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东方文化学院的对华研究

日本东方文化学院是二战前日本政府假借退还庚子赔款名义推行的“东方文化事业”的一部分,集结了拥有时称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相关学术背景的众多中国研究权威学者。然而,通过解读外务省档案资料可以发现:东方文化学院的成立和运营均由日本外务省主导,是国家意志全面控制下的对华研究机构,其开展的研究活动归根结底服务于日本的对华侵略政策。本文对东方文化学院开展的研究活动进行了考察,简述其在推动日本对中国深入研究方面发挥的作用,同时揭露了其作为日本侵华学术工具的本质。

杨振宁的首次美国之行及国籍变迁

1957年,旅美青年才俊杨振宁和李政道一起荣幸地成为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1945年,杨振宁以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生身份出洋深造,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1953年取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绿卡),1964年入籍美国。杨振宁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他身在海外,心系祖国,家国情怀浓厚,一直都在为中国科教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倾心尽力。2003年,杨振宁重返北京清华园定居,2015年恢复中国籍而放弃美国籍。本文介绍了杨振宁简略生平,借助于家族网(www.familysearch.org)重点梳理了他首次美国之行的前前后后及国籍变迁的方方面面,澄清了一些常见错讹。

竺可桢的“伊利诺伊岁月”——早期留美教育经历及其回响

1910—1913年,竺可桢作为“庚款留学生”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求学,这构成了他人生中独特的“伊利诺伊岁月”。基于竺可桢就读该校期间的成绩单,文章对他留美早期的学习情况进行了具体而全面的重建,主要展示了他三年中所修读的课程和这些课程的详细信息。作为一个农学专业的本科生,竺可桢的学业十分忙碌,但表现得并不出众,有些课程的成绩还较差;但这些课程的学习仍构筑了他日后踏足气象学领域的知识基础,对他后来的人生有直接影响。这些新史料的发现,有助于更丰满地刻画竺可桢这位学术大家的历史形象。

争取同等待遇:1924—1926年私立大学的“法款”之争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赋予了私立大学办学的“合法性”,但始终将其置于国立大学之“辅助”地位。既是“辅助”,即分“主次”“优劣”,私立大学也就难享有与国立大学“大体平等的地位”。民初政府这一办学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私立大学的生存与发展,加剧了私立大学的办学困境。本文以1924—1926年私立大学争取法国退还庚款(简称“法款”)为例,呈现私立大学在款项分配中遭遇的不平等待遇,以及为争取与国立大学同等待遇所付出的努力和尝试。对此问题的探讨,有助于从制度层面分析民初私立大学的生存困境,以及客观评价私立大学的办学贡献。

留美幼童的多重面向:以容揆为例的分析

留美幼童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过程中的重要群体,而容揆则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一个。与其他官派留美幼童不同,容揆在1880年因入教、剪辫、逃跑等事件,与“幼童出洋肄业局”决裂,因此避免了在次年与其他留美幼童一起撤回国内的命运,并在容闳的资助下顺利完成了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业。作为自由职业者,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容揆,却在美国排华盛行的环境中坚持传播中国文化,并尽力帮助当地华人社群。作为职业外交官,容揆在驻美使馆近半个世纪的工作中,亲历了许多重要的外交事件,同时也在侨务工作和留学生教育事业上颇有贡献。容揆的经历也具有其普遍性:以他为代表的留美幼童是这一时期中西交流的桥梁,他的经历也是官派留学生和外交官群体的典型写照。这些都反映出留美幼童在时代浪潮中的多重面向。

清廷首批庚款留美生选派中外务部与学部之争

首批庚款留美生的选派于1909年开始,起初由外务部全权负责,后因朝局变动,学部不断积极介入选派活动,形成了由外务部与学部两部共管的局势。在商讨细则的过程中,保守势力与激进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导致选派细则难产。由于美国的干预,最终方案参考多方利益制定而成,外务部与学部的矛盾也不得不通过“平分名额”的方式加以制度化的妥协。首批庚款留美生选派中外务部与学部之争是清末新政中保守势力与激进势力斗争的缩影,反映出当时清政府中央部门间权限划分不清及利益团体利用制度漏洞徇私舞弊,为晚清之后的乱局埋下了隐患。

