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色之美与文化基因:古代越窑青瓷茶具对日影响与当代发展策略

中国瓷器艺术是世界文化之瑰宝,是中华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各地区间传播与融合的典型案例,更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之一。越窑青瓷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瓷器,历来以“形制简约”“色泽青雅”“纹样吉祥”的艺术特征而备受赞誉,并早在两汉时期即通过丝绸之路走向世界,为中华民族传统陶瓷文化与美学精神的推广、传播做出巨大贡献。其中,越窑青瓷茶具对日本陶(瓷)制茶具文化的影响尤深。伴随着越窑青瓷的大量传入,日本的制陶(瓷)工艺不仅获得革命性提升,更在器形、釉彩、纹样等方面深受中国传统造物美学的影响与熏陶,推动了日本陶瓷文化的长足发展。这一文化交流、共融的史实案例对当代越窑青瓷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亦具有深刻启示。

中美文化交流的独特符号:丁龙研究的解构与再建构

论文回顾和梳理了120多年来丁龙研究的成果与主体,丁龙研究的学术分期以及丁龙文化符号的再建构。研究显示,1901—2022年,中美有关丁龙研究的文献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有126篇(部),成果形式多样。丁龙研究的主体,包括新闻记者、专家学者、广播电视工作者和侨务工作者。丁龙研究的学术分期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建构阶段(1901—2000年)和解构阶段(2000年至今)。丁龙的“视野和理想”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为再构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一是从美国排华视域研究丁龙;二是从美国早期“中国观”视域研究丁龙;三是从中美文化交流视域研究丁龙。“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设立,是20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历史事件,开美国汉语教学、中国文化研究之先河。如今,“丁龙”已经成为美国汉学史、美国华侨史、中美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象征和标志性文化符号。

重新发现意大利汉学家儒拉

本文基于新近在儒拉故居发现并整理出的一手资料,以及中意两国官方档案馆藏历史文献,重新叙述意大利汉学家儒拉的在华经历及交游情况,诠释其作品内容,还原其创作过程,剖析内蕴思想,从而对儒拉的历史形象及其汉学贡献进行重新评价。在华期间,儒拉凭借医术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不仅成功地融入中国社会生活,还获得了广泛认可,甚至成为清末民初最接近中国权力和文化中心的欧洲人之一,与晚清皇室、民国政要、文化精英等交往密切。儒拉的多重身份和丰富经历可为近代中意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学域外传播史、西医在华传播史等领域研究提供翔实资料和新鲜思路。

中德人文交流的历史演进、发展特征与影响因素

人文交流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中德人文交流经历了关系起步、快速发展、全面升级、波折前进四个发展阶段,具有对等性、互补性、可持续性的总体特征,在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发生动态变化。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为进一步发挥人文交流的重要作用,中德双方还需加强人文交流的长期规划,并将其落实落细,注重突出中德文化的共通点,强化德国对华认知中的积极因素。

纪实影像中旧金山城市形象建构研究——以纪录片《航拍美国:城市24小时—旧金山》为例

通过梳理美国纪录片《航拍美国:城市24小时——旧金山》中旧金山的理念、行为、视觉形象,探析这些城市形象的主要建构方式和影响城市形象建构的因素。研究发现,该纪录片以城市的历史性和现代性作为底层叙述逻辑,将设计好的形象进行建构与串联,试图在满足制片方和相关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诉求的同时,塑造出旧金山正面、多元、全面的城市形象。

从《东瀛诗选》的编选看汉诗对俞樾的逆向反馈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汉诗整体西传回归中国视野的表现即为《东瀛诗选》的编纂。俞樾的诗学源流观念在《东瀛诗选》的编纂中一目了然,《东瀛诗选》撰辑过程中的文艺批评亦使俞樾的文学认知思维体系得到延展和补充。文章此为切入点,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俞樾对《东瀛诗选》的编撰,探究日本汉诗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逆向反馈作用。

16世纪末跨海域的中国知识流动——《谟区查抄本》(Boxer Codex)中的中国信息

《谟区查抄本》(以下简称“抄本”)中的中国信息可分为三类,一是中国海外的活动情况;二是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的关系;三是中国信息的直接记录,其中不乏相关图像。抄本中的中国信息真假皆存,但从实之处多于虚幻无实。抄本中中国信息的记录可能受到三方面因素影响,首先是西班牙统治者要求收集新认知地域讯息指令,其次是中国在亚洲的巨大影响力,最后是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的野心。抄本中多种多样的中国信息可能来源于不同渠道,体现了西属菲律宾作为信息汇集地的功能。抄本中的中国信息不只是单纯的记录,还有西方视角下的解读,因此,可将其视为16世纪末跨海域的中国知识流动。

