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民族语言》涉及中国语言国情的指标数据分析

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SIL International)通过《世界民族语言》(Ethnologue:Languages of the World)定期发布世界各国语言状况数据,其中报道的中国语言状况的指标和数据,对于从世界看中国的视角了解认识中国的语言国情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文章描述和介绍该文献设定的“语言名称”“分布国家”“语言地位”“语言系属”和“文字情况”5种指标数据在中国语言现状中的分布,并对该国际组织关于我国语言国情的认知做一些中国语言规划视域下的分析与评议。

论后殖民文学中的“跨国转向”

当代英语移民文学以移民身份为核心主题,展现全球化条件下移民身份杂糅和跨文化体验,这一特点在后殖民文学研究领域引发关注。以"跨国转向"为名,研究者认为移民文学意味着后殖民文学批评已经告别此前以"逆写帝国"为立场的抵抗姿态,转向以跨国体验为主题的跨国叙事。本文提出,移民文学关注身份杂糅性和跨文化体验,这一主题倾向使得移民文学有别于后殖民文学强调的"抵抗"姿态,但是,这一"转向"并不代表移民文学与后殖民文学发生剥离,而是以跨国主题续写殖民与后殖民历史关系。

镜与灯——论科马克·麦卡锡的墨西哥文化书写

科马克·麦卡锡的《边界三部曲》在沿袭"地狱天堂"这一文学传统来书写墨西哥文化的同时,对其背后的基本设想和价值观进行了质疑。他将外部视角与内部视角相结合,辨证看待墨西哥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同质性与他异性。一方面,墨西哥文化成为一面镜子,反射出美国文化中各种形式的个人主义和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墨西哥内部的民族主义和墨西哥性同样具有破坏性和排外性。然而,麦卡锡试图借助民族间的对话与交流,在更大程度上建构一种超越种族边界、文化边界和民族边界的人类秩序和跨民族共同体。

论新移民小说中的文化记忆

在国外寻找自我认同的过程中,新移民作家不断反观记忆中的"文革"、"裹小脚"等现象,文化记忆在海外新生活中引起了冲突与对立,促使冲突双方在自我反省的同时,也对某些重要的文化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通过文化的跨域书写,新移民作家试图构建一个史诗性的网络,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同时提醒人们:过去的东西将会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并对东西方文化与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

永远的他者——评欧阳昱的跨国书写与双边接受

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进入"跨国转向"以后,人们的注意力随之转移到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作家身上。欧阳昱是中澳文学交流中不容忽视的双语作家,"跨国书写"是他创作最典型的特征。无论是澳洲还是中国,在欧阳昱这面镜子中看到的都是"他者"。文章以欧阳昱的双语诗歌和英文创作为例,从文化身份、文本策略、文体风格三个方面梳理欧阳昱创作中的跨国书写特征,并分析其作品在中澳双边接受中的"他者化"遭遇的原因。

20世纪中美跨国书写中的上海大革命叙事

上海以其华洋杂处的独特历史与文化,在美国的海外书写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上海现代性中不仅包含经济文化方面的引领性,也有西学东渐后的激进表达形式——革命。上海不仅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和众多民主党派,也始终是工人和学生运动的中心。赛珍珠、何巴特和斯通等一批美国女性作家,在其跨国书写中特别关注上海的革命运动,尤其是作为革命的推动者与主力军的青年知识分子,籍由上海革命推演中国革命的发展机理。尽管她们对中国本土性的把握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她们对上海革命的分析均带有相当的恩抚主义成分,过度强调了美国的样板作用,这是她们的局限所在。

克劳德·麦凯《回到哈莱姆》中的跨国书写

克劳德•麦凯的《回到哈莱姆》描摹了20世纪早期的黑人跨国体验。学界主要阐释了作者个人的跨国经历与黑人国际主义思想对小说塑造主要人物的影响,而忽视了小说中副线主人公雷的国籍及其旅居哈莱姆的意义。雷的跨国移民经历既再现了麦凯的复杂跨国情感与认同经历,又观照了哈莱姆作为流散非裔移居的理想家园与城市黑人社区所承载的空间意涵。论文提出哈莱姆具有三个维度,作为移民唤起历史记忆的地理空间、建构跨国身份的政治空间及容纳差异的多元文化空间,并考察移民在跨国流动中历经的现代性体验,以此揭示他们通过改变既定身份与重新定义自我而竭力摆脱传统的民族、种族和阶级观念的束缚与身份认同的困惑,从而参与到美国城市的种族空间生产中。

