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经贸规则:进展、动向及中国应对

随着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数字经贸规则呈现出新动向,主要表现为:愈来愈强调数字系统的互操作性,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出现逆自由化风潮,人工智能成为大国博弈的优先领域,数字标准成为全球数字经贸治理的关键等。近年来,中国持续完善数字经贸法律法规,积极融入全球数字经贸治理体系。但是,相关数字贸易主张基本体现在无纸化贸易、个人信息保护等一代数字经贸规则上,而在数据跨境流动、源代码保护等核心议题上承诺有限,这导致中国数字经贸规则与高标准协定存在差距,与相关规则的兼容性不足,在全球数字贸易中的话语权相对较低。对此,中国应顺应全球数字经贸发展的新趋势,加速推进多边双边数字经贸谈判、强化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优先议题的制定、提高相关规则的兼容互操作性,从而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数字经贸治理能力。

跨境电商平行进口对专利药价格谈判的影响机制研究

实施专利药价格谈判是提高药品可及性的有效手段,而如何选择和利用平行进口等筹码是降低谈判价格的关键问题。基于中国国情,构建专利药价格谈判的理论模型,分析开辟跨境电商主导的平行进口渠道是否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有利于降低专利药的谈判价格。结果表明:当享受高医保报销比例的患者占总体患者的比重较低时,开辟跨境电商平行进口渠道不利于降低专利药的谈判价格;随着中国医疗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未来患者享受的医保报销比例将趋于一致,届时开辟该渠道能够有效降低专利药的谈判价格。研究结论进一步夯实了中国专利药价格谈判制度的理论基础,为从跨境电商平行进口视角降低专利药谈判价格提供了政策启示。

矿企跨国并购定价谈判优化策略——基于演化博弈视角

矿企跨国并购中包含的信息不对称和风险问题,使得矿企跨国并购的谈判策略研究尤为重要。笔者将实物期权与讨价还价的演化学习理论相结合,运用演化博弈模型对有限理性的并购双方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定价谈判优化策略进行分析。首先改进谈判贴现因子并引入外资限制因素,构建矿企跨国并购的无限期定价谈判演化博弈模型,并求出双方的预期收益矩阵。然后运用复制动态方程对并购方矿企和目标矿企预期收益进行计算,求出不同条件下二者的演化稳定策略,着重分析了并购双方矿企采用接受策略概率的影响因素和双方在不断学习中调整谈判策略的过程。最后以并购方矿企为例,对目标矿企的演化稳定策略进行分析,认为并购方矿企可以根据目标矿企策略调整的速度、报价以及自身价值评估等要素优化自身的定价谈判策略,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完成并购。笔者构建的包含外资限制因素的矿企跨国并购定价谈判演化博弈模型,不仅是对定价谈判演化博弈模型的扩展,更能够对现实中的矿企跨国并购讨价还价策略提供理论指导。

碳关税命题辨析及其国际治理模式

随着全球差异化减排政策的实施,部分发达国家刻意模糊气候公约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欲通过征收碳关税,使发展中国家间接承担全球减排义务,此举无疑会对发展中国家正常发展形成阻碍。本文认为"碳关税"是针对进口产品内涵碳排放的边境措施,是进口关税或者实施边境调节等国内税收措施的统称,其表现可能为进口关税、边境调节税、排放配额等多种形式。碳关税是部分发达国家构筑贸易壁垒,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执行碳关税所依据的"竞争力损失"、"碳泄漏导致环境有效性降低"以及"理论模型基础"等都是没有国际共识的伪命题。碳关税被屡屡提及,是因为该命题是一个气候与贸易领域的交叉问题,而当前无论是气候公约还是WTO都还没有明确的表述对该问题进行约束,致使部分国家有机可乘,希望借此减少其应当承担的义务。促进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障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权益,需要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气候制度和与之相关的贸易制度。碳关税是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产生的问题,必然需要在气候制度设计中进行规范并寻求解决途径。本文提出,碳关税问题的国际治理,需要相关国际协议共同开展工作,处理该问题的原则、指导思想应该也只能在气候公约谈判中形成,WTO则可以基于这些原则和指导思想,就相关具体的技术操作章程进行约束和规定。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WTO电子商务诸边谈判:最新发展及焦点问题

