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政府第二任期以来印度的中国研究述评

2019年印度人民党再次赢得全国大选胜利,莫迪连任印度总理。莫迪政府进入第二任期后,印度更加重视中印关系研究,其国内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地位抬升,中国问题研究涉及的领域进一步拓宽,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因为边界纠纷、贸易失衡等问题直接影响到中印关系发展,目前印度的中国问题研究十分关注边境安全、中印巴关系、印度对华巨额贸易逆差、中国外交战略取向等议题。同时,为更深层次了解中国对外政策背后的内在逻辑,有汉语学习背景的新生代印度学者围绕中国外交战略取向、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中国政治文化等产出了一系列高质量成果。近年来在印度政府和主流报刊媒体重点关注中国事务的背景下,印度中国问题研究的特点更加鲜明,呈现出研究议题务实、重要研究机构高度聚焦中国议题项目、印裔美国人塑造印度中国问题研究方向上作用显著等特点。从当前印度中国问题研究发展趋势来看,研究机构在区位分布上正由德里、孟买等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辐射,研究队伍也不断扩大、老中青三代学者结构更趋平衡,研究方法上从跨学科、新兴学科角度研究中国问题成为主流。

跨境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得到迅猛发展。与国内电子商务不同,跨境电子商务具有交易行为的跨国性、支付和物流的国际化、法律适用的复杂性等特点,这给跨境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带来诸多挑战。跨境电子商务活动的消费者经常遭遇的法律问题包括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受损、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问题、法律适用和管辖权难以明确、判决执行困难等。对此,应当完善相关领域立法,建立完备的跨境ODR机制,并积极加强国际合作与互认,从而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边界争端、威胁认知与印越在南海的战略互动态势

面对实力强于自身的国家,选择与他国合作以制衡强国,是行为体的潜在反应之一。在边界争端形势较为严峻的背景下,印度和越南不断强化在南海战略互动和合作,加剧了南海争端的复杂态势。在影响印越南海战略合作的诸多因素中,边界争端和威胁认知是关键变量。边界争端框定两国南海合作政策变化的整体方向,威胁认知左右两国行动意愿强度。当中印和中越边界争端形势均较为严峻时,支撑印越南海靠近的条件较为充分,两国在该区域的战略互动就极易发生;当任意一国和中国边界争端局势有所缓和时,支撑两国南海频繁互动的条件会相应弱化,其在南海的战略合作强度就会有所减弱。通过对中越“中建南事件”和中印“洞朗事件”进行案例比较以及个案内的过程追踪分析,该论点得到了验证。尽管边界争端和共同对华威胁感知是驱使印越强化南海互动的动力源之一,但两国战略重点的不同和高度异质的威胁感知,会增强两国南海战略互动过程的复杂性及效果的不确定性。

明代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及朝廷处置方略

明初在西南边疆地区设立了诸多土司,形成“三宣六慰”格局。明朝在正统年间三征麓川时失信于缅甸和木邦等土司,成为明中后期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的导火索。天顺以后,明朝西南边疆治策变化,且处置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失误频频,致纷争愈演愈烈,部分土司脱离明朝统治,云南边地土司政治归属发生分化,不仅影响明朝西南边疆军政设置,也导致缅甸土司灭亡,客观上促成缅甸东吁王朝的统一和北扩。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重新界定了明朝与周边之关系,奠定了明末清初西南疆域空间转型的基础,构建了新西南疆域空间,深刻影响了清朝的版图意识,改变了明清时期西南边疆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内外分际”:明代西南边地土司治理理念与实践——基于孟密安抚司的设立及影响的探讨

天顺、成化年间,云南木邦宣慰司与所辖孟密连年争地仇杀。明廷经遣官勘验和论争,最终应孟密酋长曩罕弄所请设立孟密安抚司,并直隶云南布政司。这一处置结果不仅招致周边土司的不满而离心日重,更使西南边地土司纷争愈演愈烈,极大地冲击了明王朝在西南边地的统治。这与明统治者“内外分际”的边地土司治理理念有密切关系。主要表现在,明廷应对西南边地土司纷争主要采取遣官抚谕与以夷攻夷的策略,而当纷争侵及“边境”之时方出兵征剿。万历年间,八关的设立使这种“内外分际”的治理理念得到事实上的确立。

