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节嬗变、主旨偏移与时代烙印:《祝福》戏剧改编论析

鲁迅短篇小说《祝福》曾多次被改编成各类戏曲作品并广泛传播,但学界对其进行分析的文章却并不多见,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对越剧《祥林嫂》的探讨。通过对比不同版本的《祝福》戏剧改编作品,能窥见鲁迅小说《祝福》在进行戏剧改编时出现的情节嬗变、主题偏移及时代烙印等现象,这为鲁迅小说的改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鲁镇文化和祥林嫂的幽闭恐怖症——《祝福》主题的重新解读

鲁镇文化是一种吃人性的文化,祥林嫂被鲁镇文化的幽闭就是被吃人性文化的幽闭。祥林嫂的幽闭恐怖症是社会角色强加给祥林嫂的精神恐怖。祥林嫂从夫家的出逃是对男权制幽闭的反抗,但夫家把他抓回当作商品卖了出去,说明她不可能逃脱男权制的幽闭;祥林嫂想从死了第二个丈夫的幽闭恐怖症中逃脱出来,但鲁镇文化却使祥林嫂更为妖魔化从而更加重了她的幽闭恐怖症;祥林嫂想要向人们诉说死了儿子的悲哀获得人们的同情,但人们的冷酷却使祥林嫂的精神更加幽闭恐怖;祥林嫂想要在知识分子那里获得灵魂幽闭恐怖的解脱,但知识分子并没有给她一点精神的出路。祥林嫂被鲁镇文化幽闭窒息而死。

论“祥林嫂之问”——鲁迅小说《祝福》中的灵魂处境及相关难题

鲁迅《祝福》中的"鲁镇世界"是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围绕着乡绅鲁四老爷的"卡里斯玛"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叙事人"我"和祥林嫂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物,主流社会的"零余者"。他们二人的相遇,构成了一场严重的精神事件。祥林嫂提出的关乎"灵魂有无"和"地狱有无"的问题,是一场严重的精神拷问,也是现代知识分子"我"的内在焦虑的投射。"我"与祥林嫂互为"镜像",突显的是现代知识理性在灵魂处境问题上的困惑和无力。

祥林嫂的“罪与罚”——《祝福》的另一种读法

除了旧礼教、鲁镇的大环境、封建迷信及众"看客"们等外部因素,祥林嫂的悲剧实则别有隐情。贺老六与阿毛之死均间接地和祥林嫂的失责有关,祥林嫂因之自觉肩负重罪,受限于鲁镇的现实环境和社会机制等因素,负罪的祥林嫂无法进行忏悔和得到救赎。被贺老六强暴之事在鲁镇被发酵成其无法摆脱的人生重耻。这不可饶恕的罪和坚硬的耻最终将祥林嫂导向自罚。祥林嫂和"我"的对话不是希望无"魂灵"、"地狱",而是希望其存在以便和家人团聚,进而继续赎罪。对一个不断努力突围现有生存场、逐渐发声且富有担当意识的祥林嫂的形象塑造体现着鲁迅的现代意识。

从四种《祝福》看艺术的时代特征

《祝福》问世后有多种艺术形式,多个版本。比较其中有代表性的四个,会发现这四个版本就是四个时代的再现:1924年,鲁迅的《祝福》着力批判的固然有“有恶意的闲人”,但更着力批判的是由无数个“无恶意的闲人”构筑起来的“老旧中国”,矛头指向旧思想、旧礼教;1956年,夏衍编剧电影《祝福》则明显带有当时流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矛头指向“剥削阶级”;“文革”结束,1978年,越剧电影《祥林嫂》删除了1956年版本中明显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情节,但对“愚昧百姓”的批判仍持审慎态度;2008年,越剧《祥林嫂》则全面恢复了对原著的理解,重新将批评的对象转向鲁镇那些“无恶意的闲人”。从这四种诞生于不同年代的《祝福》我们可以读出时代变迁的轨迹,正所谓读诗亦为读史。

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祥林嫂型女性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形象是中国下层劳动妇女的代表 ,祥林嫂形象出现后 ,现代作家塑造了一大批命运及精神气质与祥林嫂十分相似的劳动妇女形象。阶级、父权的压迫 ,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 ,共同造就了妇女的悲惨命运。从祥林嫂妇女形象中 。

“小人物”姚纳和祥林嫂之形象的比较

姚纳是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祥林嫂是鲁迅笔下的"小人物",将这两个典型的"小人物"形象进行比较,可以看出鲁迅对祥林嫂悲惨命运的描写更为详尽,对旧时代的批判更为深刻,更为尖锐。

《祝福》中“我”的角色定位与错位现象的分析——兼及祥林嫂之死

鲁迅的小说《祝福》是以“我”的口吻来讲述的。“我”既是故事的讲述者,又是故事的重要参与者。而“我”是一个复杂矛盾的人,这种矛盾复杂性也导致了“我”与祥林嫂对话的多重错位,进而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并决定了故事的最终走向。更深一层说,“我”的迷惘、彷徨既反映了鲁迅的启蒙心态史,又暗示了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知识人的心理困境。

“祥林嫂之问”与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升华与深化

“祥林嫂之问”引发的生存论和精神求索问题,使得小说《祝福》在反封建的革命教化现实主义的强大传统之外,另辟出“情境”现实主义的深度空间。这也为中国电影在现实主义方法和观念上的突破提供了巨大启示。教化传统建立在因果链基础之上,情境现实主义是拆解因果链的,在抽象的普遍性与个人化的境遇之间,没有必然性。人物的行动不为任何有效信条所决定,仅仅为自身的内在情境和内在界限所决定。这一观念为国产现实主义电影摆脱教化思维和叙事模式,走向升华和深化,极具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