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知识产权确权与保护冲突规范的不足与完善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内的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冲突法都将“被请求保护地”作为确定涉外知识产权确权和保护案件准据法的重要连接点。“被请求保护地”的法律概念早见于《伯尔尼公约》第5条中“被要求给予保护的国家”的表达,其后续发展与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本质特征紧密相关,应被释义为“原告诉请保护之知识产权有效地”或“双方讼争的知识产权有效地”,且被请求保护地法只在特定情形下才与权利登记地法、法院地法或侵权行为地法重合,但是“被请求保护地”与这些连接点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意义。在司法实践中,对“被请求保护地”的认定存在逻辑错误的情况较为常见,且“被请求保护地”目前已被特定化。此外,《法律适用法》第50条的适用顺序仍然存在不明确性,并且规则的公平性存疑。因此需要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来明确“被请求保护地”的释义和认定标准,将其与类似的连接点进行明确区分,以增加司法实践的确定性。此外,还需要明确《法律适用法》第50条中有限意思自治原则和被请求保护地法的适用顺序以及第50条和第44条的适用顺序,以进一步化解第50条存在的公平性问题。

知识产权国际平行诉讼禁诉令的适用:理念与方略

禁诉令在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频频出现,催生了全球禁诉令大战。禁诉令制度与涉外司法中管辖权的争夺是相伴相生的,客观上对于恰当解决国际平行诉讼冲突,维护司法主权,以及作为体现一定导向性的公共政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当前立法缺乏关于禁诉令的直接规定,法院在数起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中能动地扩张解释和适用行为保全规定,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面临着质疑。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来看,未来我国法院在涉及禁诉令的案件时,应从诉源治理的理念出发,树立慎用的态度,严格审查路径、限定适用范围,充分尊重国际礼让原则,充分发挥我国司法制度中重视调解的特色和优势,为禁诉令国际难题提供中国式的解决方案。

论我国构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挑战及建议

我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数量逐年激增,客观上对我国的司法体系造成一定负担。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构建多元化的知识产权纠纷替代性解决机制,即仲裁与调解。首先,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知识产权纠纷可仲裁的范围有限,实践上亦不统一,因此需要推动完善知识产权仲裁立法,明确扩充知识产权可仲裁范围。其次,建议借鉴世界知识产权仲裁的先进经验,构建知识产权纠纷合并仲裁与快速仲裁制度,引入仲裁专家裁定制度。最后,由于实践中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与调解之间相互衔接配合情况并不理想,因此需要通过立法构建衔接调解与仲裁的知识产权纠纷临时仲裁制度,以及构建仲裁介入“司法诉前联调”渠道。此外,知识产权仲裁与行政处理的对接机制也亟待探索构建。

中国-东盟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机制的构建

中国和东盟国家随经贸往来的深化,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已取得一定成效,并初步建立包括多边、复边和双边合作体制,但并不完善。从加速协调机制条约化、完善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促进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保护合作、实行区域专利审查高速路等方面入手,是完善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机制的必经之路。

论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构建

知识产权纠纷具有高度复杂性、利益保护紧迫性和市场关联性等显著特征,其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构建应坚持注重效率、保密性、市场导向并兼顾消费者的利益。而单一的诉讼机制并不能完全满足当事人的上述解决纠纷需求,基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当事人程序主体性理论,应当不断发展和完善诉讼、仲裁、调解等多元机制,并建立程序引导、法院附设ADR、司法确认、保障促进、诉讼服务等配套机制,为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提供便捷、高效、多元的纠纷解决途径。

中美贸易摩擦转向升级与对策研究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间的贸易摩擦成为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近年来,随着中美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中美贸易摩擦也频繁发生。尤其是最近,中美贸易摩擦出现了转向和升级的趋势,开始由反倾销措施更多地转向反补贴以及知识产权领域的纠纷。

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知识产权纠纷及保护

网络知识产权问题纠纷分为四类:侵犯网页著作权的纠纷,网站链接权的纠纷,域名注册权的纠纷,侵犯内容著作权的纠纷。本文对这四类问题加以详细的探讨和分析,并提出了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

中美知识产权争端及其对策分析

中美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伴随着两国经贸摩擦的增加,其中突出表现在知识产权领域。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两国之间爆发多次知识产权争端,一波三折持续至今。究其原因,既有来自两国间经贸关系不对等,贸易差额日益增大的压力,也有两国知识产权制度因素。鉴于两国经贸来往不断扩大,相互依赖越来越深,采取"开放中保护"的相关战略措施,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化解中美知识产权争端是必由之选。

浅析产学研结合中的知识产权争议及预防对策

在产学研结合过程中通常会出现不同形式的争议不仅会影响产学研结合中主体各方的利益 ,而且会给产学研结合造成冲击 ,甚至会对科技进步和成果转化形成阻碍。为预防出现上述争议 ,产学研结合的主体各方特别是知识产权的创造方 ,应增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尊重和维护主体各方的合理利益 ;加强合同管理 ,依法履行合同 ,充分利用社会专业评估和其他中介机构的力量 ,减少知识产权争议 ,保障产学研结合的顺利进行。

知识产权纠纷的可仲裁性研究

知识产权诉讼案件激增使得法院办案压力日益增大,积极探索"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显得尤为重要。仲裁作为一种重要的非诉讼解决争议的方式,越来越受到关注。文章对德国、美国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知识产权仲裁制度进行了比较,认为在理论上许多知识产权纠纷具有可仲裁性,但在实践中具有现实可操作的纠纷类型仅限于知识产权合同纠纷。

