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汇的“外国人”:《中国通讯》(Relations de Chine)中逝者们的故事

上海徐家汇曾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徐家汇的外籍学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与之相对的是,目前学界对于这些外国人,尤其是他们来华之前的情况缺乏了解,不仅在描述和介绍中产生史实错误,而且由于只能将其置于法国侨民的背景之下进行考量,还产生了自相矛盾的评价。本文主要基于法语期刊《中国通讯》(1903—1940)中的讣告部分,对这些徐家汇的"外国人"生平,尤其是其来华之前以及刚来华在徐家汇的生活情况进行梳理。从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角度描述了这些外籍学者长期游离于母国侨民,以徐家汇为中心开展中西文化交流活动的历史史实,进一步体现出徐家汇在当时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地位。

犹疑不决:从解密档案观察1949-1950年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策过程——兼及冷战国际史档案的收集策略

已有的讨论虽然分析了印度支那问题对1949—1950年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策的影响,但尚未明确解答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何时、在什么情况下正式提出的以及法国为何要搁置承认两个问题。通过综合分析法国外交部的文件和部长会议记录,能够发现法国政府是于1950年1月初计划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动该决策出台的直接原因是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1950年4月之后,法国主要考虑了美国的施压、中苏关系日趋紧密、英国承认后却未获取好处等因素,决定长期搁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承认中国问题的决策过程体现出的犹疑不决、软弱无力,反映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外交特点。这一案例说明,了解一国的政治体制和行政机构、具体的馆藏情况,挑选关键的档案等,有助于在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中找到自己的研究资料。

层次分析视角下中法建交再思考

中法关系是大国关系中的一组特殊关系,始终位居中国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关系的前沿。1964年1月27日,中法突破意识形态桎梏,发布建交公报,确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双方建交方式不拘一格。在回溯国内外学界对中法建交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层次分析法并借助法国部分官方档案,分别从国际体系层面、国家层面、领导人层面三个维度强调,当时国际格局的变化、法国国内政治的助力以及戴高乐主义的不断充实是推动法国与新中国建交的主要因素。通过多维度重新探究中法建交的推动因素,一方面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中法建交的历史全貌,深化对两国在该时期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理解;另一方面,2024年正值中法建交60周年,回溯双方建交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与独特的建交方式,对中、法双方在大变局中思考如何妥善处理与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启示价值。

从南威岛到南沙群岛:英国南沙政策的起源与形成(1930—1933年)

1930—1933年英国在应对法国侵占南沙岛屿及日本对南沙之野心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不承认不放弃”政策,即为英国南沙政策的早期形态。1930年法国抢占南威岛,英国在“殖民情结”触动下和法国交涉。英国随后以帝国防务安全为决策基点,想象南沙之于帝国防务安全的重要性,把关注对象扩展到整个南沙。英国企图自证南威岛和安波沙洲为其殖民属地,终因缺乏法理依据而放弃。1933年法国制造“九小岛事件”,引发中法、日法交涉。鉴于日本为头号潜在敌国而法国为友邦之战略定位及南沙局势可控,英国变换策略:在不诉诸军事手段的情况下,通过在法理上“赋予”南沙不可兼并的属性,否定任何国家吞并南沙的合法性,但对法国的侵占行径暂取容忍态度,同时坚持从未声明放弃对南威岛和安波沙洲之所有权要求的立场,并以日本不侵占南沙、法国不扩大占领范围作为维持该政策的前提。质言之,英国在大国博弈视野下基于帝国防务战略而确立南沙政策。

法国对华政策背景下的中法务实合作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60年来,中法务实合作取得无数成就,体现出政治性、战略性、全球性等特征,具有较强的韧性。本文以当前法国对华政策立场的分析为切入点,梳理法国对华政策调整的主要因素考量、走向及其影响。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围绕中法务实合作的现状,提出下一阶段确保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和稳定发展、推进中法务实合作走深走实的工作建议。

