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重构下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向--针对两个典型事件的综合效应评估分析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新一轮工业革命、区域合作活动、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叠加作用,推动全球价值链步入深度调整和重构时期,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因而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本文以中美贸易争端和RCEP签署实施为两个典型事件,基于GTAP模型模拟量化评估全球价值链重构对于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由两个典型事件所表征的全球价值链的分散化和区域化趋势,都会造成一定的产能重置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影响中国台湾地区厂商的跨境生产布局与相关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贸易格局;在此过程中,中国台湾地区厂商需要权衡贸易成本与生产效率以决定在中国内地的产能配置结构,而两岸贸易规模将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中国台湾地区也面临在区域价值链构建过程中被边缘化的风险。综合判断,全球价值链重构恰为中国内地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提升全球生产分工效能提供了迫切动力;而未来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在极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内地经济转型与区域经济整合的成效。

中美新局势下的贸易摩擦——动因、影响及我国对策

近年来,美国打着“国家安全”和“公平贸易”的幌子,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不公正的强硬措施,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局势。美国发起贸易战,名义是平衡贸易关系,实则意图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以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美国拜登政府沿袭了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以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为基调,通过关税战、芯片战、汇率战和金融战,使中美贸易摩擦蔓延至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深层次地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长远利益。因此,在新局势下,中国须保持战略定力,构建高效投资框架和应急响应机制,探索“中国式区域合作”新模式,促进内部变革与区域合作协同发展,推动产业技术升级,完善市场体系,优化投资结构,稳固在新国际格局中的地位。

加入WTO以来中美经贸关系演变下的大豆贸易研究

中美大豆贸易是中美经贸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美大豆贸易深受中美经贸关系变动影响。中美经贸关系常态化下,中美大豆贸易依存度较高,中国市场对美国大豆出口的重要性和稳定性不断加强。中美经贸摩擦期间,双边大豆贸易对中美经贸摩擦紧张程度作出即时反应,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世界大豆贸易格局,但中美经贸摩擦并没有改变中美大豆贸易紧密关系。中美经贸关系止跌企稳后,新兴大豆生产国短期内仍无法撼动美国对中国进口大豆贸易的重要地位。长期来看,巴西、阿根廷与美国出口大豆将互补式满足中国大豆需求。据此,中国应维护好与美国、新兴大豆生产国的关系,减少地缘政治风险与基建落户对大豆贸易的影响;积极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和自贸区国家的伙伴关系,鼓励具有国际经验的大中型企业“走出去”;完善大豆产业政策,引导和调动国内农民大豆种植积极性,增强国内大豆生产能力。

美国冷战战略与中日贸易关系(1948-1950)

战后初期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与美国的冷战战略以及反映该战略的外交政策休戚相关。朝鲜战争爆发前,中美关系尚未达致完全恶化的地步。鉴于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复兴至关重要的作用,考虑到通过日中贸易关系来离间中苏关系的可能性,再加之日本政府和民间部门对中日贸易的强烈期待,美国政府对日本发展对华贸易关系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虽然它也把意识形态的因素强加于中日贸易关系之上,但还是允许中日双方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有限的贸易往来。这使日本外贸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美国在日本的经济负担自然亦得以减轻。

近期美国国会涉华经贸立法及其影响(2019-2021)

近三年来,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抗击新冠疫情背景之下,美国国会涉华经贸立法活动异常频繁,其立法诉求主要包括: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限制中兴、华为等通信企业在美发展;无端指责中国应对新冠疫情不力,进而对中国提出无理索赔要求,限制中国医疗器械进入美国;限制美国高新技术及产品对华出口及转让;在涉华经贸法案中捆绑涉疆、涉港等附加条款;等等。美国涉华经贸立法对中美经贸健康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作用:阻碍了美国高新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破坏了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发展环境;加剧了中美贸易结构性不平衡状态。部分相关涉华法案还直接插手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应从多方面化解美国国会涉华立法的消极影响:提前做好涉华疫情“赔偿”和制裁风险评估和应对工作;培养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应对“卡脖子”式制裁;筑牢维护我国金融安全框架体系;建议中国立法机关启动反制性立法。

近代华盐外贸的展开与盐产业转型——以中日辽东盐、青岛盐交涉为切入点

1906年,清末东北地方政府与日本“关东州”殖民当局围绕辽东盐出口的交涉无果而终,凸显了传统时代并不严格存在的华盐外贸问题。进入民国后,盐的工业化生产使中国既有盐业市场的产品结构和资源流向发生深刻变化,成为1926年中日青岛盐交涉最终解决的产经背景。前后两桩交涉不同结果的背后,是新兴的盐业外贸活动对传统盐政演进逻辑的冲击,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近代食盐业向盐化工业的逐步转型。