论汤亭亭《女勇士》的跨民族书写

跨民族书写是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的主要原创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用双向对话结构表现华裔与中国、华裔与美国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对话关系,展现身处中美文化联结处的华裔的情感、梦想、态度和生存状态、蜕变历程。其二,用虚实相生叙事模式将中国和美国互为映衬,以虚明实,揭示华裔的生命力。

尼古拉斯·周思小说《长安街》中的“跨文化书写”

《长安街》是澳大利亚小说家尼古拉斯·周思早期创作的一部中国题材小说,也是他积极践行的一部"跨文化书写"小说。在这部作品中,周思立足澳大利亚对中国进行了多方位的文化解读。周思把"跨文化书写"看做是一种文化翻译,《长安街》中的文化翻译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文字翻译,因为它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向西方读者的表达合二为一,努力传达小说家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本文立足澳大利亚理论家比尔·阿希克罗夫特的后殖民文学理论,借用雷蒙德·威廉斯的三级文化分类法,从"亲历文化"、"纪录文化"和"选择性的传统文化"三个方面考察《长安街》对于中国文化的翻译策略、方法和视角,从中观察周思早期中国小说的特点以及这种"跨文化书写"中所反映出的后殖民话语特征。

阈限的跨界性和创造力:论布莱恩·卡斯特罗跨国写作中的嗅觉景观

在澳大利亚华裔作家中,布莱恩·卡斯特罗是得到广泛认可的跨国写作先行者。《候鸟》和《中国之后》是卡斯特罗早期最著名的两部作品,两部作品都聚焦不同时期澳大利亚中国移民的生活,揭示了主人公从民族身份向跨国身份过渡过程中的挣扎。在20世纪末以来的跨国转向和跨学科转向趋势下,两部作品中地理空间、心理空间变化和主人公身份转换之间的关系值得重新思考。本文采用人类学中研究身份过渡状态的阈限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从社会学中的一个感官空间概念"嗅觉景观"(嗅景)入手,通过展现这两部作品中嗅景对种族与阶级、虚构与现实、性欲和创造欲之间界限的渗透与侵蚀,探究嗅景的阈限性以及这种阈限性嗅景所暗示的跨文化身份前景。

性别、种族、身份的对位书写——从《米立:中国童话》到《K》

纵观东西方文学史,从18世纪霍勒斯·沃普尔的《米立:中国童话》直至晚近以来虹影的《K》等7部作品,我们发现了一条隐秘的"对位书写"链条。《米立:中国童话》虚构了一位中国王子和落难的英国小姐之间的故事,小说通过性别、种族和身份元素来建构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叙事模式,在《蝴蝶夫人》《西贡小姐》和《情人》中得到了延续。但与前者不同的是,殖民时代的西方作家在种族、性别和身份的重设中颠覆了沃普尔时代的文化倾向,作品中的东西方关系架构隐含有宗主国的强势文化逻辑,作品具有显著的东方主义色彩。与此相对,20世纪末期的《蝴蝶君》《扶桑》和《K》则反映了具有东方背景的作家与西方作家进行对话并重新建构东西方文化关系的的创作意图。从《米立:中国童话》到《K》,东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关系经历着被刻意书写和有意解构的过程,彼此形成了"对位书写"的关系,体现了殖民主义思潮和后殖民主义思潮在文学中的再现,最终指向的是权力话语的争夺,包含了作者曲折而复杂的创作动机。

论20世纪前期中美跨国英文书写的审美中心主义倾向

面向英美普通读者的中国书写,始于19世纪美国新教来华传教士,但兴盛并成就卓然于20世纪前半叶,以赛珍珠、诺拉·沃恩、何巴特、项美丽、蒲爱德等女性作家为主,林语堂等为数不多的中国知识精英也以本土信息提供者身份进入这一跨国写作共同体中。书写主题集中于被诗化的田园图景、被雅化的旧贵族风尚和被哲学化的东方韵味。将前现代的田园美景、艺术技艺和美学风格等,从残破现实中"括除"出来,以"括除"后取得的怀旧物指代正在消失中的旧中国。这种对中国的"括除"式审美,实际上反映的是书写者在一战后西方的失序状态下,对西方现代性负面影响的拒绝与反抗,试图从中国文化中寻求某种解药,但对旧中国的唯美化潜在地否定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