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和谐中尼关系的国家利益角度考量

近几年由于国内革命戏剧性发展和变化而备受关注的尼泊尔,国内局势整体上开始走向稳定。这也引起国内学术界对中尼关系的多角度多层次思考。笔者在文章选取了国际交往中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原则作为角度对中尼关系进行考量,首先简单论述国家利益原则,在这个基础上分别从尼泊尔和中国两个方面进行国家利益的考量,最后总结出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和谐中尼关系的可能性所在。

以博弈论审视尼泊尔外交“有限中立政策”到“严格中立政策”的转变——尼泊尔毛派严格外交中立政策对中国在南亚地区战略收益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尼泊尔历届政府均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和在中印两大国之间奉行"中立政策",这确保了尼泊尔的和平环境。外交中立政策对尼泊尔是最优选择,从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新政府成立以来,发生了由"有限中立政策"到"严格中立政策"的转变,这一转变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将增加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收益。

新时代中国与尼泊尔关系:进度、动力与前景

新时代的中国尤其重视周边外交。在中国的积极推动和中尼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中尼关系在政治、经济、人文和军事等各个领域均取得重要进展。中尼从“两国世代友好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的未来发展目标“比珠穆朗玛峰还高、比长城还长”。中尼关系在新时代取得重要进展的主要动力源于两国的根本利益和现实需要。新时代的中尼关系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包括两国贸易总量小、尼泊尔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有一定的防备心理,尼泊尔国内复杂且不够稳定的政局以及印度和美国等区域内外大国的干扰。其中,印度是阻碍中尼关系发展的最大外部力量。中尼已经积累了应对两国间挑战的丰富经验。只要中尼能够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两国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正确应对两国关系中的主要挑战,即使印度极力阻挠,也难阻止尼印关系持续倒退而中尼关系稳中有升的基本趋势。

两次中尼战争(1788—1792)原因探析

从1788年到1792年,中国和尼泊尔之间发生了两次战争,即史书所载"巴勒布战争"和"廓尔喀战争"。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对战争发生的原因已经有了说明。但大多数分析往往囿于西藏内部事务,缺乏更加宏观的视野。从18世纪末地区局势来看,西藏地方与尼泊尔之间在新旧货币兑换比率问题、尼泊尔在藏贸易特权问题及西藏与南亚贸易主导权的争夺等问题是西藏地方与尼泊尔产生矛盾的根源。总的来说,西藏与尼泊尔之间不平衡的经贸关系是两次中尼战争爆发的真正起因。

从“一边倒”到多元化外交——1955-1962年尼泊尔外交政策的转变

1955-1962年是尼泊尔外交转型的关键时期。民族主义情绪浓厚的马亨德拉国王1955年继位后开始奉行多元化的外交路线,同年与中国建交,这一切表明尼泊尔开始偏离向印度"一边倒"的政策,尼印特殊关系局面发生动摇。自1959年中印两国在"西藏问题"和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升级,尼泊尔借机强调自己作为主权国家的身份以及在相关问题上与印度有所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从1960年开始,通过高层互访和谈判,中尼两国就边界问题达成谅解,进而签订了边界条约及和平友好条约,中尼关系也日渐升温。与此同时,尼印关系则遇冷停滞。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前后成为尼印关系的转折点。为避免卷入战争,尼泊尔在中印争端中坚持中立与不结盟的立场,因此遭到了印度的指责和报复,但却塑造了独立的外交形象,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利益。战败后的印度也意识到尼泊尔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从此转变态度,更加平等地对待尼泊尔。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尼建交和边界谈判

中国与尼泊尔均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尼于1955年8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之后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友好谈判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两国边界问题,巩固与发展了两国间的睦邻关系,成为亚洲乃至当代世界睦邻关系的一个典范。中尼睦邻关系的建立、初步发展和不断巩固,有力地证明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尼边界谈判中的印度因素辨析

尼泊尔是中国在南亚重要的陆地邻国之一，两国边界线长达1111．47公里。历史上，中尼两国边界总体上处于和平友好状态，边境人民和睦相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致力于中尼友好，在睦邻外交政策指导下，随着中国与尼泊尔于1955年8月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解决两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也逐渐提上议事日程。中尼在1963年1月签订边界议定书，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边界问题。在解决中尼边界问题过程中，作为大国和中尼两国的邻国，印度在此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中尼边界谈判充满了变数与复杂性。

刍议乾隆年间清廷对中尼边界的厘定及其管理

中国西藏地方与尼泊尔因地缘关系自古以来交往频繁。乾隆年间的两次廓尔喀之役均因商务贸易而起,而清廷大张挞伐远征尼泊尔则更为看重的是其政治结果,即为了"绥靖边圉,保护卫藏"。1793年,清廷在战胜廓尔喀军之后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管辖,建立了清廷同尼泊尔的朝贡关系。同时,为了规范西藏与尼泊尔的边境贸易,确保廓尔喀不再犯西藏地方边界,清廷命驻藏大臣福康安厘定边界并加强了对边境地区的管理。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尼两国的边界基本没有再出现过大的变动。

南亚小国的战略对冲与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选择

在中国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及美日印澳借“印太”框架制衡中国的大背景下,南亚地区在中国周边战略中的重要性凸显。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受到中印关系调整及小国战略对冲等因素的影响和挑战。本文以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的战略对冲为案例,分析三国面对中印竞争的心态以及进行战略对冲过程中的差异性选择。本文认为,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是影响小国战略对冲的主要自变量,而地区结构、大国竞争的性质和强度、小国相对能力的差异决定了小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在双向对冲的语境下,小国战略对冲的策略组合主要有四种,分别为双向合作、双向制衡、偏向型合作与偏向型制衡。由于南亚小国对中印两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不同,陆锁国尼泊尔倾向于“偏向型合作或制衡”,海岛国家斯里兰卡经历了从“偏向型制衡”到“双向合作”的转变,未来有进行“双向制衡”的趋势,陆海复合型的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奉行较为稳定的“双向合作”策略。对此,中国应在实践中进一步明晰南亚政策选择,在协调中印巴关系的同时,强化与南亚小国的多领域合作,并超越美印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的冲突与竞争逻辑,通过消极安全配置谋求积极经济利益,推动与南亚国家的制度化合作进程。

20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对尼泊尔援助问题探究

新中国对尼泊尔的援助,是中尼睦邻友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55年8月1日中尼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对尼泊尔援助的步伐。20世纪50~60年代,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多次开展对尼泊尔的经济技术援助,得到了尼泊尔政府与人民的高度赞扬和感谢,为中尼两国友好关系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