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清末西方传教士之互动研究——传教士对于维新派影响的个案分析

本文研究自1891年,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至1897年戊戌政变前夕,梁启超与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交往关系。文中分析在此数年间,梁氏从“盲目崇洋”而发展出对西方文化作有批判性的选择接受之心路历程,并指出梁氏在早期对西方传教士所代表的“文化讯息”,已经能够分辨其(1)现代学术文化的意义和价值,(2)西方宗教传统及成见,(3)西方列强在华之已得利益和需求,这三种不同成分。此体认对梁氏于民国初年从政与治学的立场和贡献,有重要的影响。

明末“天主”的源流及其比较文化学考察

具有华夏文化本根意义的"天"概念,在明末与天主教的"Deus"相逢,致使"上帝"与"神"等传统文化关键词汇的蕴涵发生了变化。从观念史的角度考察,当中国传统语言、思想与文化里的"天主"与"Deus"相遇,"天主"含义的嬗变,以及明末"天主"概念在儒道佛耶四教中的种种使用,表明基督教神"Deus"对汉语"天主"一词原有蕴涵的"更新",在本质上实为一种"移植""借用"后的再"改造",而非新的"创造"。

论抗战初期中国基督教会的爱国救亡活动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基督教会积极投身于抗日爱国救亡运动。教会展开人道主义活动,救济和帮助难民。中国基督徒通过多种形式支援政府抗战,还利用与国外宗教和政治团体的联系,广泛宣传中国抗战的正义性,争取国际援助。中国基督教会在抗战初期的爱国救亡活动有力地支持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儒耶对话以何为本?——兼议利玛窦、何光沪关于儒教的若干论述

儒耶对话不应该是寻求"教义间最大公约数"的乡愿似的对话,因为这样的对话更像是哲学或神学意义上的对话,不仅掩藏了各自最根本的原则立场,而且回避了儒耶之所以需要对话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等一系列复杂因素。在儒耶对话中承认自己是以儒为本或以耶为本,是儒耶对话的真正起点,而处理好儒教和基督教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今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格局。

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评析

《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以下简称IRFA)是由美国保守派推动制订的一部具有域外效力的美国国内法。由于该法所包含的双重标准以及该法在推行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诸多问题,该法实施以来“产生”的域外效力十分有限, 未对中美关系造成直接影响。但在美国社会不断保守化的背景下,IRFA对中美关系的间接和负面影响不容小视。针对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的《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中对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的歪曲,中国政府予以外交上的坚决谴责是必须的, 但从根本上说,在宗教领域奉行接触政策,勿视美国为敌,怀柔美国应是当前我国韬光养晦外交的较佳选择。

教会大学与中国近代建筑形态的转型

教会大学建筑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出现在中国的一种新型建筑形态,是西方传教士与建筑师糅合西方建筑理念与东方建筑元素而形成的现代建筑样式,是中西文化双向成功交流的典范例证和有形史料。该建筑形态早期呈现中西合璧式风格,并逐渐导致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复兴,具有建筑学上的特异性、稳定性和连续性特征,被视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象参照物。教会大学建筑将西方的大学校园设计理念与建筑技艺引入中国,开启中国近代建筑的一个全新领域——大学建筑,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大学的校园规划与建设,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建筑形态的转型。

明末清初中国天主徒的道教观探析

晚明天主教入华,传教士与中国儒释道以及民间信仰展开对话。天主教传教士为宣扬教义,采取"补儒易佛(道)"的策略,促使中国天主徒亦将道教视作对立面。中国天主徒出于宗教信仰,撰写护教著作,严厉抨击佛道二教,甚至较来华传教士的态度更为激烈。然而透过争斗的表象可以看出,天主教与道教最初的对话是传教所需,且有其积极的一面,即促进了东西方宗教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国天主徒信仰和身份的认同。

近代美国教会大学在中美教育交流中的意义探微

近代美国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创办和发展,既是一种文化渗透和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又顺应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为保守落后的中国教育输入了新的办学理念和模式,加速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美国教会大学对中国的留学运动,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社会的人才培养,对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开创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贝德士论抗战时局下的中国基督教

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广泛论及中国基督教及政教关系。他认为,战时沦陷区教会人才流失、国统区人才过剩问题突出,教会人士应坚守岗位。战时社会服务和教会发展同等重要、相辅相成,应齐头并进、相互促进。沦陷区传教士应避免与日伪当局发生冲突,以确保教会的正常运转,但必须坚持正义和坚守底线。少数日本基督徒带着真诚目的来华,但多数立场与日军一致,政治压力和民族主义是出现此种情形的主因。贝德士在谴责日军暴行的同时,坚持与日本基督徒友好往来,努力促使其觉醒。贝德士的战时书写,为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大量史料;贝德士的某些论断,或可成为当下抗战基督教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圣经研究为汉语神学带来的身份挑战——宗教改革五百周年之际的反思

本文首先从圣经在基督宗教中的形成和诠释历史,来阐释信仰传统和经典的交互作用;再将其与中国经学发展作比较研究,揭示经典研究指向传统的传承议题。在此观照下,当下汉语神学出现的圣经研究,便承载着两种传统的交流作用和身份塑形张力,故此,其发展走向深远地影响着在多元现代社会中参与学人的认同问题,却又是基督宗教在华的生根和中国文化更新的契机。

从中国近代史看基督教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美国是一个非常宗教化的国家,美国在华传教运动是中美关系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页。清朝时期,在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碰撞过程中,美国传教士最终成为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和帮凶;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唯物主义理念与基督教对上帝的信仰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美国政府在外交上“亲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美国清教徒的“上帝选民”意识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注定了中美两国之间的摩擦会一直进行下去。

