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研究的进化及其中国框架

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信息富裕国家正在快速迈入一个平台社会的发展阶段,如何理解数字平台驱动的经济、治理、文化和日常生活转型,成为平台研究这一交叉领域的关注点。从媒体、传播与社会的交叉视野进行梳理,平台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作为媒介化延伸的概念化和初步理论化阶段,二是语境化和去平台化阶段。中国的平台研究更多聚焦信息经济、媒体环境、社会治理等问题,较多受到欧美学术界的学术议程影响,未来应当超越道德批判主义,在国家理论视野内更多地关注新型国家-平台关系,立足本土发展与治理经验,提炼自主理论框架。

平台企业互联互通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是实现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企业作为数字经济体系下的关键市场主体,有效地引领消费、教育、医疗等活动,实现了全面的数字化转型。平台企业互联互通更是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强化了平台双边用户的网络外部性与多归属性,以及平台企业双重身份的价值创造效应,从而有效提高了市场的统一性、开放性、竞争性、有序性,推动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然而,互联互通过程中存有的推动互联互通运行的障碍及互联互通后所引发的潜在障碍等制约了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进程。为此,从提升平台企业互联互通意识、加强互联互通技术研发、加强数据保护措施建设、强化互联互通的反垄断制度建设等方面着手,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以在规范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平台经济中混业经营的经济学分析

平台经济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现阶段我国平台经济存在跨领域、多行业混业经营现象,呈现出强烈的跨边界扩张特性。平台经济混业经营的本质是进一步将社会交互纳入价值增值的过程,强化价值实现的生态系统,分散经营风险,增强自身竞争力。混业经营能够实现供需双方的规模效应、双边市场的跨边网络效应、用户的锁定效应、资本积累的集聚效应等多重效应,扩大企业规模,增强市场势力,其混业经营模式包括横向式相邻融合、圈层式生态构建、纵向式差异定位、网络式并行发展四类,因跨边网络效应的不同也可归纳为外延式混业经营和内涵式混业经营。平台经济跨领域混业经营行为既有利于发挥规模效应,但是也可能会导致平台垄断、监管脱敏、创新抑制等问题。应建立科学高效的治理监管体系,通过平台开放度治理、平台包络边界管控、平台垄断行为监管等,构建覆盖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监管体系,同时强化创新和治理的协同性,科学应对平台混业带来的挑战。

数据主权视野下平台治理的动力逻辑、模式选择与重构路径

随着互联网技术深入变革与数据资源重要性急速提升,网络平台迅猛发展,提升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便利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也引致了多种政治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数据赋能的权力结构变迁中,市场权力向占有大量数据资源的平台流动,平台权力兴起。平台权力挑战了国家数据主权的身份与权威,对网络空间国家安全与数据安全产生深刻影响。现行的政府外部强制性监管、平台内部审视性自治和官民合作协同性治理的平台治理模式在主体与工具方面均存在缺陷,难以回应数据主权视野下的治理诉求,亟需注入新的平台治理精神,以应对权力转移带来的网络空间治理结构变化。应当以数据主权为原则嵌入国家安全与主权权威的治理理念,以主权权能让渡为工具增强平台开展合法性自治的能力,同时培养以社会责任为引导的平台行为,兼顾政府监管与平台自我规制,搭建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法律制度与以平台权力为中心的平台规则的良性互动框架,追求主权安全、权责平衡、充满活力、制度正义的平台善治模式。表1。参考文献50。

数字平台加重义务的理论阐释与规范形塑

数字平台滥用数据、算法与市场权力将会引发不同程度的损害风险,“命令—控制”型监管方式已经无力对之有效规范,将规制视角由外部转向内外协力,对平台课以超出现有规范框架之外的加重义务,透过平台义务性规则的设定实现与监管机制的有序互动,有助于优化我国平台治理的实施绩效。从理论依据看,建立在角色职责和能力职责之上的数据信义义务、负责任算法与数字平台守门人等理论资源,可以为数字平台加重义务提供理论证成。我国现有数字平台治理规范在企业法与数字法层面均未对数字平台权力滥用风险予以适应性调整,也缺乏生成平台加重义务的解释进路。为构造稳健安全的数字生态,应当通过统筹立法或分散立法的形式塑造以数字安全保护义务、算法风险防范义务和竞争状态维持义务等为核心内容的平台加重义务体系,并调适其中可能存在的规范冲突,实现数字社会平台经济的合规性治理。

中国数字平台治理的逻辑建构与路径

数字平台治理是当前社会治理的新兴领域,市场垄断、信息把关、数字伦理等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基于各自的历史脉络与制度传统,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差异化的治理模式。总体来看,美国更强调市场竞争,欧盟则注重立法监管,英国立法与执法并重。中国的数字平台发展迅速,对应的治理模式正处于变迁、探索的过程。本文主要从智慧监管理论视角出发,分析常态化监管下中国数字平台的治理理念、治理主体与治理工具。当前,政府部门、平台企业与社会力量三方共治体系逐渐成形,立法、司法、行政力量、技术过滤等治理方式日趋灵活。