A NEW AGE FOR SINO-FRENCH RELATIONS

As the French president makes his first official visit to China, work begins on a more unified Eurasia

“印太转向”下法国的南海政策:解析与评估

在谋求“印太转向”的过程中,近年来法国的南海政策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由此前的“原则中立”发展为事实上的“有限选边站队”,并且体现出倡导维护规则秩序与航行自由、支持以多边主义方式解决问题等突出特点。这些政策变化不仅加剧了南海局势的紧张程度,而且不利于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虽然目前尚未对中法关系产生明显的消极影响,但也不能排除它在该问题上越过中国底线进而对两国关系产生冲击的可能性。对于中国来说,既不能忽视法国因素对于南海问题的可能影响,也不能夸大它在南海问题上的实际作用,而是应当将其置于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大局之中予以系统谋划。

人文交流的演变态势、动因与展望

以中法关系为聚焦点,回顾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文交流的演变态势,分析其动因,并对二十大之后人文交流的新动向进行展望。十八大以来,人文交流走过的历程以线性轨迹目测,呈现为上升—阻滞—再发力变向的图线。十八大之后的中法关系走势良好,通过元首外交提升和推动人文交流,赋予了中法交往以个人印迹。2020年之后,世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此形势下,人文交流在形式和规模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二十大之后,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有利于人文交流的开展。我们需要切实关注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语言问题,“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所需要的外语能力与作为工具的外语能力存在明显区别。

裂痕的加深:1958年黎巴嫩危机与美法关系

1958年黎巴嫩危机的起源有着复杂的国内外因素。夏蒙企图连任及亲美政策引发的政治风波是内因,而中东卷入冷战政治则是外因。夏蒙去留的政治方案、出兵中东的军事方案、联合国内外的国际方案交错进行,最终促成了危机的解决。美法两国在危机中并不缺乏沟通,然而受各自的利益及其在中东地位的影响,两国在每一个方案上都不一致。美法在黎巴嫩危机上的矛盾是战后美法分歧的继续,美英抛开法国的出兵行动尤其加深了美法同盟的裂痕,进一步促使法国走向独立自主的外交道路。

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社会组织论述评——以比岱和迪梅尼尔为中心

组织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尽管人类的所有实践活动总是依托于特定的组织形式,但不同的历史性生产方式赋予不同的组织形式以特定内容。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历史由来与本质规律,奠定了组织理论的唯物史观基础。以比岱和迪梅尼尔为代表的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基于其“元结构”理论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提出要把组织问题提升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协调逻辑,主张从市场与组织的相互蕴含中把握现代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结构,以此重新找到革命主体。但因为立场的偏颇与方法的局限,他们无法对这些新现象做出准确的解读。梳理马克思的组织理论及其哲学意义,进而阐明“元结构”理论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区别,不仅有助于揭示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与本质内涵,而且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理解。

从世界意义到地方经验:近来英法关系研究中的“海峡视角”

英法关系是影响近代欧陆乃至世界政治格局的一对重要的国际关系。一直以来,学界对英法关系的认知多数停留在它对世界产生的重大意义方面,而对其中的一些底层运作和地方性竞争,则仍有一定拓展的空间。因此,希望通过对当代国外学者某些著述和研究视角的评述,藉以唤起学界对英法关系全面样态的关注。

诗仙远游:《玉书》里的李白

1867年首版、1902年再版的中国古诗法文创译集《玉书》是中国古诗词海外传播和中法文学关系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根据材料证明诗仙李白是《玉书》里的主角诗人。首先,这是李白的肖像第一次出现在西方出版的书籍里;其次,《玉书》里大量诗歌彰显了李白诗的色彩;其三,《玉书》所选的“李白诗”证明本诗集是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文坛的延续。随着《玉书》多个外语转译本的出版,李白的诗名由欧入美,走向了更为广阔的文学世界。

