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8年天津市对日交往历程、特点及启示

1949—1978年天津市对日交往是中日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方外事服务国家外交工作的典型表现。天津市30年的对日交往,符合中日关系发展的整体脉络和阶段性特点,也经历了“初始交往”“民间交往”“半官半民”“正常交往”四个发展阶段,体现了和平友好的交往主题和互惠互利的交往原则,为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建立最初联系、推动中日民间往来、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贡献,也为改革开放后的天津市对日交往提供了实践经验。1949—1978年以天津市为代表的地方对日交往奠定了中日民间交往的基础,为促进中日友好,巩固和发展中日关系做出了历史贡献。

近代天津洋行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发展策略研究

洋行是近代外国人在中国经营的商行与机构,其发展策略与空间演化体现了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城市的破坏与重建的双重影响。以天津为例,探讨洋行在城市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借助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对其空间演变过程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天津作为近代中国北方的贸易中心城市,吸引大量洋行聚集,形成独特的贸易空间体系。洋行对近代天津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与变迁具有多方面的复杂作用,对近代开埠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约新制下的邮件递送及制度回应

在1858年及1860年签订的《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明确规定了清廷须履行代递各国信件的职责,然而此项功能与传统的邮驿体制互有冲突,不仅引发固有体制内部的抵抗,亦促使清廷建立新的递信体制应付新职,由此逐步开启中国近代新式邮政的建设历程。

“巨文岛事件”与英国东北亚政策

"甲申政变"之后,辅佐谁来保护朝鲜,是英国制定东北亚外交政策的焦点。朝鲜"背清亲俄"、日本不断挑战中朝宗藩关系、《天津条约》的撤兵造成朝鲜半岛即将出现政权、军事真空局面,导致中国在政治、军事两方面掌控朝鲜的力度空前薄弱,加剧了域内域外国家对朝鲜主导权的争夺。为了防止朝鲜半岛的动荡局势向着于己国不利的方向演变,维护在远东地区的战略格局,1885年3月,英国精心策划了一个"由中国保护朝鲜"和"有一打算"的外交计策,并于1885年4月在防御"英俄战争"的大义名分下,占领了巨文岛。由此,开始了近两年的辅佐"中国保护朝鲜"的外交活动,最后如愿获得了一个在中国宗主权掌控下的相对稳固的东北亚局势。可以说,巨文岛事件是在英国军事力量支持下,中英联手巩固东亚宗藩体制的外交事件,英国是这一事件的最大赢家,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而英国高调渲染占领巨文岛的大义名分和辅佐"中国保护朝鲜"的真实用意,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反映了巨文岛事件的复杂性、多面性。1885年以后,在强化宗藩体制的过程中,以遏制日本和朝鲜进一步破坏中国宗主权为目的的英国外交活动发挥了关键作用,巨文岛事件是其中的重要历史拐点。

试析甲午战争前福泽谕吉的朝鲜政略论

朝鲜问题一直是福泽谕吉关注的焦点之一。甲午战争前,福泽所阐述的朝鲜政略论与日本政府所制定的朝鲜政策大体上不谋而合,认为朝鲜是日本国防上的"防卫线",且实施朝鲜政略能消除日本国内的矛盾,但其前提是要废除《天津条约》对日本的"束缚"。其朝鲜政略论的实质是,在其具有西方殖民主义特点的文明观的掩盖下,希望以所谓亚洲"文明之先导者"的身份"促进"朝鲜的"文明开化",并以此来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

《中俄天津条约》中关于俄国在华自由传教条款的订立与实施

1858年俄国胁迫中国签订的《中俄天津条约》首次赋予了俄国人自由在华传教的权利。俄国全权代表普提雅廷不仅是该条约的签订者,而且是在华传播东正教的积极推动者。然而,由于对传教可能对俄国侵占中国领土和攫取贸易利益产生消极影响的顾虑以及对中国传教环境缺乏信心,俄国政府没有立刻在中国开始大规模传教进程。在1902年俄国在华建立主教区之前,东正教在中国的影响一直很小。

