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章句集注》“禹德不衰”探微

先秦儒家经典以“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论和“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理论为基础,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古史理论体系。其中,儒者常将禹、启父子作为“大同社会”结束和“小康社会”开始的关键人物。然而,“小康社会”并非儒者理想的社会阶段,儒者应当如何看待这一转变以及禹在其中的作用?如万章就直言道:“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孟子·万章上》)万章认为禹不将天下禅让给贤者,而以家天下取代了禅让制,导致“天下为公”降为“天下为家”。由此围绕着“禹德衰与否”的问题形成了两种看法,一种是以万章为代表的儒者,认为“禹德而衰”。另一种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儒者,则认为“禹德不衰”。朱熹在修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也认为“禹德不衰”,并在《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辩驳那些认为禹不能作为“孝子”“圣王”的言论。有鉴于此,本文将围绕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注解展开论述。

朱熹对书院事业及图书版本馆藏的贡献——从首刻《四书章句集注》论及

论述了朱熹一生与书院的关系及对书院教育的重视。通过他对首刻《四书章句集注》,推进儒家学说传播,探讨了朱熹为丰富图书版本藏书建设所做出的贡献。

《四书典故核》与《四书章句集注》关系考——兼论清代四书考据学和科举考试的关系

《四书典故核》是清代学者凌曙的早期著作,是书通过考据典制的方法,对四书文献进行研究,研究目的之一即准备应对科举考试。由于《四书章句集注》是科举考试中四书文应试的基础,所以《四书典故核》并没有激烈地反对朱熹集注。凌曙所作的工作可分为四个方面:考察朱注所本、纠正朱注之误、以考据辅翼义理以及补充朱注所阙。通过考察《四书典故核》的内容,可以进一步认识清代四书考据学与科举考试之间的关系。

从首刻《四书章句集注》看朱熹对图书版本和书院藏书贡献

本文论述了朱熹一生与书院的关系及对书院教育的重视。通过他对首刻《四书章句集注》,推进儒家学说传播,探讨了朱熹为丰富图书版本和藏书建设所做出的贡献。

《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学术文化化民易俗是《四书章句集注》促进社会文治与民众心智的基本之功;新的时代经学开新是《四书章句集注》适应时代需求革新经学传统的学术自觉;经学大宗创设典范是《四书章句集注》生发学术示教影响的高卓源泉。朱子开新经学的学术风范及其《四书章句集注》是后世中国学问主体学习的永远楷模。

《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四种变例

《四书章句集注》既有常例,又有变例。如果说“程子曰”是常例,那它有四种变例:一是见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两例“子程子曰”,既具有等值《读论语孟子法》的“读法”含义,更具有独尊二程理学的“道统”含义;二是见于《大学章句》的一例“程子云”,意在表明存疑地采借程子之言;三是见于《论语集注》的三例“程子曰〇程子曰”,以〇为标识,试图将句解、章指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注文区别开来;四是见于《孟子集注》的两例“程子又曰”,旨在提示前文由两人之言组成,其中一位必是程子。从《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这四种变例看,体例问题是朱子四书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四书类”的设立与流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著录为线索

"四书类"是我国图书分类体系中出现较晚的一个类目,始设于明代官修目录《文渊阁书目》.北宋以来,《大学》《中庸》二书受到理学家的高度重视,渐与《论语》《孟子》并列.南宋朱熹撰成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四书学"系列著作,标志着我国经学史上"四书"名称的确立和"四书学"体系的形成.随着"四书学"著作的日趋繁盛,基于实际需要,《文渊阁书目》创设了新的图书门类"四书类",集中著录该类典籍.此后,明清官私目录大都不同程度地设立了"四书类"及其相关类目,并不断发展完善,使得"四书类"成为传统分类体系中"经部"的重要类目之一.充分体现出古代书目类目增省的"文献保证"原则以及"与知识发展相同步"原则.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体用的诠释框架

《四书章句集注》是宋代经典解释的代表作,作者朱熹在解释的过程中运用了"天理——人欲"、"体用"、"本末"等多种诠释框架,重点分析其在"体用"诠释框架方面的特色。朱熹通过"体用"的诠释框架使得四书本身的义理更加理论化、系统化,而且更加适应当时人对四书文本准确而深刻把握的需要。

《四书章句集注》“理”的思想浅析

朱熹所著的《四书章句集注》一书充分地体现了他的理学思想。从世界观和伦理学角度来分析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理"的思想,从中窥探他对"四书"中传统儒家思想的发展及对后世的影响。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句读与义理之关系

朱熹的解释学名著《四书章句集注》既不同于汉儒的重点在训诂,也不同于玄儒脱离原文本义的任意发挥,坚持在训诂的基础上求得其本义;同时,具有经学精神与理学精神。笔者以朱熹在句读方面来分析朱熹如何处理语文解读与义理的关系的,从而一窥朱熹力求训诂与义理统一的解释特色。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本末的解释框架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是宋代经典解释的代表作,作者朱熹在解释的过程中运用了“天理一人欲”“体用”“本末”等多种解释框架,本文重点分析其在“本末”解释框架方面的特色.朱熹通过本末的解释框架使得四书本身的义理更加理论化、系统化,而且更加适应当时人对四书文本准确而深刻把握的需要.

元明时期白话的转折与渐进——以《大学直解》《四书章句集注》《四书集注直解》(大学)词语比较为例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许衡《大学直解》、张居正《四书集注直解》都曾对《大学》进行过解读,因他们分处于南宋、元、明三个不同的朝代,通过对这三部书《大学》篇所用词语异文的比较,能够直观地反映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文白词语的替代与转换,并借以观察一定历史时期内文白转型的趋势。

《四书章句集注》“谓之”用法浅析

《四书集注》运用的训诂术语非常丰富,各种术语用法渐趋完善。分析训诂术语"谓之"在《四书集注》中的一般用法和一般格式,并将其用法归纳为一般释义、说明原因、界说词义、词义辨析、微言大义、探求词源等六种。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语法分析

《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对一些语法现象有所认识,注解中有许多解释语法的例子,有对词类的认识,有对词组结构的分析,有对句法成分的认识,有对句式句型的分析。

《四书章句集注》直音的意义原则

分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直音类词语注音方法,发现"直音"非纯粹的注音术语,还兼有析形、辨义等功能。朱熹选择注音字是有意而为之,被注音字与注音字之间往往存在着古今、通假、同源、异文等密切关系。

《四书章句集注》二音考

通过对《四书章句集注》被注音字多音现象的研究,发现朱熹对《经典释文》与《孟子音义》中的相应读音择善从之,存在着与《释文》、《音义》注音顺序不一、增音等情况。可见,朱熹并非迷信前人的注音成果,而是广采众说,有目的地裁择或补充。

《四书章句集注》反切考

通过对《四书章句集注》反切类目的分析发现,反切并非纯粹的注音术语,还具有以音辨义、辨明古今字、指明通假、表叶韵、明异文等作用。在朱熹的反切体系中,注音、析形、辨义的原则一以贯之。

近十年来大陆对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研究综述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一部重要经典著作,该书对于阐述儒家道统,宋明儒学之"理"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学者对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研究从未中断过。近十年来,中国大陆学界主要从训诂、思想内涵、学术精神等方面对其展开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

《四书章句集注》的假性注音音切

通过对《四书章句集注》注音材料的研究、分析,认为这些材料与被注字之间的关系复杂。这些注音材料大概有以下几种作用:指出被注字的异文、本字、通假字、同源字,辨析形近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