代表世界贸易90%份额的76个WTO成员于2019年1月发起"电子商务诸边谈判",旨在制订电子商务/数字贸易领域的国际规则,以适应经济的全球化和数字化发展。谈判既涉及成员存在基本共识的贸易便利化议题,也涵盖高标准的数字贸易新规则。各谈判成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核心利益诉求有别,尤其是中美欧等主要成员的立场协调是决定该谈判是否能够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对此,有必要重点分析谈判中的跨境数据流动和禁止本地化要求、源代码及算法规制和电子传输的免关税及数字税征收等核心争议问题。我国作为电子商务第一大国、数字经济第二大国,需在积极参与谈判的同时,注重推动谈判符合最大多数成员的利益,并提升我国在电子商务/数字贸易领域的规则话语权。

政治斗士与敌手:196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二

1960年代,随着中苏两党分歧加深,两国关系逐渐恶化,中苏之间的界务纠纷开始逐渐被政治化,中苏边界斗争出现了一个随着中苏两党政治斗争起伏而波动的形势。中共中央对苏方针的基调由让步、调和转变为主动进攻和以斗争为主之后,中国政府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指导方针也相应发生变化,公开提出了中苏之间存在不平等条约问题。1964年中苏举行第一次边界谈判,两党大论战造成的思想上的敌对情绪,使中国摆出了进攻姿态。谈判最终破裂后至1968年初,中苏边界冲突逐渐升级,次数、范围、形式和规模都发生了变化。此后,中苏双方进行了反复较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名存实亡。毛泽东作出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重大决策,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中苏同盟彻底破裂,两国关系最终转入政治、军事上的对抗阶段。在此背景下,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至1978年6月止,也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清末中日“间岛”交涉与中国近代领土观念之形成

19世纪后期,尽管中国传统宗藩体系已经开始走向解体,但清廷在应对中朝边境问题时,依然秉持带有藩属主义色彩的传统疆土观念。在清末"间岛"危机的刺激下,这一观念形态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其时,图们江界"毋庸再勘"的声音明显消退,而"必须勘界"几乎成为朝野一致共识;"体恤穷黎"则不再是中国管辖越垦朝民的着眼方向,转而以"力保主权"为最重要的考量;"保藩固圉"的中朝边境防御理念亦被突破,"严防敌国"渐成清朝边防的新思路。这种观念的演变,深刻地影响了清廷决策与外交进程,并构成中国近代领土观念形成中的关键一环。

“一带一路”视角下跨境电商英语谈判话语研究

"一带一路"视角下的跨境电商英语谈判和传统的商务英语谈判不同,它是一种以互利共赢为目的的新型合作式谈判。本研究立足于"一带一路"建设需求,分析跨境电商英语谈判话语特点和谈判话语中的文化问题,探索在谈判过程中谈判者应如何恰当地运用专业语、礼貌语、委婉语、模糊语等谈判话语技巧以促成谈判成功,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行业的共同蓬勃发展。

近代云南西部疆域变迁述论

旨在探讨近代云南西部疆域的变迁。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和缅甸的殖民化,改变了云南西部疆域的传统格局,使其直接面临着英国殖民者的侵略。清朝政府和民国政府的软弱,以及对边疆的漠视,中国先后丧失江心坡、小江流域、茶山地、孟卯三角地以及阿佤山地区班老、公明山及班洪的一部分国土。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探索——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考察

基层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一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保证抗战的胜利,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探索,包括在乡一级的选举中贯彻民主协商的原则、广泛吸收农民参加群众团体以及关注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等等。这些探索对于当前我们开展基层协商民主活动,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向制度化方向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日“间岛交涉”后期日本外交策略析论

1908年中日"间岛交涉"陷入僵局之后,日本于1909年初向中方提出了放弃对"间岛"领有权的要求、换取中方在越垦韩民的裁判权和"东三省五案"中让步的交涉方案,被清政府严词拒绝,谈判破裂。日本转而改变应对策略,从协调国际外交舆论、制造地方摩擦纠纷、施加军事威胁和造成既定事实等方面对清政府施压,迫使清政府于1909年8月回到谈判桌前,最终几乎全部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交涉方案,两国签订了《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和《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中日"间岛交涉"宣告结束。

冷战视野下中印边界谈判中的影响因素(1958-1960)

