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陶釜研究

本文通过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对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的陶釜进行了类型学研究,认为战国中期陶釜以一种特殊葬俗的形式出现在郑州地区,战国晚期开始陶釜迅速发展,分布范围变广,数量和类型明显增多,包含有郑韩文化、晋文化和秦文化三大系统。进入汉代,陶釜数量急剧减少,类型单一。陶釜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历程与秦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两晋疫病及相关问题研究

两晋时期,疫病流行的范围广、频率高,其发生与水旱等自然灾害、战乱、环境、医疗水平等因素有关,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针对疫情,当时社会各阶层展开了自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作用极其有限。两晋时期疫病发生与流行,也暴露出当时社会健康保障制度的严重缺陷。

魏在战国前期的地理特征与作战方略

本文论述了战国前期魏国的疆域概况和主要特征 ,其对外用兵的方向和作战次序、战略内容及产生原因 ,并从地理角度分析其得失。

论秦汉辽西并海交通

在战国环渤海地区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因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秦汉辽西交通设施的完善获得了更好的条件。秦二世巡行辽东与秦二世时代"治直道、驰道"的关系,不宜忽视。辽西并海交通道路建设,利用了辽西走廊"地势平衍"的自然地理条件。而生态环境的变化对辽西交通的显著影响,表现于"大水,傍海道不通"。分析这一情形,也会联系到对海侵的历史记忆。

仰观俯察的自然意识与俯仰自得的宇宙视角

魏晋时代审美意识的发生与审美文化的形成,其重要的标志之一,便是人们传统的观念,由此前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的社会伦理,转向了道家所倡导的自然宇宙,这种转型的认知标识,便是仰观俯察、俯仰自得的心态以及“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号召,其深层意蕴则是人与自然的协和共振。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晋阳城市史料考议

赵定都邯郸后,晋阳依然是"赵山北"之地的政治文化中心。秦王政即位初"晋阳反",体现了秦统一战争中与赵国争夺晋阳出现的反复。而嫪毐地位尊贵的年代,太原郡"为毐国"在这位强势人物"宫室苑囿自恣"的形势下,晋阳可能保留有体现较高消费生活等级的文物遗存。"高皇帝居晋阳",以此作为出击匈奴的军事基地。代王"都晋阳",以及汉文帝"幸太原""复晋阳、中都民三岁"史事,都描写了晋阳城市史辉煌的页面。

战国至西汉第二人称代词称数研究

"数"是语法学上的一个重要范畴,通过考察文献认为:战国时期的第二人称代词没有数的分别;秦至汉初时的"若"、"女(汝)"没有数的区别,"而"、"乃"则只能指称单数;西汉中晚期第二人称代词"乃"只有2例(表单数),不足以说明其称数功能,其他人称代词都不存在数的分别,但表示单数的用例占绝大部分。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对立与郭璞的《江赋》

两晋之交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对立的特定背景,使本来属于自然地理范畴的长江,不但一跃成为关系到东晋王朝前途和命运的生命线,而且成为现实性很强的文学题材,寄托着包括作者在内的"过江诸人"的诸多情志和愿望。《江赋》塑造的长江艺术想像,不但真实生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以富于阳刚之美的浩瀚、雄奇和壮阔特征充分展示了长江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强大的内在生命力。在胡马临江、社稷倾危、朝纲不振、士臣悲观失望、民族生死存亡命悬一线的"最危险的时候",作者满怀激情地讴歌长江、赞美长江,并在此基础上抒写对东晋君臣践行他思想主张的殷切希望,无疑对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衷共济、渡江北伐、洗刷民族耻辱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思想主张虽然未能完全达到艺术上的有机统一,但在政治上却实实在在地点到了东晋王朝虚弱病体的穴位。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女教书之考论

女教书是中国古代针对女子的教材,反映男女有别的教育思想。先秦儒家经典就有零散的教训女子的规范条目,根据后世出土相关典籍文献,先秦亦有专门女教书。自汉代《列女传》《女诫》之后,女教书著书立论的意识更加明确,从存录和存目的女教书中可以得到体现。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唐以前女教书大量亡佚,存世篇目极其有限,多见于正史存目。女教书的编撰本身就体现了社会对女性价值的重视和肯定,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价值观内涵的更替变化又映现于女教书,可以说,女教书的整理研究就是对特定历史条件下女性生存状态和社会地位的观照。

试论春秋时期晋国霸主与周王室的关系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已经失去号令诸侯的能力。晋国经过改革后,国力大增,继齐之后称霸。晋文公也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晋国既想摆脱周王室控制,又想利用王室达到号令诸侯的目的;周天子虽说徒有虚名,但其声望还是起一定作用的;周王室与晋国之间是既相互利用又相互猜忌的复杂的关系。

