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osophy and Theology in the Islamic Culture： Al-Farabis De scientii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refers to the Latin translation of the Kitab Ihsa ＇al＇ Ulum of Al-Frabi made by Dominicus Gundissalinus in the Xllth Century in Toledo, Spain. This text under the Latin title De scientiis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texts of the Arab and Persian world in the western Latin Europe. It is an introductory text into all until known sciences written for students and laymen （illiterate） who want to study one of these sciences. The text of Al-Farabi discusses the seven liberal arts, all of the works on physics of Aristotle and includes some reflexions on metaphysic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points： （1） All sciences have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 All sciences are sciences of principles and caus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the practical world. （2） The so called prima philosophia is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not metaphysics. In this respect, Al-Farabi subordinates theology as a science of the religious laws to politics as a science of civil laws. In the same respect, he combines, under the famous sentence of Plato that philosophers are the governors and the very well companions of mankind, politics with theology

东西方哲学的对话:马丁·布伯对中国典籍的翻译阐释研究

马丁·布伯是世界著名的犹太思想家和宗教哲学家,曾翻译阐释了中国代表性典籍《庄子》《聊斋志异》和《道德经》。作为德国学术语境中的犹太人,以及从闪米特文化和德国神哲学双重视野探视中国古老传统的思想家,布伯特有的综合禀性使其对中国思想的翻译和诠释别具风貌。研究马丁·布伯对中国典籍的翻译阐释、考察其思想发展的嬗变,可以为窥探中德文化的交流互动提供深厚的学术滋养,故而是一个亟需展开的研究领域。

欧洲科学文化与理性思维

古西腊文明是欧洲文化由神性思维向理性思维嬗变而有了科学文化的萌芽于其哲学中的时期。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体现了神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激烈拼搏,其间诞生了为现代科学产生所需的观念。在此基础上,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思维文化所促进的先验性思辩科学文化走向现代实证性科学文化。

基督教的自然神学与人类中心主义——从过程神学的视角看

在全球生态危机的胁迫下,基督教在理论上的反应是建构自然神学。自然神学超越了传统神学的历史视野,将关怀扩展到整个造物世界。这就要求在观念上必须抛弃人与自然的二元论,克服人类中心主义。过程神学作为一种基督教的自然神学,以怀特海哲学为依据,从泛经验主义的观点出发,强调人与自然的连续性,为教会最新的"造物完整"提供了哲学论证。同时,过程神学也从《圣经》出发,坚持神中心主义而否认人类中心主义,按内在关系模式理解上帝和世界的相互作用。在实践中,过程神学作为一种真正具有包容性的自然神学,体现了生态学与社会学的双重关怀。

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 ,是从属于他全部著述的唯一主题———宗教批判———的。黑格尔哲学在他看来是理性化、现代化的神学。他把黑格尔哲学置于近代以来整个唯心主义传统之中来加以研究 ,因此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显示了少见的理论力度。他指出黑格尔哲学最大的错误是颠倒了思维和存在、思维抽象和感性具体之间关系 ,并且分析了黑格尔陷入这种错误的认识论根源。他批判了黑格尔缺乏发生学的批判思维 ,因而不能如实地反映现实。揭露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人的有限精神的异化。他还着力揭露了黑格尔绝对精神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他由此论证了他创立新的“感性哲学”———人本学和自然学———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论施特劳斯的解释学视域

施特劳斯的思想依托在对经典作品的解释之上,也提出了一套自己的解释学原则和方法,相对于流行的哲学解释学而言,可称为经典解释学。这种解释学的前提或出发点就在于哲学与政治、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的永恒冲突,由此而提出了矛盾方法、文学形式和深度观察等解释学的新视域。在这种新视域中,才有可能“确如过去思想家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们”,从而真正地学会聆听。

