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赣边区红色村落保护水平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厘清红色村落保护水平的空间差异性及影响因素,对湘赣边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民族精神、推进乡村振兴至关重要。通过构建红色村落保护分析框架,依次运用Arc GIS空间分析方法、逐步回归、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湘赣边区红色村落保护水平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红色村落保护研究模型包含评价模型与影响因素模型,评价模型涵盖宏观区域保护水平和微观社区保护水平,基于时空特征的区域保护水平是较为适配的模型;影响因素模型包括依据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划分的两类基本模型。(2)湘赣边区红色村落区域保护水平空间分异现象明显,空间分布上呈现“一带–三核心”连片分布结构形态;井冈山市保存率与保存密度均为最高,分别为4.72%、38.52个/万 km^(2)。(3)影响湘赣边区红色村落保护水平的自然地理因素为海拔、地貌、水系、中心市县和交通;社会经济类因素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就影响程度而言,呈“文化基底>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产业基础”的位序。

西南边境农村空心化的治理偏差问题研究

西南边境农村在社会变迁进程中呈现空心化态势,对边境地区安全、发展与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为此,国家陆续投入大量公共治理资源,但由于基层政府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政策制定、项目规划等过程中存在一定局限,边境农村空心化蔓延态势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出现投入与成效不成比例的治理偏差问题。治理偏差形成与既有治理策略不适应有关,包括经济扶持机制不畅、基本公共服务覆盖不足、政策执行偏差和边民主体缺失等。从固边与安民角度看,西南边境农村开展空心化治理要在把握区域基本特点和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强化系统性治理,从多元共治、精准治理、长期治理和智慧治理等方面提升治理效能,化解治理难题。

论东北边境少数民族乡村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韧性治理

加强边境治理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东北边境辖区广阔,战略位置重要,少数民族人口和乡村人口占比较大。随着边境的开放和城市化发展,边境少数民族乡村地区面临着日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挑战,脆弱性表征明显,整体治理难度大。韧性理论由于其自身特性可以有效更新治理理念、完善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效能而被广泛应用于治理领域。为确保边境繁荣稳定,东北边境少数民族乡村地区应结合地区非传统安全情境,以韧性理论为借鉴,建立动态化的韧性治理机制、推动协同共治的韧性治理格局、构建智能化和精准化的韧性治理平台、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韧性经济结构和加强村民内生治理的韧性文化认同。

张千一《春到边寨》的简约风格与创作特征

《春到边寨》作为张千一交响套曲《我的祖国》的第四乐章,呈现出了立足本土文化语境的简约音乐风格。这种简约在于,从贵州黔东南苗族及云南西盟佤族民歌中,提炼出独具特色的三度音程,使其成为作品的核心音高材料及控制大规模音乐运动的深层结构力;音乐织体反映了不间断流动、互锁的节奏模式及重复、繁衍、变奏为核心的创作逻辑。其主要音响素材的提取与运用、线性主题的多声部空间拓展、主题发展中音响造型和音色调配,都显露出追求简约的创作特征。

驻村干部培训评估体系构建刍议——基于滇西边境M镇的实地调研

驻村干部培训评估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实地调研滇西边境M镇,采用文献研究、个别访谈法,发现其尚未构建科学有效的驻村干部培训评估体系,存在被评估对象单一、未建立评估数据库等问题。基于CIPP模型等理论,引入三级评估指标,以时间为轴,构建“前评估—中评估—后评估”驻村干部培训全程评估体系,指出评估体系实施注意事项为定性与定量结合,优化评估体系;坚持与时俱进,明确评估重点;注重过程监督,畅通评估反馈;推进结果运用,增强内外效益。

吉林省朝鲜族村落空间分布演化研究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具有独特历史文化背景的跨境民族村落空间演化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文中以吉林省朝鲜族村落为例,借助ArcGIS平台的最邻近指数法、核密度估计法方法探究其村落空间分布演化特征,并论述不同时期社会因素对其演化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吉林省朝鲜族村落在空间分布演化中空间分布集聚性逐年降低、整体空间分布形成圈层扩展趋势的演化特征。由于政策的实施,村落数量增加,且呈现出从自由性到组织性的建设模式的转变,进而形成面状覆盖区;铁路交通的建成使得村落空间分布呈现线状规律性演化特征。研究为挖掘地区性跨境民族的文化内涵、特征与特殊规律提供参考。

