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十年禁渔”的行刑衔接机制研究

长江流域“十年禁渔”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均存在着行刑衔接机制不畅的问题。实体法上表现为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罪”与“非罪”难以界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行为“过失犯”未予规定,非法交易渔获物行为的构罪标准单一;程序法上则表现为行刑证据转化、案件移送等方面存在困难。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相关规范滞后和阙如,刑事优先原则泛化适用,环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必须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切入对于“长江十年禁渔”的行刑衔接机制进行调适:在实体层面,应当注重立法论与解释论的并行,从廓清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构成要件,增设过失损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明确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三维入罪标准等三个方面完善立法路径,并且要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统一的解释进路。在程序层面,则要立足于“三位一体”的程序配置,重塑案件移送制度,健全行刑证据转化机制,并且要规范渔政公安联合执法机制。

知识产权案件“行刑衔接”机制的构建思路--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的统计数据为分析样本

目前侵害知识产权违法案件日渐高发,与此极不相称的是,刑事制裁手段却相对缺位。审视当前知识产权违法犯罪案件的治理现状,其中存在诸多立法与司法的缺憾,"以罚代刑"、"有案不移"成为知识产权案件"行刑衔接"中最为普遍和严重的问题。通过对2005年至2014年十年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的数据研究发现,涉嫌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在移送数量、移送比例上呈现出相对较低的现状,知识产权案件"行刑衔接"机制存在着受移送机关、移送标准、移送程序、违法责任不清等诸多问题,有必要在梳理现有问题及其诱因的基础上,着力思考知识产权案件"行刑衔接"机制的构建思路。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若干问题探究

对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关于"行政执法人员"的范围,主张"职权享有论",行政执法人员是指享有和行使行政职权的人员;关于"依法应当移交"的理解,应区分"依法移交"与"应当移交";同一违法行为引起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应合并适用,在程序适用上应坚持刑事优先原则,行政执法机关移交刑事案件前不应先予作出行政处罚。

我国假药案件查处过程中“行刑衔接”问题探讨

目的分析我国假药案件"行刑衔接"存在的问题,为完善该制度提供建议。方法运用文献研究和数据统计的方法。结果现有制度存在立法不足、药监部门以罚代刑、公安部门处理不及时、信息沟通不畅、联席会议制度不完善等问题。结论应完善相关立法、规范药监部门移送案件行为、完善信息沟通机制、健全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促进我国假药案件查处中"行刑衔接"机制的完善。

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构建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积极推动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有利于发挥刑事司法对环境法益的保护功能,推动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目前,我国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存在案件移送率较低、案件移送标准不明确、证据转换比较困难、检测鉴定难度大、网络信息共享平台不顺畅等问题。为了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当前应积极推进五项工作:构建考核评价机制,确保案件积极移送;制定案件移送标准,提高案例移送受理率;明确证据转换规则,提高证据采信度;健全检测鉴定机制,确保鉴定意见可信度;构建网络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信息资源共享。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多维推进——基于事前、事中与事后的进路展开

行刑衔接存在于对涉嫌犯罪行为作出前置性行政执法与后续性刑事司法制裁的过程中,是从多个维度理顺行刑关系来寻求衔接机制的建构。行刑衔接的根本目标在于确保依法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我国行刑衔接的主要困境在案件移送的实际运行层面,即行政执法中有案不移或以罚代刑,行政与刑事对接主体模糊、法律规范理解上的差异以及行政证据转化等方面。理顺行刑衔接机制,应当确立以事前为基础、事中为核心、事后为保障的基本理论维度,在应然层面上应注重改良我国违法犯罪制裁体系中行政处罚与刑事司法并存的二元格局。

行政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时机辨析

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发现违法行为涉嫌犯罪时,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然而,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时机一直是行政机关面临的一个重大执法困惑和难题,行政执法实务中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和做法。对此,我们从刑事先理原则、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及附属刑法规范三个层面进行剖析,得出的结论是:对于涉嫌犯罪的案件,行政机关应当先行移送给司法机关,而不能在作出行政处罚后再移送,这是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法定程序义务。

严重食品违法行为行政拘留的适用——以《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为背景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了对7类严重食品违法行为可以适用行政拘留。只有在"尚不构成犯罪的"和"情节严重的"情形下,才有行政拘留的适用可能。对何为"情节严重的"必须从违法行为人主观到客观不同方面因素综合判定之。即使存在"尚不构成犯罪的"和"情节严重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没收、巨额罚款、吊销许可证的同时,"且可以"由其裁量决定是否移送公安机关适用行政拘留。公安机关接受移送后,原则上应当作出相应行政拘留的处罚。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存在问题及对策

为了保证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及时、规范地移送涉嫌犯罪案件,2001年7月4日国务院颁行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这一行政法规的出台、实施,对于打击、遏制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以及其他犯罪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时至今日,行政机关在办理的涉嫌犯罪案件中却仍然较为普遍地存在着该移送司法机关而未移送的现象。因而,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问题进行了一番探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行政机关执法主体不移交刑事案件的检察监督