论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影响的发生及其本质所在

费尔巴哈是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历程中的重要一环。然而,作为一个不可缺失的环节,一方面,它是在马克思独立达成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怀疑与动摇之后才凸现于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另一方面,这一环节本质上绝非宗教批判,而是哲学批判。正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以宗教批判形式出现的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和以"类本质"、"现实的人",即以"社会的人"为理论基点,对新哲学世界的构想才引起了马克思的思想共鸣,并成为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出发点和重要的理论平台。

音含美 乐孕哲——根植于音乐“本体”的“音乐”美学与“音乐”哲学

音含美,乐孕哲。音乐美学与音乐哲学是"音乐美(学)"之美学与哲学,"美"与"哲"本包含在音乐之中,孕育在音乐之中。

贸易战、全球经济治理与经济法的完善

贸易战是和平时期国家竞争的极端表现,是国内外高度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对贸易战的防避和应对,离不开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两大路径:一是通过在法治框架下促进国际层面的法律协调,推动相关规则的形成和实施,加强全球经济治理;二是通过将国际规则在国内层面的落实,以及在国际规则缺失的情况下加强制度创新,实现经济法的完善。当国际法律协调难度较大时,加强国内经济法的制度完善更为重要。此外,还应关注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国家安全、贸易管制、域外适用或长臂管辖等问题,防止相关权力或制度的滥用,切实遵循全球市场经济或公平贸易的基本规律。对上述两大路径的解析有助于从经济法维度提炼国家竞争理论、发展理论,实现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的理论贯通,更好地处理全球化、市场化与法治化的关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促进和保障全球经济的繁荣和稳定。

约阿希姆的“属灵理智”与“历史终结”论

从思想史角度考察约阿希姆历史神学的来龙去脉,力图阐明约阿希姆的历史思想作为"历史终结"论的鼻祖究竟具有怎样的理论意涵。如果"约阿希姆主义"的确是支配现代思想意识中"普遍历史"观的一个重要面相,甚至与支配中国革命的历史哲学观念也有内在关联,那么,认识"约阿希姆主义",对于理解西方思想史的深层矛盾就具有决定性意义,也有助于认识中国思想界当前所面临的内在困难。

明末“天主”的源流及其比较文化学考察

具有华夏文化本根意义的"天"概念,在明末与天主教的"Deus"相逢,致使"上帝"与"神"等传统文化关键词汇的蕴涵发生了变化。从观念史的角度考察,当中国传统语言、思想与文化里的"天主"与"Deus"相遇,"天主"含义的嬗变,以及明末"天主"概念在儒道佛耶四教中的种种使用,表明基督教神"Deus"对汉语"天主"一词原有蕴涵的"更新",在本质上实为一种"移植""借用"后的再"改造",而非新的"创造"。

康德论哲学与神学的关系

康德因以理性解释宗教而受到普鲁士当局警告,他在沉默数年之后公开真相,并集中讨论哲学与神学的关系。康德认为,政府为控制国民的思想而关注神学的学说,同时神学的根源不是理性,而是《圣经》,因此政府要求可以对神学学说有审核的权利。而哲学的根源是理性,理性是自由的思维,因此哲学是自由的,只服从理性的立法而不服从政府的立法。同时,由于神学在形成自己的学说时利用了理性,并且有真理的诉求,而真理却必须建立在理性之上,因此,以理性为惟一权威的哲学还有权利、义务和自由对神学学说做出自己的评判。

一种综合的精神诠释学何以可能?——以中国人文学中的“感应论”为中心

诠释学理论的研究离不开人文科学的视野。对于以探讨“精神”问题为依归的“精神诠释学”来说,它同样脱离不开作为“精神人文学”的研究视野,即以“天人感应”作为它诠释“性与天道”的诠释学基本原理。以“天人感应”为中心,精神诠释学以“道—言—智—境”的方式展开其诠释学思想观念的行程。这方面,中国哲学积累和总结了丰富的诠释学思想与实践经验。“道—言—智—境”不仅是中国哲学诠释学特有的诠释学运思逻辑,它还具有先验的普遍性,同样可以用来观察与透视以基督教神学诠释学为代表的西方精神诠释学类型。中国精神诠释学采取的是“由圣而神”的诠释学思想路线,而西方基督教神学诠释学走的是“由神而圣”的诠释学研究进路。虽然这两种诠释学的理论出发点与诠释思路不同,但这不妨碍它们都是将作为宇宙之最高终极存在的“神圣精神”作为自己诠释的最高目标。从而,中西两大精神诠释学传统终在诠释学的“终点”和“登顶处”相通与相逢。