图书馆新型文献检索业务的实践与探析——以国家图书馆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为例

当前,我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明显增多,专利、商标等纠纷诉讼层出不穷。在此类诉讼中,相关证据的采集十分重要。图书馆作为大量收藏出版物的专职机构成为人们收集证据的首选之地。在读者自行收集的资料往往由于缺少第三方监督而被法庭采信较少的情况下,国家图书馆适时推出了由专职工作人员负责全程检索、复印并出具书面报告的新型文献检索复制服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论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的弊端:历史的选择与再选择

专利侵权纠纷在我国有行政处理和司法诉讼两条途径,此即中国特色的"双轨制",但其中的行政处理制度备受争议。与司法诉讼相比,行政处理通常被认为具有成本低、效率高、执法专业、可与司法诉讼形成互补等优点,并且在外国也有此类制度。然而进一步的分析揭示,行政处理的这些优势未必真正存在,英国等国的专利纠纷解决机制也与我国的行政处理不同。我国的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虽然曾做出重要贡献,但在当前及今后并无足够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建议取消,同时建议加强专利管理部门的专利行政管理和专利行政服务职能。专利法第四次修订应当再次做出历史选择,从而使我国的专利制度建设更为理性。

我国知识产权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完善

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实施的十年间,以知识产权仲裁、调解及其与诉讼、行政执法相融合的衔接制度为重点的知识产权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框架基本建立完成,但由于现行立法的缺陷、专业化制度及配套措施的缺失、不合理的资源配置以及不尽理想的制度宣传效果,使得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整体运行不够顺畅,竞争优势难以凸显。因此,应加强知识产权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制度建设,整合现有的知识产权非诉资源,注重知识产权替代性纠纷解决制度的宣传工作。

论自贸区知识产权争议的仲裁解决机制

知识产权领域的争议具有高度国际化、高度复杂化、利益保护迫切性以及利益保护隐秘性等特征。仲裁机制兼具广泛可执行性、专业性、高效性和保密性,故在知识产权争议的解决中具有独特的优越性。上海自贸区在知识产权争议的仲裁解决机制方面作出了积极的探索,进行了多方面的制度创新,有效改进了仲裁的救济途径,保障了仲裁的专业性程度,提升了仲裁的效率。为进一步完善自贸区知识产权仲裁机制,今后应在立法中对知识产权争议的可仲裁性作出明确的规定,加强仲裁和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对接,并对各项具体制度作出优化改进。

日本知识产权民事诉讼制度及其启示

日本通过司法改革,建立了新的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目的是提高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效率、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法律关系,以充分体现和落实知识产权立国理念。日本的知识产权诉讼在很多方面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建立了知识产权法院、专家参加案件的审理、法官可以对专利无效的抗辩进行审理、注重商业秘密的保护等。日本知识产权民事诉讼制度对中国完善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的探讨具有启发意义。中国应借鉴日本经验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保障知识产权专家参与案件审理,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引入无效抗辩制度。

中国体育法学的回顾与前瞻——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体育法学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在查阅了1 000余篇期刊论文和硕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以对体育中的法律问题研究为中心,按照体育与人格权、体育与知识产权、体育与伤害、体育与工作、体育与不当行为、体育纠纷解决6个领域,总结了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并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我国当前体育法学研究提出了展望。

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策略研究：一种博弈论视角

知识产权具有法定性、无形性与时间性,知识产权纠纷具有纠纷交叉、当事人目标多元与结果难以预测等特性。纠纷解决是各方主体在法律框架下的利益博弈。将博弈理论引入知识产权纠纷解决,在提供一套有力分析工具的同时,将更契合当事人的利益诉求与博弈过程,增强纠纷解决的可操作性。当事人力量对比、公众力量、认知障碍与保护方式等因素深刻影响当事人的策略选择。在纠纷解决中,应促成当事人信任与合作,以"非零和博弈"方法解决纠纷,实现双赢。

从权力导向到规则导向:中美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围绕知识产权保护及市场准入问题曾多次发生激烈双边冲突,对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和双边关系都产生过深远影响。此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和中国加入WTO,使美国以特别301条款为主导的对华知识产权政策变得难以为继。通过深入剖析美国对华知识产权政策演变的原因及动力,认为正是由于中美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和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逐步完善,最终使得两国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经历了由特别301条款主导的"权力导向型"逐渐向WTO/TRIPS所确立的"规则导向型"的演进过程。

知识产权民事审判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

知识产权民事审判中的自由裁量指的是当法官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时,运用法律解释、类推等技术行使剩余立法权解决纠纷的活动。立法权可分为初始立法权和剩余立法权。由于人类理性的界限,法律注定是不完备的。因此,法院在实际中享有一定的剩余立法权。从技术上看,知识产权法中存在的开放性概念、兜底条款、模糊冲突的条款,以及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国际背景和法官处理案件的逻辑等,都决定了法官自由裁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绝大多数法官判案时考虑的不是"劳动自然权利观"等普遍命题,而是解决纠纷。由于受限于诸多的外部和内部约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官宁愿选择不自由裁量。尽管法律文本的开放性允许法官超越法律文本而自由裁量,但法官并不肆意而为,而是实际受限于立法者的各种意图。法官自由裁量的界限是,当他补充法律条文内涵时所依据的理论,必须源于知识产权法律文本的总体精神和司法政策,而不能在知识产权框架之外寻求渊源。

仲裁解决知识产权争议之利弊探析——从仲裁的基本特征出发

仲裁解决知识产权争议的利或弊并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仲裁契约性及一裁终局的基本特征在解决知识产权争议的个案中可能是优势,也可能是弱项;而仲裁保密性以及在时间和成本方面优势的实现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对仲裁程序的掌控和设计。因而,知识产权争议是否适宜通过仲裁解决取决于个案及当事人争议解决的利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