国民政府消极应对“九小岛事件”之原因论析

1933年“九小岛事件”发生之后,中国社会各界纷纷要求国民政府维护被占岛屿主权,并向国民政府建言献策。国民政府经过系列调查,确认法占南海岛屿不属于西沙群岛,但属中国领土。令人不解的是,国民政府采取了消极应对的立场,仅与法国进行了短暂交涉后即中止维权。究其原因,一是国民政府将“围剿”红军作为首要任务,二是国民政府试图利用列强矛盾,三是国民政府对法占南海岛屿的重视不足。国民政府的消极应对立场饱受诟病,为其后南海争端复杂化埋下了隐患。

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

文章阐述了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各自的研究特点和在研究中面临的困惑;指出了两个学派的理论缺憾以及整个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缺乏变异性研究的现状。重点指出了比较文学在注重"求同性"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异质性"和"变异性"的研究,尤其是后者。因为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新方法和新理论,它开启了一个注重异质性和变异性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是全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

外交智库影响外交政策的作用机制研究——以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为例

[目的/意义]外交智库作为专业型智库,主要对国际事务、地区热点、国家外交政策等领域进行研究,并为决策机构提供政策参考,对外交政策有着重要影响。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作为近年来发展迅速并名列前茅的外交智库,其影响本国外交政策的作用机制具有典型借鉴意义。[方法/过程]在宏观层面,对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影响外交政策过程的各阶段即政策议程、政策形成、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的作用机制进行梳理。在微观层面,对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有效影响外交政策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结果/结论]我国外交智库可吸收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先进经验,通过密切政府与智库间联系、完善智库内部治理体系、推动智库间协同合作、提升智库国际化水平等方式,实现影响外交政策的发展目标,构建中国特色外交智库。

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与中法关系改善--兼论中国“两个中间地带”的外交战略

1961—1962年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对于外交环境日益孤立的中国而言,是一次亮相国际舞台的重要机会。在中苏分歧扩大、中美对抗加剧的情况下,中国一方面加大力度支持世界革命,一方面也寻求与中间地带国家改善关系。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既实现了维持老挝中立并为巴特寮革命赢取时间的目标,同时也借印支问题缓和了与法国的关系,为后续的中法建交提供了一次关键契机。虽然毛泽东此时尚未明确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外交战略,但这一政策正处于构建的过程中,中国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的外交行动已符合这一外交战略的开展。

中法全面伙伴关系框架下的政治与经济

1997年中法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有了很大进展,政治关系良好,合作领域增加,经贸、投资和文化交流同步增长。但中法政治关系与经贸水平不相适应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政治关系优势没有发挥出来。中法关系的前景取决于国际政治大背景、两国国内政治状况、双方经济竞争力和怎样处理分歧四个变量。

义利并重:全球新秩序下的中法关系50年

中法关系是当代不同意识形态间相互包容、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典范。此种"一""多"共存、公平正义的国际关系实践源于两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自由、平等、博爱"和"仁者爱人"、"求同存异"等观念,是当代尤其是冷战后多元且杂乱的世界向好发展的、普世的价值观。在道义与利益交织、道德理性与工具理性相互纠结的当代国际关系中,适度把握二者尺度,也是中、法(西)思维方式里"中道"与"中庸"智慧的精华。公平正义、自主互利的竞争与合作,是法国"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观与中国"仁者爱人"、"贵义尚利"价值观所共同追求的世界新秩序。

揭示世界文明演进的一种推力--中法关系史研究四十年述评

概述和点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中法关系史研究的主要成果,认为成就主要体现在这几个问题上:一是首次注意到了13世纪中叶来华的法王和教皇使臣的有关记述的特殊重要性,并进行了译介;二是深入探讨了17至18世纪中法科技交流对中国科学现代化的奠基作用,以及对西方乃至整个人类科技进步的促进作用;三是大幅度深化了有关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影响的研究;四是开始注意到清末以来法国革命文化对中国革命进程的积极影响,并做了许多初步的探析。这些研究进一步凸显了中法文化交流在推动世界文明进步方面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