从《谟区查抄本》中的哪吒形象看16世纪末中西文化交流

《谟区查抄本》是一部记录16世纪末东南亚及东亚地区地理信息、族群特征以及文化资讯的西班牙人主导完成的手稿作品。其中有关中国神灵部分所塑造的哪吒形象极具中西交流的代表性,不仅借鉴了中国同类型文献中的图像和文字叙述,还融合了西方绘画的风格和技巧,以及作者在西方框架中引入路西法的故事对哪吒的理解与诠释,使之更符合预设的西班牙读者的价值观,因而可将《谟区查抄本》视作当时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与华人合作交流的文化载体。抄本中的哪吒文本与现今可见的中国文献存在相似之处,又有所不同,可能原因有三:一是作者将多种汉籍中有关哪吒的情节进行了拼接;二是彼时存在与抄本中类似剧情的底本;三是其内容得于传闻,通过作者的自身理解所构建。抄本中的哪吒形象是以中国文化为主体,以西班牙统治阶级为读者受众为前提,是中西文化调适融合的成果。探究抄本中的哪吒形象,或可推测出其所在的中国神灵部分是按照职能进行组合与排序,也可看出作者与教会人士对于中国信仰的不同态度,这是寻求抄本其他部分作者的一个路径,此外更为研究明代哪吒崇拜提供了新的材料。

论中日茶文化中的横柄壶

横柄壶是中国传统器皿,唐代已引入茶事,功能随历代饮茶方式之不同而多有变化。18世纪中期,横柄壶传入日本,经煮茶器、煮水器、瀹茶具等数次功能转变,成为日本常见的茶壶样式。本文梳理了横柄壶在中日两国的发展历程,并结合文化审美、造型功能等探析其在日本流行的原因。

汉文大藏经在日本的流传与出版研究

文章以日本汉文大藏经出版物为研究对象,归纳其在古写本、木刻本和铅印本阶段的编刻刊印特点,追溯相关中华文明对外传播史实。研究表明,日本汉文大藏经在古写经和刻本经的前期阶段主要是接受传入,使用手抄或者覆刻、印刷的方式来出版,其编纂全面依托于汉文大藏经。而进入近代,日本逐步在校订、编纂、翻译过程中创立了自身的大藏经知识组织体系,完成了传入、流传、内化的发展脉络。

传教士汉学的性质、历史、特点与影响

传教士汉学作为西方汉学史上的一个关键阶段,对西方专业汉学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然而学术界尚未对传教士汉学的诸多基本问题加以厘清。传教士汉学不仅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紧密相连,而且其学术成果在西方文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传教士汉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1500—1800年的初识与和平交往期,以及1807—1949年的紧张与冲突期。传教士汉学对西方中国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其研究成果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话语变迁与谱系构建:日本国家叙事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日本的国家叙事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不仅关涉日本的民族性、价值观、文化惯习、社会结构等主体性层面的要素,还依赖于中日两国一直以来的文化交涉与政治交涉等主体间性层面的要素。其所建构的中国国家形象受制于东西方力量的变迁,在历时性话语上分别被表征为“楷模帝国”、“文化他者”与“政治他者”。从根本来看,这种话语谱系是一种为了应对外来力量刺激、建构“自我主体性”而形成的虚拟想象集合。面对日本国家叙事的片面认知与主观评价,我们需要在不断完善中国“国家实在”的基础上,借助对话与交往展示好中国的“国家外在”,以自我叙事重构中国国家形象。

海上丝路中国与葡萄牙之间的纺织文化交流互鉴

自16世纪葡萄牙开辟直达东方的新航路起,东西方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形成了“中国专供葡萄牙市场的外销纺织品”和“葡萄牙的‘中国风’纺织品”。运用跨文化艺术史、物质文化史、图像学等研究方法,探究葡萄牙“中国风”兴起的过程与原因,并分析海上丝绸之路上中葡纺织文化交流的意义与影响。研究发现,中葡贸易中的纺织品在视觉审美、设计法则、材料技术等方面受到了两国文化的熏陶,并且早在欧洲与中国初次接触之际,纺织品就作为重要载体,基于双方频繁的商贸往来、技术转移及人员互动等,见证了“中国风”在16世纪葡萄牙的悄然盛行。

