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问题的再探讨——兼评俄罗斯学者的“新观点”

2004年《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的签订,使延续多年的中俄划界谈判终于画上句号,两国边界全线划定。这给中俄两国边民带来了福音,也为本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贡献。中方在谈判中作了重大让步,表现出极大诚意。部分俄罗斯学者曲解条约,歪曲自1689年《尼布楚条约》以来的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煽动对划界的不满情绪,既不符合中俄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与历史事实相悖。

噶尔丹兵进喀尔喀对东北疆域的影响

1688年,漠西准噶尔蒙古首领噶尔丹引兵三万攻占漠北喀尔喀蒙古,从而直接影响中俄正在进行的划界谈判,迫使清政府向俄国做出重大让步,使中国失去了贝加尔湖以东的大片领土。当时,清政府一时难以把握在北疆出现的复杂局势,没有及时出兵击溃噶尔丹,结果在与俄国的划界过程中置自己于不利地位。

从中俄《尼布楚条约》到中朝长白山定界——穆克登查边定界动因再探

随着《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清初边疆局势逐步稳定,一统格局初步形成。在此形势下,清朝统治者一方面继承历史传统进行《一统志》的编纂,一方面利用传教士的西方测绘技术绘制《皇舆全览图》,以展示其"天下一统"的政治成果;而厘清中朝之间尚不明晰的边界,则成为推进这两项政治工程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朝鲜李万枝越境杀人事件,不仅为清廷派员进入朝鲜勘测边界、绘制地图提供了契机,而且成为清廷下决心彻底解决越界流民问题的导火索。在这一过程中,此前中俄解决边界冲突的模式为清廷提供了重要借鉴。

康熙朝勘定中俄东段边界外交策略论

康熙帝一贯奉行和平的外交原则,诚恳解决中俄边境争端。在谈判持续十余年毫无进展的情况下,转而组编"新满洲",永戍黑龙江,建立巩固的东北边防。两次雅克萨之战,取得了自卫反击战的胜利。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以国际公法形式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

《中俄尼布楚条约》乌第河未定界范围及界碑考

168 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两国东部边界 ,但对乌第河地区未行定界。此未定界的范围应在乌第河南北两侧的外兴安岭之间。 1690年由巴海将军所立的威伊克阿林界碑应在乌第河以南。

清前期边界观念与《尼布楚条约》再探

早在入关以前,长期身处敌国环逼的辽东局势之中的清政权,已逐渐形成共定边界、各守封疆、互遣逃人、严禁私越的意识,这为中俄战争时期康熙主动提议划定边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其时,渊源有异的中俄边界观念,实则存在不少相通之处,亦有利于《尼布楚条约》的缔结。1689年中俄划界以后,清朝固有的边界意识发展较为有限,很大程度上缘于其深受天下主义的制约;盖天下主义,非但未因中俄划界发生动摇,反而自乾隆中期起有所强化。自根本言之,清前期中西边界观念之异,不在于"界"的意识,而在于"国"的理念。

满文古地图与俄文古地图的邂逅

本文以东西方地理知识的互动为视角,通过梳理满文《吉林九河图》的研究史以及在其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指出该图在研究过程中被以讹传讹,其结果导致了中外研究的错误观点。这幅地图最早的研究者吉田金一指出该图成图于1690年左右,随后逐渐被中外学界误认为是中俄尼布楚谈判中清廷代表使用的地图。本文指出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满文所谓《口外九大人图》,是《吉林九河图》的原图,而“口外九大人图”乃是后人命名。接着以尼布楚谈判过程中西伯利亚东北部的里雅那江分界地为线索,探讨了《吉林九河图》中的西伯利亚地理地名知识。最后指出,俄罗斯使者斯帕法里1676年到北京携入俄文《西伯利亚地图》(1673年),被清廷译成汉文地图,其局部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亚洲西北河流图》。清廷同时依据《西伯利亚地图》,按照中国山水画的风格,绘制了一幅汉文《西伯利亚地图》(康熙时期,彩色,纸本)。虽然目前留下的只是该图的局部内容,但足以证明中俄两国在康熙十五年(1676)左右相互交流过地图资料的事实。这些地理知识乃是后来绘入满文《口外九大人图》以及《吉林九河图》等欧亚东北部地图的知识来源。

全球史视野下的法国传教士与康熙朝中外交流

将清史研究放入全球史研究的框架中是近些年清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康熙朝时期,耶稣会传教士行走于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带动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其背后也代表各国的国家利益。本文以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为切入点,通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向中国派遣“国王的数学家”、中俄谈判与《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教宗特使铎罗来华与“礼仪之争”三个事件研究法国传教士在当中的影响。从相关中外文献出发,以全球史研究的方法解读康熙朝中外关系以及互动视角下历史事件的关联性,对比17—18世纪的欧洲,分析清初中国政府对外交流的特点。

从尼布楚条约到《朔方备乘》——康熙至咸丰年间清朝关于俄国知识的形成和固化

从尼布楚条约前后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通过外交、经贸等各方面与俄国的联系,积累了大量关于俄国的知识。18世纪前期,清朝关于俄国的知识开始形成。到18世纪中期,乾隆朝一系列官方典籍的编纂表明,清朝基本形成了基于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商贸外交体系的官方关于俄国的知识。此后的100年,清朝官方关于俄国的知识一直在完善,其集大成者便是代表清朝"俄国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朔方备乘》。但是,从乾隆朝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官方主导的关于俄国知识的核心,逐渐固化成为对恰克图商贸外交体系的认知。清朝官员和士人一方面不断积累和整理关于恰克图的知识,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关于俄国本身的更丰富的知识。最终,面对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俄关系新形势,乾嘉道咸时期精细化的"俄国学"落伍于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