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防城港构建中越边境全民健身休闲区的可行性研究——以广西中越双边龙舟赛为个案

随着《全民健身条例》的正式实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不断升温,体育旅游、健身逐渐成为一种健康、时尚的休闲方式。以广西中越边境全民健身工程建设中的品牌项目中越双边龙舟赛为个案,通过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结合田野调查法,对其发展状况进行调查与分析,探讨广西防城港市创建中越边境全民健身休闲区的可行性,发现防城港构建边境全民健身休闲区具有区位优势、人文优势、良好的经济发展前景和国家政策保护等有利条件。

中国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和谐性发展的对策思考——以云南省为例

因受自然环境、历史和现实性因素的三重影响,中国云南省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既内含着和谐性因素,又隐含着制约性因素,找寻"症结"并施以对策,可推动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的和谐性发展。

中共陕甘宁边区回族干部政策的经验及启示

陕甘宁边区回族干部政策是中共民族干部政策的成功尝试。回族干部成为中共联系并发动回族群众的重要纽带,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扩大了统一战线。这一政策的形成缘由、核心支撑和实践过程为中共民族干部政策提供了有益经验和启示。做好新时期民族干部工作,仍须保持对培养民族干部的高度重视,坚持以平等团结为基石,发展并完善专门化的民族干部教育和培养体系。这是充实民族干部队伍、优化结构并形成梯队的必经之路。

中越边境壮族地区早期修筑水利工程的重要物证——对更贵水渠及其摩崖题刻的历史解读

本文依据调查及文献资料,认为广西龙州县上龙乡更贵山水渠是目前所知的中越边境壮族地区早期修筑的水利工程之一,立于其旁记载着该工程修筑经过的摩崖碑刻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该水利工程对中越边境地区壮族民众的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体现了修筑者坚强的意志,有助于人们认识明朝时期壮族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官绅阶层和政府在聚合力量、稳定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前,政府在保护农业文明遗产方面同样肩负着重要使命。

建国后湘黔边区苗族国家认同意识转向的经济变量考析

以明清朝廷经济策略为参照系,反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种种政策措施和给民众的经济实惠,目的在于从经济的层面,清理出湘黔边区苗族国家认同意识何以从明清时期的非认同状态发生正向转变的社会历史根源。

中国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制约因素与对策探讨——以云南省为例

在中国云南省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社会发展蕴涵着和谐性与制约性因素,就此进行分析并探讨对策,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推进边疆民族地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等系列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党的百年奋斗进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伟大成就及其经验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并通过实践的不断检验,将其提升到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部署和关键举措,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为人类实现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为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指导思想、指明方向和实施方案。

我国西南边疆地区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研究

随着我国西南边疆地区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前沿和国家战略的交汇叠加之地,日渐活跃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成为边疆治理的补充。在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少数怀有敌意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也对我国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带来危害。提出以前瞻性评估为原则健全法律法规,以边疆治理为目标构建合作网络,以精细化为原则完善过程监督,以开放包容为思路强化服务能力等我国西南边疆地区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对策。

民族与边疆:国共两党和苏联关于边疆民族问题的分歧与博弈(1917—1928)

20世纪20年代,为维护苏联地缘利益,助力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国际致力于国共两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力图将革命推向边疆的民族主义政党——国民党,对边疆地区民族属性的认识较为淡薄,故无意接受苏联民族理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是以汉族为核心的“大中华民族”对帝国主义自决的政治主张。国民党致力于建立基于少数民族同化于汉族基础上的“大中华民族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地区的民族属性更为敏感。无产阶级政党之民族主义,既主张中华民族(中国境内所有民族)对帝国主义自决,又主张汉族工农与少数民族“劳苦群众”对汉族军阀与少数民族上层势力自决。中共主张建立以无产者为主导的独立、统一的平民国家。国共两党在民族主义上各执一端,既反映了两党关于国家统一路径与国家形态的不同认知,又呈现出两党对重塑“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共同追求。

中老缅泰交界地区土地利用变化信息挖掘与国别对比

基于Landsat TM/ETM数据,从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特征、时空变化规律、土地利用程度三个方面,对中老缅泰交界地区1990—2010年土地利用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橡胶园、茶园为增幅最大的土地利用类型,轮歇农地、建设用地、长期性农地也有一定幅度的增加,有林地、灌木林、草地、水域有所减少。2有林地、灌木林之间的转移及其与长期农地、轮歇农地、橡胶园之间的转移,决定着中老缅泰交界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中老缅泰交界地区土地利用变化本质上受到市场经济、国家政策、人口迁移、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的影响。3橡胶园和茶园的时空变化基本表现为面积净值增加,空间位置交换变化非常小。长期农地面积变化不大,但存在较大幅度的空间位置转变;水域、轮歇农地变化以空间位置交换为主。草地、灌木林、有林地、建设用地交换变化和净变化比例相当。4 1990—2010年,中老缅泰交界地区土地利用程度有所增加,其中,泰国境内土地利用程度最高,老挝和缅甸境内的土地利用程度最低。2000年后中老缅泰交界地区土地利用程度增幅明显加大。其中,中国和缅甸境内土地利用程度后期增幅减小,泰国境内土地利用程度后期增幅变大,老挝境内土地利用程度实现了由前期减少到后期增加的转变。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研究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7件《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纸质藏品,其中2件是一级文物。该文件自1941年1月开始起草,至11月正式颁布,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与1939年2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相比,《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更加全面、系统、完善。研究相关文物,有助于进一步认识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情况及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政策,同时对于加强此类文物的保护和利用亦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