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统的异域集市——以瑞丽弄贺村民跨国赶街习惯为中心的讨论

赴缅甸南坎集市进行消费是中国瑞丽市边民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边民的跨境消费行为是中缅国境线划定之前形成的市场行为惯习。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货物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缅甸货"而成为中国边民在缅甸南坎集市消费的主要商品。这一并不符合经济理性的跨境消费行为得以实现是以赋予发展滞后的缅甸以"传统"特色的移情为文化基础的。集市不一定具有整合周边村庄的功能,也不一定是连接国家与农村的枢纽,但集市在实现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却可能是文化的空间,是历史记忆的储存器。

近代嘉兴的城镇体系与市场层级——以1930年代为中心

在中国城市与市镇史的研究中,施坚雅模型虽然影响深远,但运用其理论方法开展个案研究的尝试却并不多。近代以来有关嘉兴城镇人口、工商业、行政与社会机构的资料记载为这种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对这些资料的梳理显示出,近代嘉兴为嘉湖经济区的中心城市之一,居于较大城市层级。以之为中心的城镇体系,与施坚雅的理想模型能够契合,但也存在两点重要的差异:一为"复式中心地"的存在,二则充分发展的高级中心地对周边低级中心地的中心职能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技术与市场:“大分流”视域下中国与西欧城市手工业比较研究(7-14世纪)

加州学派将中西方经济'大分流'的时间判定在18世纪晚期,然而不可否认在此之前双方早已埋下了分道扬镳的诸多因子。通过考察7—14世纪中国和西欧城市手工业发展的诸般面相,本文认为二者发展轨迹和特征虽相似,但内在机制仍颇有差别:一是作为发展动力的技术创新路径不同。中国城市手工业技术创新主要是走工艺复杂化、精细化路径,而西欧则沿着机械化、自动化的效率型路径发展;二是影响发展空间的市场机制不同。西欧城市手工业各环节、部门间的联系主要靠区域外市场或海外市场交换推动。中国则是'施坚雅模式'中心地等级市场,由基层市场逐级向高级市场提供手工业消费品。内部驱动和外部诱导力量的迥异,迨至工业革命后造成中国和西欧经济命运上'大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