中英庚款与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

依据《中英庚款息金用途支配标准》的规定,1934年至1944年间,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拨款资助了边疆教育,虽然资助的时间较短,资助的文教机构相对较少,但在推动边疆地区义务教育、考察教育实际状况、培训西北地区师资、创办边疆中学及倡导科学教育等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些举措直接推动了民国时期边疆省份的教育进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教育发展的区域差距。当时的某些举措或做法,对今天发展西部地区的教育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再论美国第一次退还部分庚款的决策过程

美国决定退还部分庚款,与当时的清廷驻美公使梁诚的积极推动两国政府之间的正式交涉分不开,但其中美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积极主动性不容忽视,若没有美国政府本身的主动性,梁诚的劝说努力难以成功.美国退还庚款的决策是梁诚的努力推动和美国国内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两国之所以能在此问题上达成一致,是因为它不仅仅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华图书馆协会请庚款用于图书馆事业发展史实考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源于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孵化,契机则源于二次退还庚款的到来。成立以后,中华图书馆协会数次上呈政府各部及中基会、中英、中美庚款董事会等基金会,力请庚款用于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最终为各类图书馆的建筑、购书、编辑出版以及图书馆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其中中央图书馆的创立更是由中华图书馆协会的请款活动直接推动而成,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初衷由此实现。

中英庚款与民国时期的教育

1930年中英两国达成协议,将英国退还的庚款为基金投资兴办实业,再以其所得利息资助教育事业。举办九届留英考试,培养193名各学科的专业人才;资助高等教育基础建设,安顿战时流亡的教授及毕业生;配合国家政策致力于西北教育开发。中英庚款对民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美国对近代中国数学教育的帮助与影响及启示

19世纪中叶，中国出于富国强兵的需要，全国开始了创办现代学校教育的运动，数学教育的现代化也由此开始．美国由于其在世界上的杰出数学成就，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之一．早期的教会学校和教会大学模仿美国数学教育的课程与教育模式，一批熟悉西方教育体系的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学校教书并参与管理，发挥了奠基的作用．庚子赔款及由此带来的近40年的向美派出留学制度，使得中国近代一大批教育精英及数学人才得以培养，这批留美学生在中国数学教育的现代化中做出了杰出贡献．美国学术与教育界从多个方面给予了中国数学界以支持与帮助，中国的数学教育才得以快速转向，现代数学教育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与先进国家保持交流和开放是数学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

略论中国朝野关于英庚款退赔的争议

20世纪 2 0年代 ,中国朝野对英庚款退赔问题予以积极的关注 :兴学与筑路的用途之争是中国朝野争论的起点 ;1 92 5年英国国会通过“中国赔款案”后 ,中国朝野转而力争庚款主权。中国朝野关于英庚款的争议 ,为中国在英庚款退赔中的主权地位提供了舆论支持 ,确定英庚款用于发展交通实业的原则 ,也使英庚款的管理形式成为焦点问题 ,为

中美庚款留学述论

清政府于1901年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战争损失4.5亿两白银,这就是所谓的“庚子赔款”。美国从对华长远利益考虑,决定退还部分赔款,作为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经费。美国退还庚款的目的,主观上是想在政治上、经济上控制中国,但客观上又促进了清末新式教育的发展,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论庚款留美教育及其影响

庚款留美教育是1909年由美国和晚清政府合力实施的留学教育,这一别具一格的公费留学教育在中国近代留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

