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视域下构建古籍数字资源平台的研究

在保护和传承古籍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古籍数字资源平台建设遭遇了瓶颈。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安全可靠等特点,为古籍数字资源平台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文章基于区块链技术构建了一个古籍数字资源平台,融合了数据管理、数据解密解析、版权保护和文化交流等子系统,解决了传统方案存在的问题,实现了古籍的传承价值。

民国时期哈佛燕京图书馆方志馆藏建设研究

通过梳理民国时期哈佛燕京图书馆档案,从方志采购的背景、经费、时间、方式、来源与成效等方面对民国时期该馆方志收集历史开展研究与分析,揭示其对哈佛燕京图书馆早期馆藏建设以及哈佛大学乃至北美中国研究的影响,为方志流播海外的历史研究提供参考。

新格律派视角下的汪榕培《诗经》英译探析

王宏印将汪榕培英译中国古典诗歌实践识解与认定为“新格律派”。本文通过梳理汪榕培英译本《诗经》中“典故淡化”“主题革新”属性的译介实务,具体探析王宏印关于汪榕培英译中国古代经典诗歌具有“新格律派”翻译特质的研究观点,以期深度体会汪榕培在英译中国古典诗歌实务中,超越阅读认知理性、变通解读行为规范的跨文化译介与交际的核心视点与对应方法。

书籍设计中的中西美学比较

研究中西方设计美学的差异,分析两种美学对设计产生的影响。以书籍设计为案例分析不同文化背景和审美观念对于设计的引导作用,并从设计原则和艺术表现手法的角度,对中西方设计美学的交流与融合发展提出了创新思路。

广东省捐赠换书中心述略

为盘活民间闲置图书资源和开展精准文化扶贫,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创办广东省捐赠换书中心,取得突出的社会效益。文章概述广东省捐赠换书中心的运营和核心服务,总结和分析广东省捐赠换书中心的发展经验。

《三字经》在日本的流播与衍变

《三字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代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状况的重要典籍。《三字经》大约于14-15世纪东传日本,成为日本人的汉学启蒙读物。随着时代以及自身文化的发展,日本人在使用此书的同时,也创编了不少对《三字经》进行改编、注释以及翻译的作品。另外,日本人也模仿《三字经》,创作出不少具有日本文化特色的新作品。

清道光年间中俄政府互赠图书考略

1844至1845年中俄政府间大规模互赠图书是中俄文化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第12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王西里学习藏语和研究藏传佛教是俄国方面索要藏文《甘珠尔》和《丹珠尔》的直接原因,而翌年俄国回赠中国图书是采纳了传教士团领班佟正笏的建议。清政府将一套北京版藏文《甘珠尔》和《丹珠尔》赠予传教士团,而理藩院对俄国赠书最初的整理工作则是在传教士团协助下完成的。国人始终未能很好地利用俄国赠书,而清政府赠书却对于俄国的藏蒙文化及佛教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由于清政府的柔远抚夷策略以及传教士团所具有的外交职能,这件本应对中俄人民互识产生推动作用的文化盛事又不免被披上了一层政治色彩。

民族文化身份嬗变与古代典籍核心词汇翻译--以《论语》中的“仁”为例

近几个世纪以来,古代典籍核心词汇翻译不当致使中国文化在西方经受了不同程度的误读,导致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化失语及文化身份嬗变。本文以《论语》的核心词"仁"的翻译为例,分析了"仁"的翻译不当导致了儒家核心思想及孔子形象在西方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扭曲、变形及误读,在此基础上指出应以异化翻译策略为指导,结合使用音译法和综合性注释法来翻译古代典籍核心词汇,以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逐步建立中国文化话语体系,减少西方对中国的文化误读。

书传友谊六十载——岩波书店与中日文化交流

介绍了日本岩波书店的历史,总结了岩波书店自创办以来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所作的贡献,详细回顾了岩波书店向中山大学图书馆捐赠书刊60年的历史。

佛经文献与古代中外文化交流

佛经文献是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发展中占有独特的位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佛经翻译对古代中外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与传承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内容;对佛经文献的需求推动了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通过中外僧侣往来和各种途径,使佛教文献大量流向海外,对我国与各国、各民族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佛经文献经历代抄录刊刻,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它为研究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演化、文献的版本和目录的类型提供了佐证,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佛经文献与印刷术的发明与传播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对佛经的大量需求的驱动而发明了印刷术,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使佛经文献与印刷术技术一起向海外流传。

玄览中区——海峡两岸玄览堂珍籍合璧展纪实

2012年10月18—19日,"海峡两岸玄览堂珍籍合璧展"在南京图书馆成功举办。此展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南京图书馆联合主办,分为国立中央图书馆概况、抗战时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玄览堂丛书》及其原典三个部分。此次活动不仅是继《富春山居图》台北合璧展之后又一文化盛事,而且是分隔两岸的珍贵典籍首度重返大陆相聚团圆,必将在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留下绚丽的篇章。

