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清理的“外部性”问题

外交部条约委员会曾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5条的规定,对1949年之前国民党政府签署的旧条约进行了清理。然而,清理结果并未正式对外公布,导致无论是国际法院还是美国政府等都认为“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一旧条约依然“有效”。我国有必要尽快在法律上公开对此旧条约的清理程序,宣布此条约无效,并将清理结果告知国际法院,敦促国际法院适用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改变其对“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既有立场。

论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酝酿及谈判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筹议始于新约订立1个月之后。在谈判开始前,美国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具体表现为:一是美国国务院希望先于中方提出条约草案,以获得主动;二是美国对中国前期准备工作非常了解,中方条约的起草过程对美而言不存在秘密。这两点使得在谈判时中国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商约订立后,中国国内掀起了反对商约的高潮,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虽予以辩驳,但美国经过抗战在华建立起来的积极形象已经不在。

试析《澳日友好与合作基本条约》缔结的动因、进程及其性质

澳日关系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发展变迁的标志之一就是不同历史时期双边重要关系文件的签署。比较而言,1976年签署的《澳日友好与合作基本条约》是所有条约、协定或声明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其签署是一系列因素推动的结果。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与日经济的互补性以及希望在国际舞台上树立国家的崭新形象等是澳大利亚最终与日达成缔约共识的主要缘由。开放的经济属性、对原材料稳定与可靠供应的渴求以及政治上的图谋,是日本提出与澳缔结友好与合作条约的动力或基本考量。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后遗症、双方历史文化的差异及其对缔约的不同诉求,条约谈判因此一波三折。条约最终得以签署,与经贸合作的互惠互利、政治家的积极推动、条约谈判的低调安排以及对人文交流的重视等是分不开的。双方在缔约背景或原因上的差异、不同的缔约诉求以及对条约条款的不同赋义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该条约在其性质方面呈现多元和多视角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