可供性视角下的文化生产平台化:动因、机制与未来

作为整个社会平台化进程的一部分,文化生产平台化重新配置了文化内容的生产、传播与商品化,为文化实践与社会互动带来了新的机会与可能性。研究发现,技术可供性和想象可供性共同驱动了平台文化生产,影响了文化生产者的内容形态与创意表达。平台通过可见性机制设计和多面市场商业模式运作,得以支配文化生产和文化实践。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生产平台化嵌入特定历史阶段、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价值规范之中,也面临着不稳定性风险。在此过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共同塑造着当下文化生产者复杂的劳动体验与平台社会多元的文化景观。

场景赋能驱动下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成长演化——“柠檬豆”案例研究

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工业领域的数字新经济,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关键载体。以“柠檬豆”平台为案例研究对象分析工业互联网平台成长演化机理,研究发现,工业互联网平台场景赋能以平台用户需求场景为牵引,开发冗余数据资源,整合异质资源,实现资源共享、知识传导和数字协同;工业价值网络中的资源映射到工业互联网平台上成为可调用的数据资源,数字孪生产生更丰富的场景,驱动网络效应强化;工业互联网平台成长演化的本质是基于场景赋能体系构建的价值创造过程与基于网络效应形成的生态构建过程之间的交互共演。响应场景驱动创新范式,研究有助于完善平台组织理论,丰富网络效应研究情境,为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数字技术创新、信息化水平和数字化平台发展——基于金融科技平台视角

金融科技平台是数字化平台的代表,也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把握数字技术创新对金融科技平台区域发展的非线性影响、空间溢出效应和影响的异质性是推动金融科技平台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首先,基于企业发展维度、平台应用维度和公众需求维度构建金融科技平台区域发展指数;其次,运用空间杜宾计量模型和门槛模型分析数字技术创新对金融科技平台区域发展影响的门槛效应,探讨数字技术创新对金融科技平台区域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研究数字技术创新对金融科技平台区域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空间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在促进金融科技平台区域发展时存在信息化水平的门槛效应。当信息化水平较低时,促进作用明显;当信息化水平较高时,促进作用减弱。数字技术创新对金融科技平台区域发展存在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技术创新对金融科技平台区域发展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其在欠发达区域的作用效果大于发达区域。

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动态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平台所有者与互补者交互影响的视角

有效治理是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治理机制已经成为当前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研究中备受关注的议题。已有研究大多从静态视角审视平台治理机制,而没有采用动态视角对平台演化发展过程中治理机制的变化展开详细的分析。将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演化发展总结为涌现阶段、震荡阶段、规范阶段、更新阶段,基于平台所有者与互补者交互影响视角分析不同阶段的重要特征和关键挑战,提出基于开放、控制、制度化、变革的治理模式。涌现阶段需采取解耦策略、开放访问权限、资源信息提供、共生推广战略、建立互动机制等措施应对选择关键互补者合作和鼓励吸引互补者加入等挑战;震荡阶段需采取访问权限设置与反馈系统、纠纷解决机制、行为控制、外部关系控制、规范交易过程等措施应对避免互补者竞争加剧和筛选锁定互补者等挑战;规范阶段需采取分配协商程序、限制所有者权力、授予自主权、确保程序公正等措施应对明确各自战略定位、确立价值分配机制等挑战;更新阶段需采取提升平台质量、关注互补者反应、关注前沿数字技术、协作组织设计、促进共同成长等措施应对建立新的价值主张和实施平台变革等挑战。

对数字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批判的批判性分析

近年来,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现象受到广泛关注。人们担心平台企业利用它传导市场势力,破坏平台内部竞争、垄断周边市场,因此对它作出概括性否定评价,主张对平台企业强化规制,设置平等对待义务。然而,自我优待行为具有广泛的促进竞争效果,不但是纵向一体化的必然内含之义,而且是某些有益商业模式的必要成分,以及约束甚至颠覆在位企业的重要机制。相反,以平等对待义务之名概括禁止自我优待,不但与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相悖,还会损害动态竞争,过度夸大平台内竞争的重要性而无视平台间竞争的约束力量。自我优待行为种类繁多,竞争效果差异巨大,不应该概括规制,而应该回归反垄断法的基本范式,对具体自我优待行为作理性的个案分析。

数字流通平台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表现和重点问题

数字流通平台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流通组织形式,其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对于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凭借先进数字技术所赋予或强化的运行特征,数字流通平台有助于从助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以服务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以助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丰裕物质和精神产品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带动引领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五个方面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进程中,数字流通平台的运行要打破资本逻辑至上而坚持以人本逻辑为主,具体要重视带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供给质量、保护劳动者权益和克服两极分化、保护消费者权益和构建新商业文明、全面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和持续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五大重点问题,并加强与之对应的治理。