想象的共同体:跨境族群仪式性民俗体育的人类学阐释——基于傣族村寨“马鹿舞”的田野调查

采用田野调查法,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出发,对云南省孟连县傣族村寨的仪式性民俗体育活动"马鹿舞"进行研究。通过对马鹿舞的仪式过程及其文化生态的参与感知、深度访谈后认为:关于马鹿舞起源的民间传说,"原型"或"母题"应来自傣族社会的生活环境和宗教信仰;马鹿舞的跨境传承、传播与傣族社会历史变迁中重大事件相对应;拥有想象的共同体是仪式性民俗体育活动得以传承与传播的重要原因。

边界与身份:对一位老挝磨丁村民个人生活史的人类学研究

在全球流动的世界里,身份认同成为社会意义的基本来源。在中老边界老挝磨丁村这一"阈限空间"中,个体的利害权衡、价值判断、情感体验与社会文化、国家政策、全球流动等要素相交织,在其身份建构中体现出文化性、政治性、经济性的多重、多层次属性,并使个体的主体性得以不断彰显。同时,成功的国家政策、良好的国际关系、互联互通的全球网络也要通过边民个体的命运而得以展现。透过一位老挝磨丁村民的个人生活史,我们得以探寻宏观政治经济过程中个体与国家之间交互映射的关系,并对国家的边界策略进行思考,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民心相通"具有一定的意义。

北京川底下村乡土聚落边界景观形态解析

乡土聚落边界景观是限定聚落领域范围、展现聚落整体风貌、承载聚落中行为活动和精神文化的建成环境景观。从宏观二维视角和景观空间视角分别对川底下村边界景观的形态构成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川底下村边界景观的主要特征,并结合这些特征以及发展和破坏的现状,提出了相关的保护对策。

陆地边境虚空化的“抵边村落”观察——以云南省H边境县某“抵边村落”为个案

陆地边境虚空化是边境生态中突显的动态过程,它随着边民的特殊外流或流失而表现为一种虚空的态势,给边境地区的人口安全、领土主权安全、边防稳固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带来了潜在隐患。"抵边村落"是陆地边境虚空化的重点区域,因守土护边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抵边村落"虚空化在边境虚空化进程中日益凸显。包括"抵边村落"虚空化在内的陆地边境虚空化有着特定的生发逻辑:现代化、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边境县域基层政府的治理环境及治理过程、边境场域的社会结构与邻国生态等共同导致了这一问题的产生。因此,边境虚空化需要国家、政府、社会、边民等力量持续关注并共同谋划解决。

“一寨两国”的语言生活——云南省瑞丽市云井村村民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调查

边境村落的语言文化生活复杂,样本多。我们采用问卷、访谈、观察法,调查云南省瑞丽市云井村村民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考察边境村落的语言文化生活,发现:傣语是村内主要交际语,绝大多数村民为傣汉双语人。家庭和社交场合,村民主要使用傣语和汉语方言。村民对普通话和汉文社会地位评价高于傣语文,多数人希望小学加授傣语文课,更好地发展少数民族语文媒体。

中越边民的社会组织与边境村落治理——以东兴河洲村为例

通过对内生型边民社会组织成长实践进行梳理,认为边民社会组织在边境地区村落治理中作了有益探索。充分发挥边境地区多元主体协同作用,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推动"企社"良性互动、提升边民综合能力、促进边民社会组织健康成长,是推进边境地区长效治理的可行路径。

边境安全视角下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空心化”问题研究

边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境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其具有一定的政治特殊性。“空心村”现象各方面的负面影响对边境安全中的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本研究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延边地区”)的乡村为研究对象,首先对边境安全及边民的重要性进行理论梳理及阐述;其次从延边地区乡村“空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形成原因两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认为,延边地区乡村“空心化”主要表现为人口大量流失、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农村产业及社会保障空心化、民族文化传承受到威胁等四种形式。其形成原因主要有城乡收入及生活条件多方面差距、产业及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基础设施及社会服务的影响、地缘政治的影响等;再次基于边境安全与“空心村”现象的影响关系,对延边地区“空心村”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存在社会安全隐患问题加大、群众及基层组织防范意识及能力不足、社会资源难以整合、对边境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产生影响四个层面的问题;最后在边境安全视角下提出把边境地区“空心化”问题提升到边境安全的高度、发展壮大农村龙头产业,促进村民就业增收、优化边民财政补贴政策,实现“人心齐,泰山移”、进一步加强边境地区社会管控工作,增强群众向心力、凝聚力、全面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等五个解决措施。

