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组建中的争议

1927—1935年间的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在组建过程中一波三折,充满争议与矛盾,地质调查所从最初的主角,变成局外人,其中的过程、原因颇有耐人寻味之处。文章考察了争议的过程和结果,分析了争议产生的原因,认为:此次争议及科考活动,使更多的人对中外科学合作有了更客观、积极的认识;由于中国学术界未能充分相互信任与合作,使学术成果受到一定局限和不必要的损失。虽然此次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组建中的争议,是近代中国科学发展史中一个特殊时期内发生的特殊案例,但它所反映出的问题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甚至超出了时间的局限而值得一再地反思和解读其中的内在含义。

近代中外科学合作中的权与利——西北科学考查团再认识

1927年组成的西北科学考查团作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外联合科考活动，在近代科学史特别是中外科学交流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中外双方谈判“十九条”合作协议的背后，不仅包含着科学无国界与科学家有祖国的理与利矛盾，交织着如何借中外合作以推进中国科学进步同时又无损国家主权的利与权难题，也充满着富有戏剧性的冲突与博弈。透过对戏剧性谈判过程的回顾与解读，辨析了近代中外科学合作中的矛盾与利益，以及双方所表现出的合作精神，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科学发展历程的一个侧面。

地质学与考古学的交汇点——袁复礼在中国西北科考团期间的甘肃考察

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建立的初期,地质学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从理论层面为考古学提供方法论,还主持和参与了实践性的考古发掘活动.在此过程中,西方学者固然占据了决定性的地位,但中国科学家的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袁复礼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在考古学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先后参与了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主持的考古发掘工作,积累了大量的田野发掘经验.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期间,他在甘肃地区独立主持的一系列考古调查活动,不仅是对甘肃地区史前考古发现的重要补充,同时也对甘肃民勤地区后续的考古工作提供了津梁.

开发西北热潮中的边疆矿产资源调查——以“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为例的研究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在野外工作的6年，正值中国社会开发西北热潮蓬勃兴起之时，考查团的工作对开发西北热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地质学者对西北地区矿产资源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通过对地质考察报告的解读，总结中国学者在矿产资源调查方面的贡献及其社会影响，分析中国学者以及中国社会关注边疆矿产资源的原因。

西北科学考查团（1927-1933年）团员简介

先后有四十多人参加过西北科学考查团，他们在考察中做出了杰出的成就，给我们留下了大批的科学资料。为此，我们在这里对他们做一简单的介绍，以便人们更好地了解那个重要的科考团体。

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中的袁复礼

袁复礼是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最重要的中国学者，科技史学者对袁复礼在考查团中工作的评述，多集中于他在古生物方面的重大发现。文章着重对其在考查团成立前的考古工作，考查团组建过程中的角色以及在担任中方团长后发挥的作用做一简要评述。文章指出，袁复礼的西方留学背景和在考查团成立前的考古工作经历使他成为参与考查团工作的最佳人选；以他为代表的温和派为考查团最终成功组建做出了建设性贡献；自1929年代理中方团长后，他又为考查团在新疆的各项工作有效开展付出了巨大努力。

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与中国新疆省政府的关系初探

1928—1933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在中国新疆考察期间,与中国新疆省政府的关系经历合作、矛盾、冲突及调适的复杂演变过程。杨增新执政新疆时期,双方之间尚能较好合作;金树仁执政新疆时期双方之间关系则以矛盾为主。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二次入新问题出现后,南京政府、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与新疆省政府之间就此问题展开了长达数月的博弈。在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二次入新问题上的争执实是由多重因素合力所致。新疆省政府在明知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得到南京政府允许入新考察的情况下,仍然予以阻挠,这是南京政府与新疆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在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二次入新问题上的反映,是南京政府与新疆省政府之间关系复杂性的集中体现。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对待档案史料的态度初议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是民国时期的重要学术团体,在持续八年的科考活动中获得了大量档案史料。考查团对待档案史料的态度若何,值得进行探讨。分析可知,考查团成员对档案史料认识较为深刻,多种门类的资料皆在其关注范围之内;成员们对档案史料的搜集可谓不遗余力,采用了考古发掘、调研发现及购买收集等多种方式;此外,成员们对档案史料的整理分类较为科学和及时,对相关材料的研究和保护也颇为重视。

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副队长亨宁·哈士纶

丹麦探险家哈士纶(1896-1948)是丹麦来华传教士的后裔,1896年出生于张家口,曾以宣化的基督教堂为主要生活基地,成年后在张家口、大同一带经商。张家口之北的察哈尔地区为蒙汉杂居之地,也是哈士纶经常来往之地,因此他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有了语言优势,在蒙汉之地,无论经商还是探险,哈士纶都会游刃有余地与当地人进行交流沟通。

相逢在科学的春天——李征致袁复礼书信疏证

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珍藏的袁复礼文献中,保存有李征借调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期间于1983年给袁复礼的一封书信。其中叙及共同关注的新疆地图、高程测量、古今地名等问题,从中可以了解到李征在文博考古之外对于新疆地质、地理方面的熟悉程度,以及袁复礼晚年依旧关注新疆地学问题、培养学术人才的壮心。这是李征在与黄文弼接触之外的另一段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相关联的事迹,书信的内容也客观体现了1980年代初期科学受到重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得到正名的时代转机。

袁复礼旧藏丁道衡西北考察文献探析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参与并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西北考察活动.在前后五年的考察中,成员们搜集了大量采集品,陆续运至北京保存并研究.由于战乱和工作调动,丁道衡的个人采集品保存在北京袁复礼处多年.1955年,丁道衡不幸去世,其西北科考的研究工作也戛然终止.通过袁复礼旧藏1955-1956年间的往来书信及物品登记册,可大致还原丁道衡采集品的情况,以及其家属与乐森璕、袁复礼处理采集品及私人书物的过程.前后历时两年的往复商量,不仅展示了一段地质学家早年交谊的往事,反映了知识分子以学术为公器的奉献精神与科学操守,也为我们了解西北科学考查团藏品最终的归宿提供了重要个案.

