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意大利汉学家儒拉

本文基于新近在儒拉故居发现并整理出的一手资料,以及中意两国官方档案馆藏历史文献,重新叙述意大利汉学家儒拉的在华经历及交游情况,诠释其作品内容,还原其创作过程,剖析内蕴思想,从而对儒拉的历史形象及其汉学贡献进行重新评价。在华期间,儒拉凭借医术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不仅成功地融入中国社会生活,还获得了广泛认可,甚至成为清末民初最接近中国权力和文化中心的欧洲人之一,与晚清皇室、民国政要、文化精英等交往密切。儒拉的多重身份和丰富经历可为近代中意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学域外传播史、西医在华传播史等领域研究提供翔实资料和新鲜思路。

步入近代的中日文学交流——以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中心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参与中日文学交流的主要是中国驻日使馆官员以及旅日文人。他们多为饱学之士,且好交友喜翰墨,常与东瀛的一流文人宴饮赋诗、笔谈雅会,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赋篇章。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极大地刺激了日本诗人的创作欲望,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汉文学的复兴与发展。同时,他们还以游记、随笔等形式,把自己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以及亲身体验等介绍给国人,为国内同胞了解日本的文学艺术、世俗人情、自然风物等提供了生动、翔实的资料。

从英语文学经典化到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沈弘教授访谈录

作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沈弘教授研究领域广泛,从英语语言文学到中外文化交流史,不仅跨学科性强,而且都颇有建树。沈教授就英美文学翻译与经典化、来华传教士研究、学术创新、哲社著作翻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等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汉译英国文学及其选集编撰是英国文学在中国经典化的重要推手,传教士研究应以史实为根据,不能贴标签,典籍英译有助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明代福建与西方文献交流活动考察

福建一直都是中外交流的重要前沿阵地,但直到明朝时期,福建与西方之间才开始出现文献交流活动。尽管马丁.德.拉达最早促动了福建文献的西传之旅,而利玛窦也据朱熹所编《四书集注》完成了一种《四书》拉丁文译本,但西学中传才是福建与西方文献交流活动中的主流,而西方来华传教士则是这一活动的主力军。其中,艾儒略所译《圣梦歌》为目前所知的第一首汉译英诗,而阳玛诺、利安当等人也对福建与西方文献交流活动有所贡献。与此同时,福建本土士人也开始走上了中西文献交流的历史舞台。其中,张赓既是金尼阁翻译《况义》时的笔录润饰者,也是艾儒略所译《圣梦歌》最早的刊印者,为西方文献中传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中日出版物交换历史与实践(1952-2000)

在整理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存中日出版物交换档案的基础上,梳理了出版物交换历史的时间脉络、资料类型以及日本代表性藏书机构;根据档案记录,总结出近50年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日本相关机构交换的出版物主要包括国情资料、“中国学”文献、科技类文献、特殊文献等四类文献资源。以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为界,分析前后两个阶段出版物交换工作的主要特征;论述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物交换工作具有的历史意义。

东亚视域中的“汉文学”

"汉文学"为"汉文典籍之学",尤其指中国典籍传播区域的域外汉文典籍。以阅读域外人士创作的汉文遗产,探寻其中国因素,考察其民族特色,并从中发掘裨益于国学研究及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资料。对域外汉文典籍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其一、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其二、中国文化对域外文化的影响;其三、中国文化激发域外文化的创新。

越南汉喃四字蒙学文献述论

蒙学古籍是越南汉喃文献中的一批重要典籍,尤其是四言体教材占据着较大比重,表现了越南古代蒙学教材编撰需协韵、易吟诵、便记忆的特点.越南四字蒙学文献主要包括识字类、历史类、综合知识类、社会伦理类四个类型,它们不仅体现了越南古代初等教育的知识结构,还体现了越南启蒙教育的中国渊源.

明兴礼与中国新文学

明兴礼是中国新文学的首批西方读者与研究者之一。在其代表作《中国当代文学的顶峰》中,他分别从小说、散文、戏剧与诗歌四种文体入手对中国新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作了专门的介绍与论述。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注重译述的学者相比,明兴礼的研究更侧重于文学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审美与时代价值,他不但善于在文本中捕捉中国作家的特色与风格,且能利用自身的西方知识结构将中外文学作品放到比较的视野中去进行阐释。从内容与方法两个层面来看,这些研究不但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后来的法国学者,使中法文化交流的成果得到了丰富。

近十年国内巴尔扎克传播述论——写在巴尔扎克诞辰220周年之际

在2009—2019年里,我国的巴尔扎克译介是重以经典惠受众;巴尔扎克研究则是表面繁华,徒有其表。巴尔扎克传播以立体交叉式的传播范式,基于接受的传播维度,成就了虚实相织的传播现实。这样的现实是巴尔扎克在中国的百年之行发展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对大众的接受有着现实意义,但对巴氏研究走向深入却有所制约。在中法文化交流健康发展的时代,国内巴尔扎克传播者有义务将研究推向深入,将传播推进繁花似锦的天地。