平台经济模式下平台就业者职业认同感影响因素研究

平台就业者作为平台经济背景下的新兴职业,对于社会生活正常运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平台就业者中,Z世代的年轻就业者群体展现出了不同于传统就业者的职业追求。相比薪资等物质条件,Z世代更加注重工作中自我价值的实现,而职业认同感则是其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前置因素。较高的职业认同感可以使就业者在工作中发挥更为积极有效的作用,并为自身职业发展谋求更多发展可能性,进而更有可能实现自身价值。本文通过对25名Z世代平台就业者进行访谈,并获取其原始记录作为文本资料,构建了平台经济模式下的平台就业者职业认同感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辨析Z世代就业群体的独有特征,阐明其个人就业动机、工作生态、平台管理、社会环境等在平台经济背景下的概念内涵。本研究明确了平台经济模式下影响平台就业者职业认同感的因素,探究了Z世代年轻就业者群体借由提升职业认同感达成自我价值实现的路径,并为平台型企业发展策略及平台就业者职业发展长远规划提供理论参考。

智慧社区人本化转型的行动框架与策略--基于“人-技术-空间-平台”四维互嵌视角

智慧社区作为构成智慧城市的基本单元及我国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其建设和治理模式的人本化转型,对于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促进城镇空间人性化设计、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结合文献资料、政策法规和城镇发展状况,梳理智慧社区建设发展演进脉络,厘清影响智慧社区人本化转型的“人”“技术”“空间”“平台”等4种因素,从参与主体、技术支撑、空间载体、治理平台等4个维度构建智慧社区人本化转型的理论框架,以期为我国智慧社区高质量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数实融合背景下平台经济优化乡村产业链的机制

促进数实融合是顺应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趋势、发掘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战略选择。数实融合以平台为中枢,有效整合技术与数据并在不同场景应用,实现价值增值。由平台发展衍生而来的平台经济,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主要的经济组织形态和市场运行模式,具有典型的网络效应、普惠效应、创新效应、价值创造效应,通过提质、增效、扩容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构筑新动能。当前,我国乡村产业链面临现代生产要素缺失、产业创新驱动不足、产业链条过短、产业协同能力不足、产业链数字化综合运营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平台经济基于自身特性,能够通过优化乡村产业链要素投入结构、打造纵向延伸与横向拓展的双向一体化,助力乡村产业链全链路数字化升级,实现对乡村产业链的补链、延链、强链作用。促进平台经济与乡村产业链深度融合、释放新发展动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平台企业、社会多方协同,围绕乡村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提升价值链,推动产业主体、产业结构与产业模式同步创新,以乡村产业链升级助力现代农业农村经济体系构建。

“云平台+服务”的实践教学体系研究与应用

针对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过程中存在软硬件资源共享困难、实践教学服务能力不足和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有待提高等现状,提出“云平台+服务”的实践教学体系。设计基于构思-设计-实施-运行理念的工程化实践教学内容,构建将实验(践)教学、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三位”)统一于实践教学云平台(“一体”)的教学体系,提升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推动实践教学体系改革与创新;为新形势下高校开放实验教学模式和实践教学体系优化、改革与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和应用支撑。

平台经济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

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强国的建设离不开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典型业态,将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从3个维度构建平台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并测算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选取2013—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来检验平台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平台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且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间接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高职院校科研平台服务地方效能评价体系建设研究

科教融汇新战略要求高职院校必须高度重视科研平台建设实效。面对高职院校科研平台建设层次低、体量小,重数量、轻成效,重管理、轻评价的现实问题,选择科研平台服务地方发展效能研究评价标准,有助于明确科研平台发展方向,增强发展动力,拓展发展空间。以破除“五唯”分类评价,定性定量综合考量,科学容错理性评价为原则,从平台效能目标推导评价指标体系,多元化选定评价主体,从目标设定、机构运行、有效投入、创新产出、收益影响等维度分类设计评价指标和测评点,创新性构建了高职院校科研平台服务地方效能评价体系。

制造企业衍生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生态驱动价值创造路径研究——基于fsQCA的组态分析

工业互联网作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路径,能够推动我国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区别于单一视角实证检验工业互联网平台成长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基于整体观视角从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创新资源三个层面构建制造企业衍生平台创新生态价值创造的分析框架,以35家制造企业衍生平台为案例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六个前因条件对衍生平台创新生态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发现:(1)单个前因条件不构成引致高价值创造的必要条件;(2)存在四条产生高价值创造的组态,可归为企业主导型(H1)、政府-企业推动型(H2)和政府-市场-企业联合驱动型(H3a、H3b);(3)在一定条件下,实现高价值创造的平台创新生态系统要素组合之间具有替代关系。

建好用好知识资源平台,服务科技强国战略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学术资源库建设问题并提出一系列要求。如2022年4月,在中国人民大学调研时他强调:“要加强学术资源库建设,更好发挥学术文献信息传播、搜集、整合、编辑、拓展、共享功能,打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术资源信息平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2023年2月,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他强调:“近年来,我国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成一批大国重器,基础研究支撑平台建设取得长足进步……要加快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文献和数据平台……”学术资源库、科技文献数据库等知识资源平台,是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立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促进知识创新、知识传播、知识应用,实现科技强国战略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