论春秋战国诸子学说与西周官学传统

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主干的西周官学传统,是孕育春秋战国诸子学说的文化母胎,是诸子立说时必须面对的"传统文化"。诸子对待西周官学传统的态度表面上差别甚大:儒家以"述而不作"自许,坚决捍卫;墨家则更造传统,意存取消;道家的态度,在疏离中有兼容;法家则着眼现实,摒弃传统。诸子时代的历史,是在法家学说的引导下清除旧传统、塑造新传统的历史。但法家力图割裂新、旧传统的主张,却在新传统基本缔造成形之后遭到摒弃。诸子时代结束后,西周官学传统被塑造为思想权威。《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出于王官"说,即反映了"大一统"体制下的汉代学者对西周官学传统与汉文化之间关系的确认。

西晋十六国时期氐人的迁徙与分布

氐人原散居于今甘肃陇南、天水,陕西西南部及四川松潘一带,在羌汉之间杂处。氐人的迁徙最早发生在西汉武帝时期,此后持续不断,其迁徙地多为内地汉人居住地,故其汉化程度较其他民族高。至西晋十六国时期,由于西北地区动荡纷乱的形势,氐人因各种原因而迁徙更加频繁,致使其最终融入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中。

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嬗变

把握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是把握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封建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中国的封建社会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西周时期的领主制封建社会;二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过渡性封建社会;三是秦汉至明清的地主制封建社会。从历史分析的角度来看,科学把握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本文首先剖析了西周时期的封建领主私有制,批判了封建土地国有制,研究了西周宣王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嬗变;其次考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土地兼并和双层土地所有制关系;然后考证了井田制的产生、发展和衰落;最后辨析了封建领主私有制和封建地主私有制的异同。

两周时期诸神的权能

通过对古文献、古文字及其他考古材料的分析 ,可探析出两周时期人们心目中诸主要神灵的权能 ,两周时期天 (帝 )的权能日渐从主宰王朝兴亡向主宰诸侯国盛衰转变 ,祖先神的自然权能日益被淘汰 ,社、山川之神、日月星辰诸神的权能到战国时期开始向自然权能方面回归。

西晋时期孙吴旧地士人入洛原因考察——以二陆为中心

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后,针对江南孙吴旧地士人群体,采取了经济上保留、政治上排斥的做法,使得江南士人群体普遍对西晋政权持观望态度。然而,出于保留家族声望及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孙吴旧地士人群体于太康末年前后掀起入洛的高潮。这一行为出现的前提是江南士人群体对儒学的自我反思,与此同时出现的则是南北方不同士人群体及其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中华养生文化的历史沿革(上)

中华养生文化历经数千年,上古夏商时期食养、导引、针药养生萌芽,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道家崇尚自然、提倡返朴归真、自然无为,重视精气神调护;儒家守中庸,致中和,重视寡欲的精神调摄。《黄帝内经》为养生理论奠定基础,强调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法于阴阳、天人相应、顺应四时、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形与神俱。秦汉时期养生理论初步形成,《伤寒杂病论》重视顺应四时、避邪慎养,固护脾胃、饮食调摄,未病先防、防微杜渐。《春秋繁露》进一步发展气-阴阳-五行养生观;《论衡》提出生死寿夭,延年之道,《淮南子》倡导形、气、神兼养,中国养生理论和体系初步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养生理论发展,《养生论》提出形神兼养、清虚静泰,《黄庭经》提倡积精保精、吐纳服气、存思内视,《抱朴子》重视玄道守一、积善累德、兼采众术,《养性延命录》兼融三家、认为我命在我、守静食诫,孙思邈融通各家论养生。宋金元时期养生理论不断丰富发展,程朱理学、金元四大家在食养、机体不同阶段养生方面提出新的观点。明清时期养生理论日趋完善,脏腑养生突显,药物养生渐进发展,综合调摄推动养生全面发展。近现代养生理论与实践加快发展,促进养生事业日渐繁荣。通过系统梳理中华养生历史源流,体现了儒释道医四大流派养生思想及其衍化发展,以期为健康服务事业作出贡献。

从古代名方看消渴病的历史演变

对古代文献中治疗消渴病的名方进行归纳整理,研究消渴病的治疗在先秦、两汉、唐宋、金元、明清时期的历史演变,论述古代各时期著名医家治疗消渴病的主要思想及其对现代中医治疗消渴病的影响,为中医对消渴病研究提供思路。

两晋十六国时期疫情浅析

两晋十六国时期 ,是我国古代疫病的一个高发阶段。本文通过对此时期疫情资料的整理排比 ,力图简要分析一下疫情频发的原因。

2015年敦煌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Ⅲ区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简报

2015年11月至2016年2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保护范围内的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Ⅲ区西晋十六国墓葬50座。此次发掘丰富了河西地区该时段的考古资料,对进一步研究河西地区的历史、文化、丧葬习俗等具有重要意义。

湖北襄阳法龙付岗墓地发掘简报

本文报道了湖北襄阳法龙村付岗墓地的9座墓葬及出土的32件陶器和7件铜器。该墓地的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发掘者认为,付岗墓地可能是邹湾遗址的公共平民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