政治史以及中国沿海地域社会经济史、航海史研究,甚至日本对外关系史研究来说,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

唐代中日交流的新史料——《延历僧录》(淡海居士传)校读记

天台僧思托于753年随鉴真东渡日本,788年编撰《延历僧录》。是书5卷,入传142人,涉及帝王、皇后、官吏、僧侣、居士等,堪称奈良时代文化人士的传记总集。《淡海居士传》是其中淡海三船的传记,本文据近年发现的传记完篇,钩沉唐代中日交流的珍贵史料多则。有关唐人道璇、鉴真、礻右觉、丘丹的新史事,以及新发现的《全唐诗》失收唐人佚诗2首,相信对中日关系史及唐代文化史研究多有裨益。

日本相对衰落与中国的应对

进入21世纪,日本综合国力呈现相对衰落的迹象,长期观之存在持续走向衰落的可能。日本不愿意适应和接受自身国际地位相对下降的现实,尤其是面对中日两国实力此消彼长的态势,日本政治右倾化动向显著,安保战略与外交政策调整巨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其国家实力相对衰落的反映。基于国家、地区、全球等三个层面全面剖析日本相对衰落的效应,指出中日实力对比发生逆转,导致战略相持和激烈对冲期的来临,双边竞争性因素突出,中日关系进入全面角力阶段。日本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积极制定和实施新的对华战略,成为中国国家安全、领土完整的最主要威胁。因而,必须持续关注未来日本内外政策的动向,及时进行准确的战略判断与应对,增强战略定力,在坚决维护中国核心利益的同时,致力于重塑地区关系,打破美日软性遏制圈,利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赢得对日战略优势,逐渐实现中日关系的历史性和解,建立兼容共存的互动关系,并争取回到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

中日关系“政冷经热”再思考——“结构性相互依存”的视角

中日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很高,但政治关系却比较冷淡。已有研究大多将"政冷"和"经热"分开论述,导致解释力度略嫌单薄,运用"结构性相互依存"的视角,通过构建商品层级结构模型和结构性相互依存对双边关系影响的公式,对中日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给出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