中越文学交流与比较文学——陈庭史教授访谈录

本访谈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反思了越南国语文学给传统造成的割裂,分析了喃字文学于18、19世纪形成繁盛局面的原因,剖析了越南现代文学理论的“失语”问题,探索了阮廌《国音诗集》中律体诗对唐律诗的继承和发展。其次,总结了越南比较文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介绍了越南比较文学的主要著述,勾勒了越南比较文学学术研讨方面的开展情况。最后,追溯了《诗经》对越南文学的影响,探讨了越南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继承与创新,介绍了陶渊明、李白、杜甫在越南的接受与影响,总结了越南比较文学的主要特点。

福清黄檗文化研究综述

隐元于清初从福建福清东渡日本,在日本开创了黄檗宗,并在宗教、文学、绘画、书法、建筑、音乐、医学、饮食等各个方面都推动了日本近代文化的发展,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目前,中日双方学界对隐元东渡及黄檗文化的研究多集中在黄檗僧团的人物研究、中日双方的文化交流、遗民文化以及东亚格局的历史解读和黄檗文化的在地价值及文创价值五个方面。其中,前三点是黄檗文化研究的传统及重心所在,后两点是近年来新兴的研究热点。

俄罗斯年谈中俄文学交流

2006年中国举办“俄罗斯年”。回顾300年来两国的文学交流,俄方开始得早,17世纪末和18世纪已有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19世纪翻译古典文学起,至20世纪逐成潮流,从《诗经》到当代文学名著都已有了俄译。中国从19世纪末才开始翻译俄国文学,至20世纪50年代形成引进的洪流,80年代尚有余波。包括普希金和托尔斯泰作品的俄国文学,以及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很有影响。

邵亭金永爵《燕台琼瓜录》考述

朝鲜文人邵亭金永爵是19世纪中后期朝鲜汉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诗人,亦是中朝文人交流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但迄今为止对于金永爵及其《燕台琼瓜录》的学术评价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燕台琼瓜录》为孤本,藏于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载录金永爵和晚清文人之间的唱和诗、赠答诗、送别诗、赠序题跋、赠文赞文、祭文等共58篇诗文,此文集是反映19世纪中后期朝鲜使臣与清文人来往信息的重要文献,亦是考察金永爵和晚清文人交游关系可资借鉴的极为重要的资料。《燕台琼瓜录》所载的诗文不仅揭示近代中朝文人在思想、学术、情感方面的积极交流,而且呈现出两国官方文人对东亚以及中朝关系的认知定势。

日本新年号“令和”考

“令和”一词,采撷自《万叶集》。《万叶集》是一部饱含日本民族家国情怀的和歌总集。通过对“令和”出典的考察,既可以客观地回溯中日两国古代文学密切交往的历史景象,又能够从东亚汉字文化圈日本汉字文化的独特性的角度,为理性地解读该词的深刻内涵提供学理上的依据。“令”表自然生态,“和”表人文精神,作为新年号的“令和”祈愿国家风调雨顺,人民和睦安康。“令和”具有鲜明的日本汉字特征,在语音效果、组词关系甚至采撷方式上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体现出浓郁的“和习”特质。

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新视角——评葛继勇著《漢詩·漢籍の文化交流史》

《漢詩·漢籍の文化交流史》一书从历史与文学的角度对汉籍和诗文集的成书、传入日本的路径以及在日本的传播情况等进行了分析,揭示了7世纪后半期至9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实况。本书不仅着眼于交流的实体汉诗汉籍,还聚焦于创作诗文汉籍的人物,探讨了中日之间人物的交流。尤其从唐人的送别诗入手,分析了入唐僧圆载、圆珍的人物形象,提出了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新视角。从历史与文学的学科融合来看,是一部非常有意义的著作。

中日海洋文化交流视角下《中日海洋文学赏析》课程建设与实践

自20世纪末以来,欧美、日本、台湾等学界兴起一股"新海洋学"的研究浪潮。众多学者立足海洋生命学、海洋气象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考古学、文学等学科领域,着力发掘海洋与人类文明的内在关系,形成众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热潮,为重新审视海洋与人类文明发展关系提供了多种视角。作为海洋类院校的外语专业,非常有必要在课程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加强日语专业学生的海洋人文意识的培养与提高。本文立足《中日海洋文学赏析》课程建设与实践,提出构建"外语+海洋人文通识教育"的学科建设思路,即,通过对中日文学中海洋文学作品代表作批评,引导学生感受不同时期中日海洋文学主题的异同、审美意识的相互影响、挖掘中日海洋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引入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与跨文化交际研究方法,对比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中日海洋文学作品的内在联系、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国家意识、文学原型的影响关系等内容,以期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外语翻译水平和海洋人文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