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量化问题探析

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审查是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难题,对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的研究也经历了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的转变。逮捕的功能定位决定了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量化评估因素的设定,将我国逮捕的功能定位为羁押候审功能,从而建立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以及诉讼保障性三大评估因素,并从评估模式、评估主体、评估方法等内容探讨建立逮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体系。为真正发挥逮捕在刑事诉讼中的应有功能,使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量化评估得以发挥良好效果,还应加强对辩护权的保障并对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进一步完善。

径行逮捕制度的检视与反思

径行逮捕制度有天然的价值缺陷,不利于权利保障价值和司法公正价值的实现,也不具有真正的效率价值。就理论品格而言,径行逮捕制度在社会危险性判断方面,存在思维的非比例性、方法的非全面性以及素材的非必然关联性等缺点,一律推定为具有社会危险性过于武断。同时,径行逮捕制度导致的犯罪标签化后果也与轻罪时代背景格格不入,不利于罪犯复归社会,且与积极履职要求有差距,难以兼顾办结案件与办好案件,不利于实现“三个”效果的统一。此外,随着社会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电子手环监管系统等犯罪监控技术广泛使用,也让径行逮捕制度的犯罪控制功能呈现可替代化的趋势。在司法运行过程中,径行逮捕制度也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相冲突,与本轮司法责任制改革相矛盾,与“捕诉一体”办案机制存在龃龉,影响羁押必要性审查功能的充分发挥。对径行逮捕作限制解释或者作变通处理都不具有合理性,在未来的立法过程中,应该删除径行逮捕制度,对社会危险性进行综合性评估。

区块链赋能视角下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监管演化博弈研究

为分析区块链技术在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监管中的应用价值,利用演化博弈法建立由监管方、承运方和托运方构成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确定收益矩阵和复制动态方程,分析演化博弈系统中各均衡点的稳定条件。利用MATLAB对各利益主体的策略选择进行了动态演化分析,探究三方演化博弈中相关变量对三方演化策略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块链的应用成本与各参与方的策略选择呈负相关;应用区块链技术对监管方合规监管、承运方和托运方遵守规定倾向的提升程度及应用区块链时监管方的补贴程度与各方的策略选择呈正相关;监管方责任规避系数与策略选择呈负相关,承运方和托运方的责任附加系数与策略选择呈正相关。

轻罪治理视域下完善赔偿保证金制度的进路

司法实践中,赔偿保证金制度大多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及促成轻微刑事案件中当事人和解而开展。随着轻罪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赔偿保证金制度应发展成为判断轻罪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进一步减少轻罪案件的审前羁押,切实化解矛盾,恢复受损社会关系的检察新路径。构建赔偿保证金制度应更加注重程序正当性,将赔偿保证金融入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量化评价并对部分争议案件开展公开听证,真正消除社会的质疑,从源头化解矛盾,推动轻罪治理的全面、精准实施。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规则完善研究

在积极刑法观的影响下,我国开始逐步构建以效率为导向的轻罪治理体系。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作为“轻罪”的典型代表之一,其井喷式的增长趋势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以“瑞安模式”为代表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促进惩戒效果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平衡,但实践探索过程中仍存在诸如缺乏法律依据、检察机关监督考察形式化以及专业化社会组织参与度低等诸多现实困境。因此,有必要将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纳入《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优化检察机关与专业化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机制,推动检察机关监督考察实质化发展,避免起诉裁量陷入“一律起诉”和“不诉了之”两个误区。

少捕慎诉慎押政策下逮捕审查的合宪性调控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关键在于尽可能减少对被追诉人的逮捕适用,这对检察机关的逮捕审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逮捕兼具诉讼行为与基本权干预的双重属性,但司法实践往往仅将逮捕作为单纯的诉讼行为对待,忽略了逮捕的基本权干预性质。作为一种基本权干预措施,逮捕适用应当依序通过法律保留原则与比例原则的审查,以此实现正当化证成。基于比例原则的宪法位阶,刑事诉讼立法将其规则化于逮捕条件中,形成了平面的审查框架。这种规则化看似清楚,实则遗留了不少问题。平面框架在实践中存在着实体偏向、逻辑不清、结构封闭等弊端,无法确保逮捕适用的正当性,构成了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落实的重大阻碍。问题的解决应当回归基本权理论,通过比例原则内含的阶层秩序划分逮捕审查层次,并将逮捕立法的相关内容融入其中,构建层次明确、结构开放、思路清晰的逮捕审查体系。

逮捕措施适用条件反思与建构——从“一般逮捕”与“径行逮捕”展开

近年来,随着刑事诉讼法与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以及司法机关的积极作为,我国诉前羁押率显著下降,逮捕措施的适用基本实现了从“粗放式”向“优化型”的转变,“非羁押为原则,羁押为例外”的目标初步实现。然而,诉前羁押率下降的主因在于政策压力而非制度主导,政策与法律制度在时效性、稳定性上的差异等因素,均将影响到羁押率调控的长效性。为实现逮捕措施适用的精细化,应当回归制度主导,并从规范层面对逮捕措施适用条件予以完善。适用逮捕措施的刑罚条件,有必要提高到3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社会危险性以推定方式证明,采优势证据标准;保安处分功能应从强制措施中分离;取消“可能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与“曾经故意犯罪”适用径行逮捕的规定。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与我国刑法再法典化