袁复礼西北考察野外记录簿的内容与价值

袁复礼在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期间,于自备的野外记录簿中记录了随行日记、测量数据、收入支出账目、阅读笔记、调查杂写等内容,这些原始记录成为他后来撰写《蒙新五年行程纪》和《三十年代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查团》的重要依据.本文选取袁复礼西北考察野外记录簿中保留的日记、账目、数据和阅读笔记等内容,结合袁复礼旧藏地图、照片资料,对1927-1933年间袁复礼的考察行迹进行梳理和补遗.袁复礼在包头调查期间的英文日记和草图,反映出他作为地学家的独特学术旨趣.而袁复礼阅读斯文·赫定和勒柯克著作时的摘抄笔记,则说明他对西域史地和民族志研究产生了兴趣.袁复礼最早试译了勒柯克著作中的新疆地名,并根据考察时获得的口述资料撰写了《新疆之哈萨克民族》一文,这为理解袁复礼的生平和学术贡献提供了更丰富而详实的证据.

立言诚不易,编书亦烦难——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资料汇编,对学术界了解西北科学考查团在新疆的活动等相关情况很有助益。因编者对这个团体缺乏了解,书中也出现一些明显的错误。

近代中国西北考古:东西方的交融与碰撞——以黄文弼与贝格曼考古之比较为中心

黄文弼与贝格曼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西北考古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他们的考察和研究存在诸多交集,而在很多方面又有着显著的不同,使得二人的研究相互弥补了对方的不足,为中国西北考古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野,提供了更为全面的方法。本文通过探讨二人在学术背景、考察目的、调查方法等方面的异同,探究他们之间出现的交流困境及原因,分析由此造成的结果和影响。

近代西北考察与新疆政治社会——以西北科学考查团赴新疆考察案为中心

1928年初,中国、瑞典等国学者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考查团”抵达新疆,进行科学考察。金树仁主政新疆后,极力阻挠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活动。在此后近一年时间内,西北科学考查团、南京政府与新疆省政府之间就是否允许西北科学考查团在新疆考察展开交涉。本文结合相关史料,系统梳理交涉过程,以此体现金树仁主政新疆期间的政治社会。

西北科学考查团纪念邮票票面内容及发行缘由考述

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并活动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就斐然,影响深远。1932年6月,中华民国邮政为考查团发行一套纪念邮票,这是我国政府部门首次为学术团体发行纪念邮票。本文依据考查团成员的相关记载及前人的探索成果,辅之以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考查团纪念邮票,对该套纪念邮票的规格、票面文字及票面图案等内容进行考述。关于发行此套邮票的缘由,通常所认为的由考查团筹集资金并非唯一动因。对于西北科学考查团来说,依托发行纪念邮票可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争取社会各界对于科考事业的进一步支持;从政府层面来看,之所以同意发行邮票,有借此实现自身政治目的方面的考量;在邮政发展史上,为重大事件发行纪念邮票是一种惯例,考查团的活动显然属于这样的事件。正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此套纪念邮票之发行。

沿途的秘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纪事(系列连载之九) 土尔扈特的领地:首航居延海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航测额济纳河和东西居延海(西居延海因故未能航行),自10月17日至25日,历时共9天。在科考团历时八年的科考历程中,虽属屑末,但却有着非凡的意义:这是人类第一次对额济纳河和东居延海的航测,也是人类第一次获得了该河湖较为科学的各项实测水文数据,绘就了第一幅较为完整的河湖图。

大漠风云（中）——《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科学探险揭密

除掉这些可见的成果外，通过考查团的实践工作，也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各学科的技术人才，他们耳濡目染，学习并掌握了西方最先进的科学仪器和观测技术研究理念与方法，也学习到西方科学家献身科学、执着认真的精神；同时，通过双相互动的切磋，西方科学家也了解和学习到了我国科学家及青年人热爱祖国，认真学习和刻苦钻研的高贵品质，使他们对中国人从看不起到十分友好、钦佩。

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考

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是"西域考古時代"以來唯一專門爲中外聯合的西北科學考察團體而成立的監督與管理機構。它有力地阻止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外國探險家在中國西北地區的考察、探險活動,推動了民國時期中國文物保護機構、法律法規制度的建立。本文以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特藏《居延漢簡整理文件》(索書號:特796.7/10)爲基礎,對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相關問題進行論述,從側面體現出居延漢簡能够較爲完整地保存并得到及時研究的原因。

斯文·赫定与翁文灏--兼论斯文·赫定与地质调查所的交流与合作

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20世纪20至40年代交往密切,共同推动了地质调查所与斯文·赫定在中瑞西北科学考察、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论著出版、编制中国西北地图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文章利用瑞典国家档案馆藏未刊斯文·赫定档案文献资料,以翁文灏与斯文·赫定的往来通信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其他与地质调查所相关的档案材料,论述二人20余年的交往,可揭示长期不为人所知的最早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协议全貌,以及后西北科学考察时代的中瑞科学合作与交流,为西北科学考查团、地质调查所及其中国地图史研究提供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