行政机关执法主体不移交刑事案件的行政行为正处在人民检察院一般监督范围内,构建检察院监督行政执法主体不移交刑事案件的监督机制刻不容缓,其中,完善相关立法,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调和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与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权的矛盾是完善检察监督机制的有效保障。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运行程序的再思考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存在诸多问题,行政法与刑事法在实体和程序方面规定的差异,以及现有"移送"制度的不足,是导致问题存在的主要因素。在不改变现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基础上,增加"报案"环节和"配合调查"等规定,突出"时间同步"和"有效协作",可以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

旅检渠道“客带货”案件的法律定性及取证优化——以成都海关为例

缉私作为海关的四大传统职能之一,一直在海关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网购、微信等购物方式不断风靡,越来越多的旅客在旅检渠道以正常行李物品为掩护实则携带应税货物或禁、限货物进境不申报,逃避海关监管。在"客带货"前提下根据主客观证据的不同可分为一般行政案件、走私行为及刑事案件三种类型,因而案件的办理过程中难以避免出现交叉和冲突点,需要把握取证方向,突破取证难点,同时,还要优化办案模式,加强海关监管。

“一事不二罚”在行刑交叉案件中的适用——从一例危险驾驶案切入

在处理行刑交叉案件时,厘清"一事"、"二罚"的关系,适度延伸"一事不二罚原则"的适用范围对于划清权力界限、保护公民权利、节约执法、司法成本均有重大意义。行刑交叉案件中的"一事不二罚原则"应该贯彻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在罚责内容上的"有限并科"、"同质罚责刑事优先,相异罚责各自适用"以及"及时移送"三大核心内容。

海警机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问题及对策

海警机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确保海警机构严格依法执法,发挥刑事司法对海洋和平安宁的保护功能,遏止涉海犯罪活动发生,增强打击涉海违法犯罪实效。目前,海警机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在立法和司法实践均取得一定进展,并发挥积极作用,但在具体的工作程序、相关制度、监督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依然存在不足。有必要细化海警机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工作程序、健全相关制度、重视监督工作,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浅谈非法行医行政处罚案件移交工作的体会

医疗卫生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打击非法行医行为是维护医疗服务市场秩序的重要环节,有些非法行医案件需要移交公安机关进行进一步处理,这就涉及到行政执法的行刑衔接工作。淄博市临淄区在查处非法行医案件时将涉嫌非法行医案件依法移送,对非法行医行为起到了有效的震慑作用。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刑行衔接的困境与对策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以合规不起诉为主要刑事处理手段,凸显了刑行衔接问题,滋生了“以刑代罚”风险。在涉税合规案件移送处理中,税务机关既因权责所限无法对非纳税义务主体作出行政处罚,也因行政权的不可处分性缺乏对被移送对象作出从宽或减免处罚的法律依据,出现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相悖的困境。我国涉案企业合规的构建应当以企业纳入刑事追诉或行政处罚的对象为前提,明确违法犯罪与企业管理责任的相关性,在立法上构建行刑制裁一体化机制,实现行刑处罚的比例相称和同质互认,进而完善合规启动、监督评估的检税(检察机关与税务机关)合作机制。

行刑衔接机制的基本问题

行刑衔接包括由“行到刑”、由“刑到行”等环节的衔接以及对各种衔接的监督。由“行到刑”的衔接旨在克服“以罚代刑”现象。“以罚代刑”并非指所有对构成犯罪但不予刑罚处罚而只作行政处罚的情形,而仅指那些情节严重应当给予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但只作行政处罚的情形。对于没有达到刑事证明标准,以及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科处刑罚的案件,应当允许代之以行政处罚,而且,公安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都可能直接适用《刑法》第37条给予行政处罚。由“刑到行”的衔接旨在克服“以刑替罚”现象,为此,在行刑衔接工作方面,刑事追诉机关不能轻易先行介入,应当摒弃刑事绝对优先的观念与做法,行政执法机关应当遵循由行到刑的移送标准,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刑事立案的监督。

“刑事—行政”案件证据审查论

行政主体对刑事证据的审查存在于“刑事—行政”案件中,系“两法”衔接机制重要组成部分。囿于制度供给和理论研究不足,此类案件中的证据审查缺乏必要指引。司法权与行政权存在天然区别,司法机关在行政事项的处理中也与行政主体存在专业能力差距。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所主张的事实并非定论,仍需行政主体依职权调查。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据证明标准并非一定低于刑事案件,刑事证据向行政证据在衔接基础之外也存在证据能力门槛。行政主体需要明确证据载体的实际形态,在此基础上分类处理各类刑事证据向行政证据的衔接。同时,行政主体应当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质证权利,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司法认定与立法完善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行政执法人员”是指在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受委托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 ,从事针对外部行政相对人进行外部行政执法的人员 ;“徇私”只是本罪的主观要件 ;作为本罪前提的原案必须事实上确属依法应移交的刑事案件 ,但这并不以法院的最终判决为准 ,只要有证据证明即可 ;因徇私而构成受贿罪时 ,应数罪并罚 ;本罪的罪状和法定刑需要完善。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问题及对策

行政处罚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中,存在严重的以罚代刑问题。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必须切实理顺构成犯罪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渠道,形成一套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有效机制,使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向前延伸,建立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