中丹《天津条约》缔结始末

1863年丹麦公使拉斯勒福径自赴华谋求与清政府订立条约。在英美使节及中国代理总税务司英人赫德的密谋和协助下,缺乏近代外交理念的颟顸清政府轻易与丹麦订立了几乎囊括各国在华权益的《天津条约》,并丧失了诸多新的权益。中丹《天津条约》签订的教训值得后人汲取和反思。

汕头开埠时间专论

逐一分析汕头开埠时间界定问题上的各种错误观点的起源及演变,指出其错误之处,并把汕头开埠这一事件放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应用已有的第一手资料和田野调查成果,探究汕头开埠这一段历史的真相。

“善译”论视角下清末政治文本翻译探析--基于《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中英文版本

本文从马建忠"善译"理论出发,对《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中英文版本进行对比,探析其是否可以称得上"善译",并探究其缘由。个案研究表明,清朝末年,政治文本类翻译,缺乏准确性和严谨性。究其缘由,主要是缺乏专业的精通中英文的翻译人才。

由日本对清交涉看晚清外交二重性——以1885年《天津条约》事前交涉为中心

在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的事前交涉中,一方面,日本使臣竭力想要利用晚清外交体制问题在谈判中取得有利地位。另一方面,甲申易枢后中央人事的变动影响到了对外交涉中中央与地方的合作,因此事前交涉中也暴露出清廷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的权力博弈。这两者皆与晚清外交体制的二重性密切相关。

1860年汕头开埠始末考略

该文根据国家权威档案文献,论述1860年汕头开埠始末的曲折过程;指出,汕头开埠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屈辱妥协外交路线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是粤东门户被迫"开放"史,也是潮汕历史大走向的重要转折点。今人应以胡乔木《国史事典》的题词"在沉重的历史中,汲取奋进的力量"为警示,"知耻近于勇",爆发奋进之力,建设美好家园。

宗藩之破:中日《天津条约》第一款朝鲜撤兵问题考述

中日《天津条约》第一款撤兵条款从提出到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甲申政变失败后,日本为将清军彻底撤出朝鲜,谋划和主导了中日撤兵交涉的全过程。日本先是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撤兵策略,以双方共同从朝鲜撤兵为幌子,诱使清政府同意从朝鲜撤兵。而清政府正值中法战争,担心日法联手而两面受敌,同时希望借机让日本从朝鲜撤兵,以“转圜之计”的暂撤考量同意共同撤兵。天津撤兵谈判中,由于李鸿章受到伊藤博文避重就轻、软硬兼施等谈判策略的误导,以及倚恃作为宗主国的将来派兵权,在撤兵时间和范围上均做了妥协,且在没有限制日朝条约内日本在朝驻兵权的情况下,形成了尽快撤尽驻朝两国兵弁的撤兵条款。此条款基本按照伊藤要求形成,反映了日本侵略朝鲜的手段和东亚扩张思想,是李鸿章失策的妥协条款。

黎兆棠与1875年中日修约交涉述论

1875年9月,日本明治政府授意本国驻华公使向清廷总理衙门提出修约请求,意图调整两国于1871年所订约章内容,践行其蓄谋已久的大陆政策。受成例、能力、个人经历影响,时任津海关道黎兆棠被任命为这次修约的中方代表之一。在具体交涉中,黎兆棠逐条辨明日方提案,并依循对等原则分别准驳,竭力维护本国权益。其向总理衙门呈送的议改内容,基本融入双方最终议案。梳理光绪初元中日修约之缘起、经过与结果,不仅可以了解晚清外交权力结构的二元化特征及清廷设官分职多轨铺政的架构,揭示日本谋划修约的政治动机和中日双方争论的焦点;更能窥探黎兆棠在当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作用,藉此呈现津海关道既有职权在晚清社会剧变下的弹性。

《天津条约》签订后清廷悔约问题研究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经历了对外政策的反复。《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原以为协议已经达成,但由于条约在非正常状态下签订,清廷朝野掀起了强烈的悔约思潮。咸丰皇帝曾寄希望于在上海税则谈判中挽回公使驻京等四项条款,但英法并没有遂清廷的愿,坚持履约。清廷也进行了战、和两方面的准备,大沽口一战的胜利一度让其燃起重塑天朝上国尊严的希望。然而,清廷最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正基于此,清朝统治者才改变了对西方国家和外交体系的认知,中国开始逐步向现代外交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