20年来内地学界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研究热点透视——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为中心

20年来内地学界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这在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转载论文中有所体现。通过对400余篇文章样本的分析,可知该领域在形象学、学术教育、出版事业、西医东渐、西学思想、社会生活等方面受关注度较高,呈现出传统议题细化、史料运用深化、热门话题迭出、研究方法多元、问题意识提升等特点。然而,该领域也存在学科边界不清晰、时间断限不统一、理论体系不完备、基础史实不充分等问题,有必要在系统梳理历年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相关研究路径和方法,重构中外文化交流史史实和理论。

《多罗枢机使团史》初探

《多罗枢机使团史》是一部18世纪罗马教廷内部传阅的文献汇编,包含了首位访华特使多罗的书信和报告,记录了其出使的缘由和经过。由于种种原因,这部文献一直未能完整出版,至今仍以手稿形式保存于意大利罗马卡萨纳塔图书馆之中。《多罗枢机使团史》与耶稣会的档案形成互补,但了解其内容的国内外学者却寥寥无几。本文试图对这部文献进行初步的整理、翻译和研究,旨在揭示教廷出使过程中鲜为人知的一面,修复过于粗疏的历史细节,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窗口。

从“甲羌”在“羌姆”中的展演看汉藏往来的记忆共叙--以康区白玉寺“莲师羌姆”为例

白玉寺莲师“羌姆”凭借对“甲羌”的周期性展演,完善了自身宣扬佛理,整合僧俗,聚揽信众的宗教仪式功能,而围绕着“甲羌”的来源,在不同身份的人群中形成了不同的历史记忆。文章主要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角,通过对文成公主引入说、汉藏通商说以及皇帝开许说等多重记忆生境的考证,挖掘其背后所隐喻的文化信息。特别是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角度,借助当下时空与历史情境的对话,复现了藏边社会民族之间频繁的经济往来、族际互通及政治秩序互构的发展样态。凸显了在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下,展演“甲羌”所发挥的培育民众共融情感,强化族群文化认同,构筑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重要作用。

缪祐孙《俄游日记》视角下的近代中俄文化交流初探

缪祐孙,字右岑,江苏江阴人,在被清政府派出赴俄罗斯游历期间,以日记详实记载其在俄见闻。其《俄游日记》共四卷,为近代中俄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宝贵历史资料,也为《俄游汇编》之编撰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四卷《俄游日记》反映出近代中俄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俄罗斯人对中国文化的探寻与理解、中国文化器物与书籍在俄罗斯的传播、俄罗斯对中国文明与制度文化的传承等方面,充分揭示了近代中俄文化交流的丰富内涵与复杂性。

题材的被动传入与自主选用——日本唐话教材的形成路径考察

为满足中日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需求,江户时期的唐话教育编选了大量的唐话教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题材的来源与选用两个角度来看,唐话教材的形成路径具有被动性与主动性两个特征,即中国文献传入日本的被动性、唐话教材选用中国文献的主动性。就唐话教材形成路径的实质来说,它实际上就是江户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通过这一个案研究,既可以给国际中文教育或国别汉语教育带来有益的启示,也能够为中外跨文化交流路径提供历史借鉴。

美国戏剧经典的跨文化呈现——以《推销员之死》为例

1983年,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密勒携代表作《推销员之死》亮相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并大获成功,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跨文化展现,对20世纪的中外戏剧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论是该剧的“表现主义”创作手法还是其综合使用舞美、灯光、音乐等虚实结合的演绎手段,都高水平地反映了现代西方戏剧在编排和表演中的巨大优势。《推销员之死》和紧接其后其他国外经典剧目在中国剧场的先后上演,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我国的戏剧工作者,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戏剧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法文化论坛”对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实践的启示

“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中,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是基于求同存异、协作共赢之上,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中法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法文化论坛”作为中外文化交流领域的新品牌和新名片,在助推国家发展战略、促进民心相通、推动公私合作、增进价值认同等方面充分发挥积极作用。该文首先介绍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内涵和中法文化交流概况,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中法文化论坛”,最后探讨“中法文化论坛”对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实践的几点参考和启示,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为新时代如何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