冲突与合作:俄乌局势对德国经济与中德经贸的影响

本文聚焦于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格局,尤其是对德国经济的深远影响。冲突导致的全球贸易波动、生产供应链中断及地区安全不稳定性,特别是在能源供应方面对德国造成了严重挑战。文章详细分析了由于能源短缺导致的德国工业生产能力下降和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并探讨了德国为对抗这些趋势采取的策略,包括增加从挪威的天然气进口、采购美国工业产品以及强化与中国的经贸合作。研究指出,在应对俄乌冲突引发的经济挑战中,中德经贸合作在短至中期内将是德国的一个重要经济战略。此外,还讨论了中国如何通过增强与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经贸关系,来弥补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内需短缺。最后,本文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者提供了关于中德经贸关系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的战略机遇的全新视角,并总结了俄乌冲突对德国经济的即时及潜在后续影响。

东方外交史领域的中日丝绸贸易

海上丝绸之路是东方外交史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东海丝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中日丝绸贸易则是东海丝路中的核心贸易。文章从中日丝绸贸易尤其是日本丝织业发展轨迹的视角切入,回答了曾给东北亚各国带来巨大贸易红利并持续千余年的东海丝路,为何在明清之际由盛转衰,以至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亦即,通过对“中国丝织技术和制品的单项东输与日本丝织业的不断进步”“明朝的‘海禁’政策与日本丝织业的奋起直追”“中日‘丝银’贸易的展开与日本蚕丝业的快速赶超”三个具体问题的探讨,大跨度、纵向考察中日丝绸贸易的得失,尤其是日本丝织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成功经验,并从中总结出五点启示性的结论。

中美经贸关系的困境与修复

影响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症结在于美方提出的所谓“脱钩”问题,以及替代性的“去风险”主张。近年来,美国在科技领域采取了一些实质性“脱钩”做法,对本已紧张的中美双边关系带来新的负面影响。从世界经济分工体系等多维角度分析,中美经济彻底“脱钩”很不现实,以“去风险”替代“脱钩”的概念之变,事实上也说明“脱钩”政策难以推行。对于中国而言,要适当增强对外经贸政策的针对性和弹性,力促中美经贸关系的“止跌企稳”,并以积极的态度促进这种关系的修复与发展。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发展正常经贸关系,不仅造福两国,而且有利于全球经济稳定发展。

中美苏三角视域下尼克松“缓和战略”探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出台“缓和战略”的背景是西欧、日本经济的恢复、发展,美国因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中苏关系破裂。遵循“缓和战略”,美国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争霸,转而从现实的国情和利益出发追求国家利益和战略转变。在此过程中,美国通过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加强了自身地位,同时采取“联系原则”改善同苏联的关系。随后尼克松突破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管制,推动了东西方贸易发展。“缓和战略”不仅对美国产生了影响,更对苏联解体和中国改革开放起到了微妙的作用。

试论福州在中荷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

新航路开辟以来,荷兰迅速崛起成为海洋强国,其于明末清初频繁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并以福州为主要活动地,反复尝试打开中国市场大门。1623年中荷两国之间第一次外交谈判在福州进行,至清朝初期荷兰多次派遣访华使团抵达福州,就通商贸易、军事合作等议题与中方展开谈判。在两国未全面通商的情况下,双方在福州开展了贸易活动,福州成为荷兰对华贸易的重要基地。这段历史是福州国际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前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蒙古国经济发展及中蒙经贸关系的可持续性

近十多年来保持高速增长的蒙古国经济,高度依赖矿产品和畜产品等资源型产品出口,维持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工业则极端落后,生活必需品和工业设备主要依赖进口。蒙古国的对外贸易高度依赖中国,其对中国的出口占其对外出口总额的80%以上。中国在中蒙经济关系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短期行为,即中国在大量进口蒙古国矿产资源的同时,未能对其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基础工业进行投资,从而导致蒙古国对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担心,这也是蒙古国近些年积极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原因。中国应利用蒙古国经济的特点,加强对其基础工业领域的投资,增加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促进两国关系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贸易政策的变迁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美国新贸易政策的基本宗旨是公平贸易和出口扩张。中美经贸摩擦的实质是美国要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中美两国存在巨大的互补性和互利性,良好的经贸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所以中美经贸关系将在摩擦和冲突中发展。