刑法再法典化是多重因素决定的重大立法活动,既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又是一个政治抉择问题。刑法再法典化必须以服务和引导我国司法实践走向公平正义为目标,并体现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作为新时代犯罪治理转型的产物,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从宽”的体现,这一新型刑事司法政策具有强调犯罪人的前置性社会复归,实行刑罚犹豫制度等刑事法治要义。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价值取向是保持刑法的谦抑性,包括立法的谦虚与司法的谦抑两个维度。我国刑法再法典化必须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以刑法的谦抑性为观念基础,这不仅要求修正刑法中的“但书条款”,而且要严格限定轻罪的增设,同时,还要推行前科消灭制度,并对缓刑优先适用。

逮捕社会危险性审查量化评估模型的优化研究

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有助于增强逮捕社会危险性审查判断的可操作性,能够客观上满足降低审前羁押率、推进非羁押化诉讼的需要,但存在评估模型科学性欠缺、评估材料来源单一、审查方式偏书面化、评估结果的说理性不够以及异议救济程序缺失等问题。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社会危险性因素存在认知差异、证据信息获取机制功能限缩以及程序诉讼化现实掣肘。应当构建更为规范的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程序:评估前,既需要从评估数据的收集、评估因素及其权重的确定以及风险等级的划分三个方面完善评估模型,也需要落实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保障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引入中立第三方参与调查取证以保证评估证据材料收集的有效性;评估中,应明确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及办案期限、“侦控辩”三方的程序参与模式及证明责任分配、证明程序中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以及经验法则的合理运用;评估后,应重视对评估结果的充分说理并设计相应的异议救济程序。

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少捕”检察实践的困境与出路

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检察机关贯彻“少捕”刑事政策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对降低逮捕率的制度激励不足;另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与羁押强制措施的“错误绑定”可能压迫认罪认罚自愿性。对此应当进一步优化以“社会危险性”为中心的审查逮捕工作机制。具体而言,理清“不认罪认罚”与“逮捕强制措施”之间的关系,细化认罪认罚情节对社会危险性的影响,并通过数字化监管健全非羁押强制措施保障机制。

基于云模型的艰险山区铁路社会稳定风险评价

艰险山区铁路具有地质条件复杂、自然环境恶劣和文化背景复杂等特点,随之带来的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因素较多,易诱发社会矛盾,对艰险山区铁路展开科学合理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价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到艰险山区铁路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具有模糊性与随机性的特点,基于云模型理论,提出一种组合赋权-二维云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模型。从经济利益、社会治安、环境融合和相关制度4个方面,构建艰险山区铁路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方差最大化思想对通过粗糙集优化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确定的权重进行组合。将风险后果和发生概率作为基础变量,建立二维云模型,利用MATLAB软件的正向云发生器绘制风险云图,将评价风险云与标准风险云作对比可以直观判断项目的风险等级,并结合风险云贴近度以保证评价结果的准确性。以我国西部某山区铁路项目为例,运用组合赋权-二维云模型计算得出社会稳定风险等级为Ⅲ级,属于中风险,说明该项目存在一定的社会稳定风险隐患,该结果与中铁二院给出的评价结果一致,验证了基于组合赋权-二维云的风险评估模型在艰险山区铁路工程中的适用性,并据此提出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研究结果可为合理评价艰险山区铁路的社会稳定风险,防范社会矛盾提供借鉴和参考。

逮捕社会危险性的教义学解释——以《刑事诉讼法》第81条为中心

为推动检察人员充分判断社会危险性要件,研究者应运用法教义学方法重新解释社会危险性,以确保逮捕的审慎适用。社会危险性在《刑事诉讼法》第81条第1款中应被解释为诉讼妨碍性及再犯可能性要素,而在第2款为个案危险性要素,包含罪行危险性及个人危险性。司法实践中的“平面式”审查模式不具审慎性及操作合理性。结合法律体系及立法初衷的考量,检察人员应以“梯度式”审查模式判断社会危险性要素,即审查对象不具备第1款的要素时,毋需接受第2款审查,取保候审应优先适用;但经过第1款审查后审查对象具有一定社会危险性时,检察人员应结合第2款规定审查逮捕必要性。羁押必要性是社会危险性的必要延伸,但存在区别。

论少捕慎诉慎押的生成逻辑、理论意蕴与实现路径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在新形势下罪刑结构及犯罪结构出现明显变化的条件下,对“捕诉押”制度进行的探索。为有效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需要准确把握“少捕”“慎诉”“慎押”的理论内涵,转变“有罪推定”的惯性思维,深刻理解“社会危险性”对“少捕”“慎押”的决定性意义,依法用好用足“相对不起诉”制度,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有效的司法实践经验。