后殖民理论视角下的美国在华教会教育

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宽阔的视野，新的话语体系，从不同的纬度审视着思想文化的复杂现象，为近代美国在华教会教育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方法。文章从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教会教育研究、文化征服与教育重构、权力与知识等方面分析教会教育的实质，进一步审视中关近代教育关系的发展。

索隐天学:马若瑟的索隐神学体系研究

作为清初来华耶稣会索隐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马若瑟,在华传教期间撰写了大量诠释中国经典的汉语作品。他通过使用基督教神学资源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企图从儒家经典文本中寻找到基督教的信息。马若瑟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一方面是为开放的儒家经典文本提供新的解释,另一方面弥合了儒耶之间的张力,为清初基督教提供思想与文化合法性。其核心内容是:信经不信传,六经地位不可动摇,《易经》是六经之首;经过秦火之后,六经原义丧失,汉儒、宋儒不仅不能恢复原义,反而淆乱经典;因为人类同源异流,上帝所赋之"理义"相同,所以可以用天学(基督教神学)来恢复六经原义;而且古文字中亦含有天学思想;因此,受洗入教不是脱离儒家而是成为真正的儒家,"孔子倒成全于耶稣"。索隐神学综合了儒家以及基督教的释经学传统,但因忽略各自的传统与权威而遭到双方的批判,却为清初信徒及天主教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并可被视作经典辨读的早期尝试。马若瑟的索隐神学重塑了清初汉语基督教神学的样态,为清初基督教思想史注入了新的可能性,也为当下的汉语神学建构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于景教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反思

景教研究是古代中西交通史或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一个重点,但令人遗憾的是,当西方基督教史研究已经在波斯教会和聂斯脱利派研究方面取得许多新认识的时候,国内的景教研究学者对这个团体一些基本特点的叙述仍停留在理雅各和左伯好郎的时代,甚至因袭以往对该派基督教形象特点的定义而提出错误的问题进而引向偏颇的结论。充分了解这群唐代来华的基督教宣教士所属母会的来龙去脉,充分了解早期基督教史,对于理解并评价景教徒在中国的活动,对于深入分析汉文景教文献的特点,都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本文通过对四个具体问题的辨析而挑战和质疑中古景教研究专家们的一些疏漏,意在引起国内景教研究专家们的注意,认识到有关基督教史研究的丰富研究成果对于唐代景教研究不无裨益,也希望景教研究在当前语境下应有的一个新定位能够更受重视——景教研究不再单纯是针对出土文献的古代语言研究,还是一项需要多种知识结合的文化研究和宗教研究。

华人掌校与教会大学的“中国化”——以陈裕光执治金陵大学为例

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教会大学的命运发生根本性转变。风起云涌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汹涌澎湃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导致不可阻挡的教会大学"中国化"进程,其显著标志之一便是华人掌管学校。金陵大学是创办最早、影响最巨的教会大学之一,该校首任中国籍校长陈裕光又是教会大学任职最早、任期最长的华人校长之一。所以,对陈裕光于教会大学"中国化"之开拓性贡献予以讨论,无疑对我们拓展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具有典型意义。

汉语神学作为朋霍费尔之非宗教基督教的一个检测案例

一、引言"非宗教基督教"(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一词仅在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又译潘霍华)于1944年4月30日的一封书信中出现过~①,但出人意料地(相信包括朋霍费尔自己在内)竟被广泛地讨论于神学甚至其他公共领域中(以至扭曲)。得益于其所谓"激进的"诠释者的身份,朋霍费尔成为了"世俗的"(secularist)、"无神的"(atheist)以至"上帝已死"(God-is-dead)的神学之父。~②然而若没有了这些讨论。

论清末教务教案中的美国领事—以庚子前后的美国驻广州领事为例

晚清以来,美国新教在华南积极拓展传教事业,与当地社会牵涉日深,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领事对其辖区内的教士负有保护职责,相关教务教案便成为广州美国领事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时至庚子前后,美国提出"门户开放",以保全中国居功,广州美国领事标榜对华"亲善",活动更趋积极,不仅与两广地方当局密切配合以保护教士,从而奠定双方教务事宜之合作基础,更借此推动出台《两广教务章程》以限制法国对天主教的庇护,抗衡法国在华南之势力。在中美关系陷入低谷时,美国领事利用自身职位,借助连州教案为其施行的"炮舰政策"鼓动舆论,预设调查立场,罔顾调查事实,苛刻索赔,尽显帝国主义本色。上述行动以起伏的中美关系为背景,领事在其中发挥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并对近代中美关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中欧文明互鉴视野下儒学初传译介策略及其当代启示

儒家经典最初如何走进欧洲社会视野,不仅是百年来中欧哲学交流史研究的关键问题,也对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促进中国传统优秀核心价值观海外译介与传播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从儒学初传的历史背景看,波塞维诺印本所收录的罗明坚拉丁文手稿乃是首次呈现于欧洲社会的译本形态。然而,通过拉丁原文语境的分析可以发现,波塞维诺印本与罗明坚原稿存在重要的译介策略的分歧。罗明坚译稿展示出“儒耶协同”的诠释倾向,而波塞维诺印本则有较明显的“援儒入耶”的译介立场。两种译介策略的差别不仅仅是术语文法层面的分别,更透露出儒学首次进入欧洲视野时西方基督教神学传统的复杂应对心态与诠释方式。然而,无论罗明坚的“儒耶协同”还是波塞维诺的“援儒入耶”,这两种诠释方案均对当前中华经典外译事业具有重要镜鉴价值,即文化传播需要首先考虑异域读者信仰心态并进行处境化语境转型,在此基础上凸显儒家核心价值观并潜移默化地产生信仰共鸣,继而推进中国传统信仰价值在海外的深层次传播与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