法哲学的阿卡琉斯之踵——论拉德布鲁赫对法律神学的知识立场

本文从拉德布鲁赫对法律神学的知识立场出发,力图对其法哲学在早期和晚期之间发生的根本性转折进行彻底的理解,并通过这一理解来把握其法哲学的精髓及弱点。最终希望从他思想经历的历史命运中倾听如何对待法律神学的历史启示。

中世纪自然哲学的思维风格

本文简要讨论了中世纪自然哲学的含义、内容、文献类型、推理方式、与神学的相互影响和与现实的关系等等,着重强调了中世纪自然哲学的思维风格与近代科学的不同,从而揭示其本质特征,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世纪的自然哲学。

基督教哲学中的神人变奏——普遍人权的价值追问

神学和哲学、信仰和理性的关系问题作为中世纪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神人关系在理论深处的高曲变奏。源于自然法的普遍人权对自身价值的主体性追问一直贯穿在这种神人关系的变奏中。对中世纪哲学中神人关系的历史性理解,是把握普遍人权的前在性说明。

试论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哲学向度

中日两国交往发展史堪称国际关系史之最,两千余年的历史纵深和客观史实,足以满足归纳两国关系历史发展规律的必要条件。从大历史的视角出发,历史宿命的国家主义与古为今用的天下主义、忧患意识外溢的日本对外侵略与中国改朝换代、"天朝礼治体系"与"大东亚秩序"两种东亚秩序的建构、战争发源地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力学作用、两国政治领导人的历史担当与义利观等要素,构成中日关系历史哲学演绎的主要范畴,从中得出的规律性与合理性结论,理应成为中日关系"以史为鉴"的重要内涵。

哲学视域下的中西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批评

从哲学维度研究性别问题,着眼点在于研究男女两性社会身份的相互关系问题。西方奠基于理性与感性二元界分的哲学思维,使男性获得被崇尚的理性身份,女性则随着感性身份的被定义而被摒出"中心"的地位,成为两性对立关系中男性主体的"他者";中国哲学的有机整体性思维,规定了男女两性的一体性取向及相依相生的关系。但在中国人伦本体性文化体系中,哲学同时又是伦理哲学或哲学伦理学,伦理学的男尊女卑序位观念获得哲学的合法性认可,女性由此被置于两性构成性关系中的"卑下"的处境。中西女性文学与批评基于各自性别哲学而展开,呈现各自的特色。因此,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民族主体性建构,应重视性别哲学维度的发掘。

春秋时期史官的修养

春秋时期的史官学识广博,具有多方面的修养。首先,春秋史官精于天文历法,擅长各种形式的占卜,熟悉交通神人的规程。其次,春秋史官广泛活跃于政治舞台,他们熟悉各种行政规范,又能洞察政治兴衰。其三,春秋史官精通文字学,熟悉历史典籍,掌握各种历史知识,能够利用特殊“书法”进行历史记载,以捍卫周礼。最后,春秋史官具有朴素的辩证思想、人本主义思想。

哲人与神父的友谊——从《诸神渴了》的公民宗教谈起

伊壁鸠鲁派哲人勃娄陀与天主教神父龙格玛尔、雅各宾分子甘墨兰关于宗教问题的不同看法是小说的重心。勃娄陀在看清了公民宗教的弊端后选择了与受到新政权迫害的天主教神父缔结友谊,哲人在传统天主教与雅各宾派公民宗教之间的身位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