循环递进式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理状态及社会功能的影响

目的:研究循环递进式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理状态及社会功能的影响并予以分析。方法:选取2021年1月—2022年4月江西省荣军优抚医院精神科收治的89例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开展研究,将其按照就医先后次序分为循环组44例及对照组45例。对照组开展常规干预,循环组则于常规干预的同时增用循环递进式干预。分析两组心理状态、危险性行为、社会功能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差异。结果:干预后循环组正性情绪(PA)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而负性情绪(NA)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循环组危险性行为发生率为4.55%,对照组为17.78%,循环组低于对照组(P<0.05);循环组日常生活技能、始动性及交往状况和社会活动技能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循环组物质生活、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功能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循环递进式干预有利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理状态及社会功能的改善,同时降低危险性行为发生风险,提升生活质量。

数字检察背景下逮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模型的构建

中央文件明确检察机关具备贯彻少捕慎诉慎押理念的法律监督职能。然而,新类型犯罪的出现,也需要刑法加以规制。当前罪名轻罪化趋势显著,羁押率大幅下降,而羁押替代强制措施尚不完备。现行审查逮捕案件存在主观行政化色彩浓厚、评估标准不统一、社会危险性量化证据收集不充分的问题,导致逮捕的社会危险性科学评估尤为困难。因此,利用数字检察办案系统,建立逮捕的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模型,可以提高司法机关办案效率和准确率。

“见危不救”入罪的法理阐释

“见危不救”是指不负有特定法律救助义务或职责的公民,在面临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陷入紧急危险,且实施救助对本人或第三人并无危险时,有能力救助却不予救助的行为。“见危不救”违背最低层次的道德义务,有将其犯罪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于己无损的同时对整体社会价值有正向引导的功能,符合人作为社会人的属性;该罪以实害结果入罪,对法益侵害性进行必要限缩,并不会必然动摇刑法的谦抑性;“见危不救”入罪也不存在司法适用上的障碍。基于法的价值——秩序、正义和自由维度证成,“见危不救”入罪是法的秩序价值对维护社会安全要求的体现,也符合正义价值中对个人正义和社会正义的要求,同时也为多元至善主义对共同善的发展提供实践的可能性。

将“受过行政处罚”注入定罪机制的反思与完善

“受过行政处罚”可以对定罪量刑产生影响,相关规定在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中占有一定数量,其定罪功能在刑法体系中具有独特的法律作用,可以作为犯罪构成要件、降低入罪门槛的依据等。在法律地位上主要是归属于犯罪的情节要素从而被摄入到罪量范畴。“受过行政处罚”对定罪功能影响的正当性依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刑事治理的功能转型、主客观要件的双重质变、司法认定标准的明晰。但在实践中需要对前置性行政处罚进行限制和明确,同时也要对后行为是否入罪进行实质性判断。

“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背景下“社会危险性”认定的异化与匡正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重心之一是“少捕”,“少捕”不仅涉及被追诉人的程序权利,而且深刻影响其实体权利。当前司法实践中诉前羁押率虽已下降,但仍需降低。在法教义学层面,贯彻“少捕”政策的核心要件是“社会危险性”。基于刑事一体化考量,“社会危险性”要件之认定存在实体、程序、证明三个维度的困境,阻碍诉前羁押率进一步降低。通过在实体维度限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及其解释性规定的外延,在程序维度重塑“社会危险性”审查结构、调整审查主体办案责任机制,在证明维度规范证据使用、明确证明标准,可以促使逮捕的适用回归理性,推动“少捕”政策的实现,继续降低诉前羁押率。

基于暴力风险评估的分级护理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目的:观察基于暴力风险评估的分级护理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0年6月至2021年7月该院收治的92例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n=46)与对照组(n=46)。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基于暴力风险评估的分级护理,比较两组护理前后危险行为[外显攻击行为量表(MOAS)]评分、社会交往能力[社交技能量表(SSC)]评分、生命质量[生命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LI-74)]评分和不良事件发生率。结果:护理后,两组MOAS评分均低于护理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SSC评分均低于护理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功能、物质生活条件等GQLI-74评分均高于护理前,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暴力风险评估的分级护理可提高精神分裂症患者生命质量评分,降低危险行为评分、社会交往能力评分和不良事件发生率,其效果优于单纯常规护理。

1902名高中学生危害健康行为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中学生危害健康行为的流行特征并探讨其相关因素。方法 采用现场问卷调查方式。整群抽取合肥地区 2所中学的 1 90 2名高中学生进行最近 1年内危害健康行为及其相关因素的调查。结果 危害健康行为在中学生中普遍存在。伤害行为中 ,以骑车带人 (61 .7% )、去非游泳区游泳 (1 7.7% )和认真考虑过自杀 (1 7.1 % )行为的发生率较高 ;不良生活方式中 ,吸烟率和饮酒率分别高达52 .3 %和 84.2 % ;59.0 %的学生报告缺乏体育锻炼 ;5 .7%的学生报告有不恰当控制体重行为。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中学生危害健康行为的发生与社会心理因素有关 ,尤其与中学生抑郁情绪有关。结论 应联合学校、家庭、社会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中学生健康教育 ,提高其心理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