国家权力扩张下的近代藏边民族纠纷解决机制——以甘青藏边多民族聚居区为例

藏、汉、蒙、回、撒等多民族聚居区镶边青藏高原,将藏族主要居住的西藏包裹其中。近代国家社会变革频仍,在国家权力不断向边疆扩张的趋势下,藏边多民族聚居区民族纠纷解决机制也在适时调整,体现在民族纠纷解决主体、方式、规范、程序等方面。主体在国家、寺院、民间的互动中形成了国家主导下的新的平衡;方式分为"合意"与"决定"两种;规范则在冲突与融合中以国家法、习惯法、宗教法为依据不断进行着调整、变革。

中印、中缅边界问题截然不同处置结果的背景与原因分析

中印、中缅边界问题是中国最早与邻国着手解决的陆地边界问题。二者历史起源相同,问题属性相似,但中缅边界争端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而中印边界则爆发战争,至今仍未得到解决,由此形成中国解决领土争端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文一武"两个范例。在近年中国与海洋邻国岛屿归属争端和海洋权益争端日益尖锐的背景下,对比分析导致中印和中缅边界问题情况相似但处置结果和走向截然不同的原因,既是重要的历史经验总结,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清代雍正三至六年中越赌咒河边界争议研究

雍正三至六年,中越在滇越接壤地带的大、小赌咒河流域发生领土争议。此次边界交涉过程一波三折,颇具戏剧性。清廷虽然三次重新设立边界,但最终的边界依然维持不变。在清廷边界处理过程中,传统的宗藩理论起着指导作用。此外,负责边界处理的地方大吏以及军事威慑在边界争议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基于竞争弧的BGP路由策略冲突检测

给出一种BGP策略冲突动态检测方法,该方法基于有向竞争图理论,通过构建竞争弧来发现路由策略冲突的AS及相关路由·用路由相对优先级来描述到同一目的两条路由的优选关系·根据竞争弧形成条件,相邻两个AS到达同一目的的两条路由相对优先级不同,这两个AS的路由策略存在冲突·对BGP协议进行了修改,增加一个新的属性,该属性值为所选最佳路由与先前最佳路由的相对优先级·最后通过SSFNET仿真实验证实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苏浙边界的水利纠纷与政府运作--以20世纪50-60年代吴江县联圩引起的省际纠纷为例

20世纪50-60年代,江苏省吴江县在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进行的联圩并圩,虽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因当地水系结构的改变致使浙江来水下泄不畅,洪涝威胁加重,同时杭嘉湖地区的农业生产也遭受严重影响,从而引起苏浙边界的水利矛盾和纠纷。为解决纠纷,苏浙两省行政部门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展开充分的调研与协商,最终使纠纷得以化解,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政府运作在解决水利纠纷中的重要作用。然而水利纠纷的产生及解决过程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经验与教训。

中哈区域经济合作争端解决机制的分阶段设计

成熟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区域经济合作得以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鉴于中哈两国现行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纠纷解决方式少、纠纷解决条款覆盖面窄、解决机制设计简单等缺陷,本文提出两国应根据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不同阶段,分别针对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边境自由贸易区直至中哈自由贸易区设置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以促进中哈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

晚清藏边民族纠纷解决中的角色职能析论——以光绪年间循化厅所辖藏区为例

晚清藏边民族纠纷解决中,看似杂乱的角色分配对象,若以其角色职能爬梳甄别,便可脉络清晰。以光绪年间循化厅所辖藏区为例,在民族纠纷解决中,直接参与的角色分配对象有循化厅之下属抚番府、营、县、营汛、司、所;寺院中嘉木样、新旧昂锁、红布、具有威望的活佛、熟知番事的喇嘛;民间的部落头人、乡老、邻里等。但是,按其角色职能进行归类,可以分为谕饬、讲说、弹压;勘查、缉捕、调兵;研讯、保释、鉴结,这些角色职能同时也可以反映出民族纠纷解决的基本程序。

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纠纷在线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完善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跨境电子商务的繁荣带来了大量在线纠纷,在“快速、高效、低成本”成为解决在线纠纷的客观需求之际,在线纠纷解决机制(ODR)应运而生。ODR机制发端于美国,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内外有关ODR的实践更为深入。但在运用ODR解决跨境电子商务纠纷时,仍面临着缺乏统一平台、管辖权争议、法律适用冲突、证据相关活动面临挑战与结果执行的困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对我国ODR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军阀参与下近代藏边社会纠纷的产生及其解决——以马家军阀参与下甘青藏边社会纠纷解决为考察中心