地方博物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及实践路径研究——以云南边屯文化博物馆为例

博物馆不仅是承载地方历史、涵养民族文化、存储交往记忆的共有精神家园,更是展示多元文化与文明的窗口。地方博物馆不仅具有收藏、教育、科研等重要价值,也具有显著的动员叙事及共同体意识建构效能。位于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的云南边屯文化博物馆是地方与国家相互呼应、小社会与大历史互为参照、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守望相助、具有强烈情感共鸣的记忆之场。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时代背景下,云南边屯文化博物馆这类历史主题鲜明、文化特色突出、“三交”内涵显著的多民族共享活态符号,也可以充分调用为鲜活的叙事资源。地方博物馆需要找准定位,通过内容提炼、效度提升、活力培育三个方面,探索其独特的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边疆地方农业院校科技人员服务“三农”的实践与对策

农业科技进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而地方农业院校是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农业技术产生的重要源泉与发展的不竭动力。文章归纳总结了以云南农业大学为代表的科技人员服务"三农"的途径与模式,深入分析了边疆地方农业院校科技人员服务"三农"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边疆地方农业院校的地方性特点,提出了不断完善科技人员服务"三农"的对策与措施,以期切实提高工作的实效性。

唐京兆万年县三乡之里村补证

长安、万年县乡里考是唐都长安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虽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万年县乡里村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仍有许多里村的具体位置无法确定或存在疑问。本文论述之唐代万年县三乡即浐川乡、崇义乡、崇道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通过查阅大量详实的唐代墓志资料,比对墓葬出土工地信息等,对万年县所属三乡以及三乡中6里11村的具体位置进行了考证。值得一提的是,笔者还重新划出了三乡的边界线,并绘制了位置示意图。

跨越生死:湘黔边界一个迁徙家族清明祭祀的调查与分析

湘黔边界,有一个由吴姓"放牛娃"迁移而建立起来的家族村落社区吴家塖,在两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透过民间文献和田野作业的资料,文章对吴家塖这一村落形成过程进行了梳理。同时叙述了吴家塖吴氏家族以清明祭祀为纽带的集体行动组织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进而讨论清明祭祀在迁徙家族中的功能问题,得出了一个似乎被忽略的论点,即清明祭祀是乡村社区中集体行动得以组织起来及长久维持的纽带,这也是清明祭祀活动在乡村社区中具有长盛不衰的活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乡村社区中国家权力真空的填补和具有娱乐及狂欢功能的清明祭祀活动,也是清明祭祀在乡村社区中长期存在的重要因素。

边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乡规民约探析

边疆治理现代化是一种现代化的理性过程,也是一种运用多维治理手段的系统性过程。相对于现代化特征更为明显的国家腹地,乡规民约在传统社会特征更为突出的偏远边疆村落社会这一特殊的治理生态之下,其实践空间显然更为广阔。大致而言,乡规民约在边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能够发挥法律规制补充、基层群众自治、社会道德自律、社会风尚引领等四个方面的功能。然而,就乡规民约在边疆治理中的实际效果而言,时常会表现出非理性化和非规范性的一面。因此,需要通过纳入法治轨道、纠正错误观念、融入基层自治、创新操作技术,推进乡规民约的规范性建设。

文化戍边视角下云南边疆地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探析

云南边疆地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它一直发挥着文化戍边的作用。在电影成为重要文化软实力的当下,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得以加强并较好地发挥了文化戍边作用,也更有效地被整合到边疆治理当中。农村公益电影利于主流文化传播并扎根到云南边疆,助力乡村振兴语境下的云南边疆地区农村社区文化建构,还可在新的国际和周边语境下有力地抵御外来不良文化。为使云南边疆地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更好地发挥文化戍边作用,需要优化一定的策略和路径:一是更好地发掘和创作云南边疆题材电影,二是充分考虑融媒体技术语境下的灵活传播,三是引入多种放映主体,四是向邻国更深入地走进和传播。

中越边境乡村都市化的实践与反思——以东兴河洲村为例

通过对中越边境东兴河洲村乡村都市化的实践进行描述,认为边境乡村都市化应充分发掘边境地区边贸、旅游、生态等方面潜力,以政府层面沿边城镇带建设规划为依托,借力国家战略发展契机,走特色城镇发展道路,才能有效发挥边境优势,促进边境地区乡村都市化可持续发展,从而有效回应边民现实需求与国家边疆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