20世纪初,庚子赔款本是清政府所需承担的巨额赔款,但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率先将其退还给清政府用于中国教育事业。通过对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源起,庚款的用途及其受益者在后来的贡献等方面的考察可以发现,美国退化庚子赔款的款项用于中国兴办教育及派遣留美学生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打开了中国真正意义上近代教育的大门,归国的留美学生也成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中坚力量,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图书馆“兼职”副馆长的工资——鲁迅、李四光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

段祺瑞内阁决定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舒缓了财政上的压力。首先,对德奥的赔款立即停止,协约国中《辛丑条约》的签字国也同意,从1917年开始,庚子赔款缓付5年(即推迟到1922年)。战后,北洋政府先后与相关各国展开彻底免付庚款的谈判,并明令指定有望退还的庚款全数充作教育经费。这一政策反而引起北京教育界与中央政府尤其是教育部的纠纷。如何设立管理巨额退款的机构,相关人员如何派定或推选,就成了不同派系、利益集团争斗的焦点。负责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基会)是第一个这样的机构,由曹锟政府与美国协商筹组。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出身于河北高阳望族的国民党元老、中法大学创办人、北大教授李石曾因在国民军中广有羽翼,并不把无军力可恃的段祺瑞执政府放在眼里,侵夺财权,无所顾忌。中基会不受李石曾一派控制,它的出现大大加速了后者夺权的步伐。紧随中基会成立的中俄、中法庚款委员会,中方主要负责人均系李石曾。中基会财务公开透明,主动接受政府和舆论的监督,与几乎无章程可循的中俄、中法庚款委员会形成鲜明对照。1925年、1926年之交,鲁迅关注李四光在中基会出资筹建的图书馆兼职副馆长的工资,既暗含着对中基会的质疑,也有为违反北大有关规定兼任多项校外重要职务的李石曾开脱的功效。李石曾专权的举动引起《现代评论》杂志多次不点名的批评,未得到正面回应。鲁迅猛攻《现代评论》派,除了个人的原因,还有围魏救赵之意。这一段协同作战的故事后来因种种原因被有意遮蔽。取代杨荫榆、章士钊出任女师大校长、教育部总长的易培基是李石曾的代理人,1925年北京女师大"驱杨倒章"运动还应该置于一个更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来解读。

第七届中英庚款留学生的出国求学之路

通过分析民国时期的一些历史资料和林家翘先生保存的护照、信件和相关证书,试图描述第七届中英庚款留学生的出国经历,并对媒体根据钱伟长和李佩二位先生回忆所报道的一些细节,提出了疑问,得出与以往历史研究不同的结论。

对庚子赔款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庚子赔款是近代中国最大的一次赔款,其影响巨大。在赔款史研究上,学者对庚子赔款研究最多,主要集于赔偿和退还问题两方面,其中关于赔偿问题的研究主要在赔偿数目及偿付具体状况和赔款影响等方面,退还问题的研究则着重于退还过程和管理、退款用途及退还性质等内容。至于问题和不足多见于研究内容不够丰富、研究方法单一、史料挖掘不足、学者研究观点不够客观等。

博弈视阈下的民国教育界庚款用途之争

民国时期,围绕着庚款退赔,教育界与北洋政府展开了实业亦或兴学的博弈;在国民政府确立"庚款筑路,孽息兴学"的方针后,高等教育界内部对于优先发展公立高等教育还是私立高等教育又展开了教育近代化的选择权之争。民国私立高校积极争取庚款,并取得了相应资助。但由于缺乏政府的强力支持、受庚款分配原则的限制以及"政治的或友谊的因素"的影响,私立高校谋求庚款异常艰难。

英国退还庚款余额动因分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陆续向中国政府退还从中国掠夺来的庚款余额。虽然英国民间很早就有向中国退还庚款余额的呼声,但是英国政府退还庚款余额的决定和退还行动却一波三折。这一期间英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如美国退还庚款的影响、日本退还庚款的压力和中国人民在退还庚款问题上的反抗斗争都对英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同时英国战后社会思潮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也对政府的退还行动有影响,并影响着退还庚款的管理和使用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