近代藏边在军阀的实际统治下,各种权力交错并行,造成了社会纠纷解决的复杂化。本研究选取藏边社会纠纷中最为常见寺院、部落社会纠纷来探析军阀参与下近代藏边社会纠纷产生及其过程。从军阀参与下加吾利吉部落与甘加部落纠纷、拉卜楞与陌务土官纠纷、拉卜楞与刚叉寺纠纷、西仓与双岔纠纷解决过程中得出以下两方面的结论:第一,军阀参与解决社会纠纷的实质:挑起争端,从中渔利;第二,维持势力均衡,以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军阀参与藏边社会纠纷解决的历史启示:国家权威是社会纠纷解决的保障,纠纷解决中应该坚持行政权、司法权、宗教权相互分离。

完善边境贸易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思考——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近年来,内蒙古边境贸易纠纷案件呈逐年上升的均势。本文分析了内蒙古边境贸易纠纷产生的原因,探讨了目前解决此类纠纷的主要途径及其现状。最后提出解决好内蒙古边境贸易纠纷的法律对策:健全和完善内蒙古中俄、中蒙贸易纠纷解决途径;与俄谈判解决"灰色清关"等顽疾问题,最终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贸易纠纷;加强对俄、蒙边贸经营者的法律宣传教育,增强与蒙古国、俄罗斯的司法交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处理边界争端的原则与实践

近代遗留下来的中国边界领土争端大致可以分为"位置性边界争端"和"领土性边界争端"。针对不同的边界问题,新中国政府制订了相应的原则与办法。60年代初,国际关系的紧张与中国边疆局势的动荡促使中共领导人加快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步伐,中国相继与缅甸等6国解决了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在边界谈判过程中所贯彻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保障了这一时期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体现出中国领导人尽快解决边界争端的意愿。从国家长远利益来看,在中国对外战略从"一边倒"转向"两条线"的60年代,陆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为中国赢得了较为安定的边疆局势。

印度地缘战略对中国西南边防安全的影响研究

边防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边防安全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国家的边缘安全,或曰外围安全,因此边防安全受邻国因素的影响较大。全球化背景下,边防安全的共生性凸显,使得一国在维护本国边防安全的过程中,必须深度研究邻国因素。中印两国彼此相邻,边界线漫长,虽然佛教东传,玄奘西天取经,古代中印两国的交往充满了浪漫的诗意;但印度独立后称霸南亚的地缘战略不仅严重影响了双边关系,也对今天中国的西南边防安全产生了消极影响。本文在简要分析印度地缘战略的基础上,研究了印度地缘战略对中国西南边防安全的影响,以期从中国西南边防安全的视角,重新认识印度的地缘安全战略。

边境地区环境问题的法治之道

边境既指国家边界线两侧一定宽度的区域,也称之为边境地区。边境地区环境问题不仅具有一般环境问题的属性,更具有跨越国家边界等的特殊性,因而在解决边境地区环境争端时必须明确争端产生的原因及其复杂性和特殊性,其解决的方法不仅需有针对性更需有实效性。同时,边境地区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不仅需要考虑边境地区实际情况,更需要遵循相应的法律原则,建立健全适合边境地区的法律机制,使边境地区环境保护和开发利用有法可依,不仅安民戍边,更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并增强国家间的友好交流与合作。

美墨边境非法移民问题历史溯源

独立后美墨间的领土边界纠纷是非法移民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民族来源限额法》,确立了以移民国籍为基础的限额制度,边界开放的自由移民时代成为历史。此后,美国经历了四波墨西哥非法移民潮。为了治理非法移民问题,美国政府政策频出,虽然形式多样,但无外乎都是隔离和驱逐这两种思路。事实证明,种种方法最终都收效甚微,原因在于美墨之间巨大的经济鸿沟和互补性强的经济结构、美国移民政策摇摆不定、移民法律和制度不完善和雇主的现实需要等。因此,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不应只从"堵"和"赶"着手,要从源头上抑制非法移民产生的动力。

边疆民族地区调解联动工作体系探析

完善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是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对新时期社会纠纷矛盾多元化现状及其预防化解需求的回应,是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的具体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