全球史视阈中的一本英文书--古代世界文化交流的缩影

书籍不仅是人类思想文化传承和传播的载体,而且书籍本身也留下了不同文明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浓厚印痕,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一本现代的英文书。本文考察了一本英文书的主要四大组成要素的起源及其传播路径,探讨了其所反映的古代世界欧亚大陆和北非地区不同文明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及其影响。一本英文书是古代欧亚大陆和北非地区不同文明和民族之间三千五百多年文化交流的结晶,是古代世界史上不同文明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

六朝文化东渐与书籍之路开启

在中国语境里,六朝以文学著称。然在当时的文化交流中,东亚各国,尤其是地处边缘的倭国(日本),尚未充分具备摄取、接纳、消化六朝时期最辉煌文学精华之能力与条件,而与日常生活关系更为密切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工具器皿等,络绎被日本社会所吸纳。大概出于上述原因,"六朝文化"的术语在日本学术界更为通行。六朝时期正值日本文明开化之初,日本文献往往以"吴"统称六朝,说明促成日本摆脱野蛮社会的大陆文明,具有明显的江南地缘特征。从这个角度观察书籍之路通往日本列岛的过程,可以描摹出如下线路图:具有浓郁江南特色的六朝文化,首先传播到朝鲜半岛,然后通过百济延伸至日本;最早传到日本的书籍,应该是《千字文》之类的童蒙读物,然后才是《论语》之类的儒教书籍;百济派遣王子及博士为日本皇室启蒙,带有百济特色的六朝文化极大地影响了日本文明进程,遂于5—6世纪之际,日本列岛呈现"俗渐洙泗之风,人趋齐鲁之学"的文明景象。

我国公共图书馆国际图书角建设与服务对策研究

近年来,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日趋活跃的背景下,我国公共图书馆对中外文化交流业务进行了富有成效地实践探索,国际图书角建设项目即是重要形式之一。近几年公共图书馆国际图书角逐渐兴起,在具体实践、建设理念、内容特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对推动国际间、行业间的资源共享和文化互动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论汉籍东传日本及其回流

在悠久的中日关系史上 ,汉籍的交流所发生的深远影响 ,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弥补了因人员交流受到限制而导致的遗憾。因而就汉籍东传日本及其回流 (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赴日访查引进汉籍 )的历史和日本收藏汉籍的现状进行系统考察与研究 ,对于深化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和开展国际汉籍研究领域的合作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世班禅研究的新视角——凯特·特尔茨谢尔《天路向中华》评介

本文简要介绍并评价了英国学者凯特·特尔茨谢尔所著的《天路向中华——乔治·波格尔,班禅喇嘛与英人首次入藏探险》,并分析了该书为国内藏学界进行六世班禅研究所提供的新视角与新见解。

清代粤越两地汉籍交流与诗歌唱和

借助便利的水运交通条件,清代广州和佛山的商业贸易飞速发展,与邻近的越南产生了大量的文化交流与商贸活动,粤刻书籍颇受欢迎。广、佛两地书坊多,雕刻精良,价格便宜,而越南雕刻印刷业相对滞后,不少汉籍都来自粤刻。这与广州港口开放,海外贸易繁荣,以及清代的佛山作为木鱼书重要刊刻地有着密切联系。在这一文化交流过程中,通过明末清初的政治移民、文人唱和、书籍流通等方式,促进了粤、越两地的文化与商业交流。

嘉惠后学的《书舶庸谭》——董康东洋访书记的文献学价值

董康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论文结合《书舶庸谭》一书,介绍了董康的藏书、刻书、访书生涯,重点评价了董康搜访、著录、影刊流传到日本的汉籍的贡献,指出《书舶庸谭》是研究民国时期中日书籍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

古籍保护视野下的《凌烟阁功臣图》版本及价值初探

清康熙七年(1668)刘源绘画朱圭刻版吴门柱笏堂印本《凌烟阁功臣图》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木刻版画之一。初刻印本流传稀少,存世多为补刻覆刻本。清光绪十年(1884)出现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民国九年(1920)陶湘临摹石印编入《喜咏轩丛书》。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两次线装影印。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以来,国家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古版画研究会相继出版线装影印本。该书“诗文书画印”五者融为一体,在人物传记、绘画雕版、书法篆刻、藏书流播、文物保护、中外文化交流诸方面具有独特价值。

十九世纪《四书》在英国的翻译研究述评

通过梳理十九世纪《四书》在英国的翻译研究现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继续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旨在深化典籍英译研究,指导典籍英译实践,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和提高文化"软实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