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奴隶的母亲》小说叙事的性别分析——兼及与《生人妻》的比较

《为奴隶的母亲》创作主体的男性身份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文本的内在面貌,其人生经历和精神体验的性别烙印构成文本所负载的丰富信息的一部分,进而影响到小说的形式层面:叙事者对小说人物称谓的差异呈现出一定的性别意识;小说的聚焦者与观察对象之间存在着性别上的意识形态关系;叙事者有意隐蔽的声音往往暗含着一定的性别意味。

一篇现代主义文学的文本——《为奴隶的母亲》解读

柔石的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内质上是一部现代主义文学的文本,从创作主体来看,柔石是左翼作家中的"现代派";就主题而言,《为奴隶的母亲》透视了人生存在的困境,具有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想内蕴;从文体的角度考察,《为奴隶的母亲》具有现代叙事方式的特征。

《为奴隶的母亲》两个英译本对比研究

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篇佳作。该文拟通过对该小说斯诺和张培基所翻译的两个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从译者对人名、比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分析所采取的翻译策略。研究发现,斯诺译本偏向直译,重保留原作词藻,而张培基译本偏向意译和厚翻译,重增补和诠释。

《为奴隶的母亲》中悲剧女性的形象

悲剧女性形象在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可谓比比皆是,俯仰即拾。而在这些成功塑造悲剧女性艺术形象的作品中,《为奴隶的母亲》又是其中一篇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典范之作。小说塑造了春宝娘和秀才妻两个悲剧性女性形象,将她们可悲可叹的命运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对社会的感悟和批判算得上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为奴隶的母亲》当代接受轨迹寻踪

《为奴隶的母亲》自1930年问世以来不断地被重读、接受,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其当代接受经历了一个由社会历史批评到文化、人性批评,再到多元化阐释的发展轨迹。这既是作品本身具有的优秀艺术品质决定的,也体现了作品创作时的过渡性特征。同时,这种接受演变轨迹既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发展演变息息相关,也是中国当代社会历史、文化思潮和审美风尚的发展演变在文学接受上的反映。考察《为奴隶的母亲》的当代接受具有丰富的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

地域·经验·叙事:《赌徒吉顺》和《为奴隶的母亲》再解读

《赌徒吉顺》和《为奴隶的母亲》是写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典妻题材小说,依照作家的传记性材料从地域文化、个人经验、文本叙事等视角对它们进行再解读:许杰和柔石同为浙东人,相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孕育出的同题材作品;从创作的无意识动机来看,两篇小说都暗含了作者对自身生活经验尤其是婚恋经验的思考;而在叙事重点和写作风格上两篇小说有些区别,这与两位作家各自的文学交往和所受影响不无关系,他们都受鲁迅和文学研究会影响,但在具体的写作层面,《赌徒吉顺》受创造社尤其是郁达夫的影响更大。

革命集体记忆的建构与自我消解——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的泛本文研究

对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的研究中存在着本质主义倾向,其中对柔石的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定位和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该小说的格式化批评。实际上,尽管柔石试图以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等作品介入革命文学的潮流,但是基于特定的语境和个人原因,该小说与革命意识形态的期许还是相去甚远,在试图建构革命集体记忆的同时又自我消解,导致文本阻滞。

革命在“叙述”中隐现——柔石《为奴隶的母亲》细读

柔石在《为奴隶的母亲》中贴着小说女主人公的视点进行叙述,形成了小说的双重结构,即婚恋的显在结构和革命的潜在结构。柔石以平等的方式传达出的对于女主人公的同情态度,不是落脚在其感情问题上,而是落脚在其生存问题上。同情因此构成柔石理解女主人公生活世界与革命关系的通道,柔石通过《为奴隶的母亲》的写作,不仅试图克服自己过去的爱欲书写,而且暗示了一个自由、平等、无阶级的社会远景。

畸变的母爱——评《宠儿》

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宠儿》是描写黑人女性在奴隶制下痛苦的内心活动和被践踏的人格的一部巨作 ,本文认为主人公塞斯杀女是万不得已的事 ,并阐述了美国黑人奴隶制是黑人母亲畸变母爱的根源。

畸形生活下的女性——评莫里森的小说《宠儿》

黑人也是人,但却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使得他们有了特定的称谓:奴隶。生活在奴隶制下的黑人,身心都饱受摧残,变得失去自我。赛丝,一个在白人机制欺压下存活的女黑奴,虽然她得以从奴隶制下的畸形黑暗生活中逃脱出来,但却始终没能逃脱出那种制度带给她的创伤以及精神上的折磨。她对宠儿的爱是深厚的,但却也是畸形的,带有愧疚心理的爱,一种令她无法走出自我的爱,令她堕落的爱。