新冠疫情与中美经贸关系重塑

在中美贸易战尚未结束的背景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本文简称新冠疫情)的世界蔓延,不但使全球经济遭到巨大破坏,还进一步影响到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中美应对疫情的态度和手段的差异,加剧了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在美国企图遏制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防止被中国赶超的背景下,美国国内的“中美脱钩论”再度甚嚣尘上,对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新冠疫情使得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加剧且经济“脱钩”的风险急剧上升,但同时中国在中美战略博弈中的自信也因为对疫情的有效控制而有所提升。中国需要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与美国加强沟通与合作,一起寻找出一条能让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大国和平共存、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的相处之路。

中韩贸易关系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 ,中韩两国进入了直接贸易阶段。此后 ,两国贸易关系发展非常迅速 ,远远超过两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增长速度。十多年来 ,中韩贸易商品结构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 ,产业内贸易比重不断提高 ,但两国的国际分工关系仍具有明显的垂直型分工特点。中韩贸易关系中 ,也存在着贸易不平衡、韩国对中国产品歧视性限制较多等问题。

中美经贸关系的新格局及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本文认为,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了三大特征,即经贸纷争常态化,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安全化,相互依存深化和对称化。中美经贸关系的上述特点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经贸关系将继续支撑双边关系的发展,同时也是中美关系一个主要的纷争之源,中国在双边关系中的博弈能力得到提升,美国在非经贸问题上对华使用经济杠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都会下降;但是由于中国对美国的总体依赖仍然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美国仍会不时地利用经济杠杆来影响中国的经贸政策,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利益。

美对华启动301调查与我国的应对措施

针对美国2017年8月发起的301调查挑战,总的来说,我国应全盘考虑国际国内局势以及美国的政局特点,稳住阵脚,谨慎应对。针对美方的关切,对症下药,要解决问题和分化对手并举。对于我方的关切、对方的误解等要进行全方位的沟通,取得理解、谅解和支持。反对单边制裁,主张多边机制解决问题,促使特朗普政府遵守多边规则,树立中国遵守国际贸易规则的形象。应对此次301调查还要有全局视野和长远眼光。要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和国内产业升级来调整投资布局,从而改善贸易顺差问题。要明确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的思路,加快完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体系并优化施政方式,尽快建成法治国家。还应综合考虑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和知识产权问题,优化市场主体构成,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推进国有企业(包括控股、参股企业)的市场化。

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

长期以来,"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出口美欧"这一典型的三角贸易模式是两岸经贸合作的主要形式。经过多年的发展,两岸之间已经形成了密切的经贸联系。然而,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的背景下,尤其是在台湾当局"去中国化"经贸政策的影响下,两岸经贸合作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困难有所增加。为规避中美贸易摩擦的消极影响,两岸经贸合作态势也出现相应调整。一是两岸贸易出现了明显的替代和转移效应;二是部分台商加快调整全球产业布局;三是两岸高科技产业合作步伐放缓。鉴于中美贸易摩擦前景尚不明朗,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也值得持续关注。

中美关系背景下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制定之际,恰逢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历经四十余年接触、交往和冲突,本轮中美知识产权纠纷引发的贸易冲突,目前已经影响到中美关系的各个领域。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通过确立私权制度、促进知识产权壮大之后,历经各种制度转换和建设,目前也已经进入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阶段。这一时期,中美"泛知识产权"领域存在的结构性冲突,同时也是中美两国战略性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促使知识产权外交逐渐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一条技术路线。这一时期的知识产权战略应该强基固本,内外兼修:促进中美战略互信,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改革体制,实现知识产权治理的现代化;融贯创新,重塑知识产权的价值链;"多边""小多边""双边"及"单边"等"四边联动",推进知识产权国际合作。

美国对华经贸的“脱钩”与“再挂钩”:思想渊源与现实逻辑

从中美竞合的经济逻辑来看,美国国内、中美双方、全球多边三个维度均呈现离心力和向心力共存的整体态势,特朗普政府对华“脱钩”的政策行为难以使中美经贸离心力和向心力共存的经济基础在短期内发生质变。因此,拜登政府提出的“再挂钩”表述更多是对于特朗普政府一边倒的“脱钩”政策的阶段性和局部性回调,而非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根本性、整体性逆转。美国政府的对华经贸政策将在贸易、产业链、科技等领域保持较长时间的“脱钩”和“挂钩”并存局面。中国应做好短期与长期两手准备,既要在短期内积极维护和拓展双方的共同利益,重点防范产业链和科技领域的“精准脱钩”,又要着眼于中美大国竞合的长期规律,以自身经济发展的确定性对冲中美经贸关系存在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