20世纪50-60年代中印边界谈判的无果而终,既是国际局势变动和大国博弈的结果,又与膨胀的印度民族主义密切相关。在殖民心态和殖民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尼赫鲁政府长期坚持己见拒不磋商或设定前提条件再行谈判,导致了边界交涉最终以失败告罄。美、苏、英等域外大国的支持、偏袒以及暧昧态度给了印度在边界问题上持续强硬的"底气",同时,尼赫鲁对其国内外局势判断的失误以及膨胀的印度民族主义也是导致中印边界谈判破裂的重要原因。外力与内力的相互作用,使中印关系错综复杂,而相应的中印边界谈判也较之同时期的中缅边界谈判历程显得更加艰难,其结局自是不言而喻。

浅析岑毓英与滇越界务交涉的历史背景

通过对滇越边界历史沿革论述,滇越界务交涉前中、法、越三者间关系及状况等历史背景的分析,呈现出其交涉的艰难与机遇,以明史焉。

美欧《隐私盾协议》之无效及中国应对路径

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议题,美欧为解决美欧之间数据跨境提供问题,做了多种尝试,已从《安全港协议》过渡到《隐私盾协议》,但是2020年7月《隐私盾协议》也被欧盟法院裁定无效。协议无效之后,美欧政治经贸关系将会率先受到影响,数字经济全球拓展亦将受阻,还可能滞后全球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构建。在此背景下,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政策、跨国企业数据跨境传输、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制定话语权也会受到间接影响。我国亟需转变对数据跨境转移的态度,并继续建立详细的数据分级制度,合理设置国家安全例外,最后通过RCEP、CAI等国际协定与电子商务谈判提升我国立场影响力。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跨境电子商务英语谈判策略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跨境电商英语谈判相较于传统的商务英语谈判而言,是一种以互利共赢为目的的新型合作式谈判。本文以“一带一路”的建设需求为基点,在分析跨境电商谈判过程中语言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跨境电商英语谈判过程中如何恰当利用专业的语言进行谈判的具体策略。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边界问题及影响探析

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互为邻国,理应并肩合作,携手发展。但现实是,两国的边界问题及其所引发的冲突,始终是横亘在两国间的难题。吉塔边界问题源于苏联时期不合理的边界划分,以及多次更改边界的决议。吉塔独立以来,围绕边界问题,两方进行的边界谈判由来已久,但始终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反而陷入了“冲突后进行谈判,谈判后继续发生冲突”的怪圈。长远来看,历史认知差别、解决路径分歧,以及受双方国内政治牵制,以现有方式解决边界问题难度极大,解决边界问题需要新思维。

从“边缘人”到国家在地方上的“代理人”——以滇省精英为对象

在传统疆域观下,边境地区往往被政府视为“荒服之外”;边地各部族亦被视为“边外野夷”,不予治理。然而,清季民初西南边事日棘之际,缅宁士绅彭锟、澜沧土司石玉清等一批滇西边疆地区的社会精英们经长期与西方文化接触,加以清末以来历次边事实践,逐渐萌生近代国民意识,爆发出强烈的爱国激情,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中缅联合勘界、滇西边防建设、抵御英军殖民侵犯等活动,在近代滇缅界务交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此过程中,社会精英们事实上承担起了管理地方的责任,从“边缘人”转化成为国家在地方上的“代理人”,使得政府在处理边境事务时不得不借助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势,才可以调动基层社会的政治与文化资源。

中缅界务交涉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藩篱尽撤,强邻逼处,陷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云南边疆亦经受剧变。英国为了扩大势力范围,大肆侵犯我国西南边陲,在边疆地区制造了一系列边界纠纷。为了抵御外侮,云南各界群众纷纷参与到救亡运动之中:各族人民手持刀弩,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捍卫领土主权;知识分子创办报刊杂志,利用舆论力量集聚民力。在抗英保疆运动中,云南乃至全国民众初步萌生了民族意识,人民认可其“国民身份”,积极承担“国民义务”,不仅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促进西南边疆与内地的民族交流融合,以及最终形成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辟了重要的交流途径。

中法滇越界务交涉前岑毓英的策略探微

云贵总督岑毓英在中法滇越勘界之初,为保疆土不失,未雨绸缪,出谋划策。他根据中越边界的实际情况,提出固藩属,保越祀;争北圻固边防;收民心,依民众等主张,积极为我方在界务交涉中做好策略准备。

试论岑毓英在中法界务交涉前的行动准备

岑毓英在中法滇越勘界之初在边防军事部署、安抚边疆少数民族、勘查边情、收集资料、筹办电报、选拔人才、任用将员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为我方在界务谈判中抢得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