浅析《为奴隶的母亲》中女主人公的三重角色

《为奴隶的母亲》是柔石最优秀的短篇小说,标志着作者的艺术视野开始从青年知识分子转向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小说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名为母亲实为奴隶的悲剧形象,她已经不被当做有生命、有灵魂、有意志的人,被剥夺了做母亲、做妻子的权利,只被当做可供买卖的物品。作品控诉了在"典妻"制度下封建阶级对于农村妇女的残酷压榨和欺凌,这是继鲁迅《祝福》之后,反映被侮辱被损害的劳动妇女的血泪生活的又一力作。

以女性民俗视角重读《为奴隶的母亲》及其女性命运

以往的研究者基本上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解读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笔者试图从女性民俗的视角出发,考察春宝娘是如何在典妻的民俗下被不断地塑造和加固性别角色及遭遇权利的不平等性,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又是如何通过民俗被合法化,但女性又以自身的丰富性和辩证性抗拒着凝固为绝对法则的民俗陋俗。同时,也看到作者的男性身份使得文本并未完全表达出女性在典妻民俗下的生命体验。

语域理论视角下《为奴隶的母亲》英译本人物形象的再现

本文从语域对等的理论角度出发,对比《为奴隶的母亲》张培基英译本中原文与译文丈夫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对话翻译,结果发现,对话译文基本上再现了丈夫真实的人物形象,但在部分对话翻译中丈夫的人物形象并未得到充分的再现,这给我们以后的翻译实践也有所启示。

《为奴隶的母亲》中人物关系的再解读——以意识形态批评为方法

在《为奴隶的母亲》以春宝娘为中心的人物关系中,很多地方渗透了意识形态的考量:如在黄胖与春宝娘的关系中,柔石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制度;在大娘与春宝娘的关系中,柔石则揭示了上层阶级的恶毒、伪善;在秀才与春宝娘的关系中,柔石道出了底层女性遭受的双重压迫。底层大众身上虽也有种种劣根性,但黑暗的社会是主要的责任者,且春宝娘更是被塑造为"地母"化了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神话中的主人翁,柔石所属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的态度是悲悯、同情而非批判。

性别视角下的一篇悖论式文本——《为奴隶的母亲》新解

从性别批评的角度看,左翼作家柔石创作的《为奴隶的母亲》是一篇典型的“悖论式文本”:一方面,通过描写女主人公春宝娘在“典妻”陋习下的悲剧性命运,作家柔石真诚为女性立言,作品因而具备批判男权文化的性别主题内涵;但另一方面,男性创作主体对春宝娘“母性”的过度挖掘与表现,不仅隐含“母性就是女性”的男权主义逻辑,而且更于无形中重构传统的母性神话。漠视女性主体性的“良母”形象塑造,最终成为柔石本人受男权文化观念影响的无意识表露。

论柔石《为奴隶的母亲》意识形态批评下的多义性

对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的解读和阐释通常是从意识形态的层面进行挖掘,然而,摒弃简单的意识形态批评的束缚,从小说的人物形象以及人物内心的冲突入手,就可以挖掘出小说新的内涵和更深层的意义。与此同时,在背离意识形态批评的框架下来分析文本隐含的人性化与显性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冲突与张力,可以进一步拓展小说所蕴含的外延,从而使文本拥有更多层面的阐释意义。

一幅人物异化肖像画——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人物分析

在《为奴隶的母亲》中,作者着力塑造了被典妻、皮贩、秀才妻与秀才四个人物形象。异化导致的悲剧在被典妻、秀才妻与皮贩身上得到体现,并以秀才这一形象的特殊塑造来削弱阶级冲突,凸显异化主题。主要采用文本细读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为奴隶的母亲》中的人物分析,探究人物被劳动异化、金钱异化、道德异化的过程,揭示异化对人的主体性的侵蚀以及人在异化下的生存困境。

生命的内在承受与客观的无奈选择——论《为奴隶的母亲》思想主旨

柔石的作品《为奴隶的母亲》浓缩了一个身影,这个身影具备双重身份:母亲和奴隶。文中将母亲的含义与奴隶的含义融合到一起,使人看到了两者的等同性与无奈性,这里面其实揭示了两个基本的含义:一是作为母亲的角色,她要做什么,二是在那个时代,母亲的角色被扭曲化,社会的剥削和压迫,社会制度的不公平性,无法发挥出母亲的巨大含义,却被灌输了奴隶的定位,这一系列的经历和演变,充满了作者的控诉与批判。

论柔石小说的抒情性

“左联”作家柔石的创作,除了启蒙性和革命性外,还具有明显的抒情意味。从抒情这一角度出发整体考察柔石的创作可以发现,他的早期作品《疯人》小说集,充满了个人主义思潮的颓废抒情;中期作品《二月》,反映了一种在“缺乏现代味”与尝试“革命”之间徘徊的矛盾抒情;后期作品《为奴隶的母亲》,标志着其抒情从个人走向阶级,在感时忧国中彰显革命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