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berland Investing and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vestments in rural land for agriculture, timber, and other natural resource purposes occur frequently and globally.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liberty and property foun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 (“US”) legal system, from its origins to recent US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continue to positively benefit holders of real estate in the Southern US, through a deep-rooted public policy of supporting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stable rule of law enhances the long-term adapt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timberland as an asset class. This article is a commentary. It combines legal research methodology with the observations and conclusions of the authors. Its purpose i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existence of alienable, documentable ownership, and related property rights create inherent stability and security. These principles form the basis of a culture that is defined by the rule of law and is “open for business.” This business mindset is particularly prevalent in the Southern US.

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的构造

构造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既是为了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有关学科建设的指示精神,也是为了改变国际法在整个法学体系中的地位与中国世界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状况,以及弥补我国涉外法治人才严重短缺的短板。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的构造,需要进一步厘清涉外法、涉外法治、对外关系法、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以及涉外法学、国际法与法学一级学科的关系。在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构造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构建国际法学一级学科专业。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任务主要包括:弘扬国际法治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法治保障,传播中国国际法观、提升中国国际法理念的国际影响力,提高运用国际法的能力以及补齐涉外法治的短板等。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和推动国际法研究的理论创新,则成为今后中国国际法学者的应然使命。未来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方向涉及架设国际法与国内法沟通的桥梁、谨慎使用“涉外法学”名称,以及在国际法教育与研究中凸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等。

一体化与统纪化:“儒法国家”,抑或大国礼治?

“儒法国家”作为概括中国秦汉以后政治系统特质的既有模式,没有充分估量礼治对于中国国家结构的奠基意义,易于呈现为古今断裂的历史政治叙事。周礼所开启的中心统合主义原理展现为一体化与统纪化。一体化包含了统治权力一体化、族群伦理一体化、家国经济一体化,由周礼中的分封、宗法和井田开其端,深刻影响了郡县大一统的制度体系。统纪化是指礼治秩序精神的历史性延续,分别呈现为生统、宗统和治统,三统相系相维而不断推进一体化进程。正是大国礼治所展现出的一体化和统纪化,使我们在面临秩序危机的时候赓续了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结构,在进一步推进族群、经济和治理层级深度融合的进程中完成了文明古国的现代转化。

“平台”与我国县域基层法治秩序的生成——浙江海宁社会治理实践的观察

基层社会治理“平台”是我国县域范围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法治秩序的重要实践形式。在提升县域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过程中,平台被打造成一个由不同政府机构、不同社会组织与社会成员通过协调、协商、议论等方式博弈以解决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各种类型问题的工作机制,客观上已经助力生成了法治秩序不可或缺的不同主体之间展开话语交流的公共空间。在浙江海宁,平台被用于促进实现公众与企业合法权利、改造和规范行使公共权力、保障社会稳定与居民安居乐业,以公开促公正公平,有效提升了法律在基层的实施能力。在法治建设正在寻求新的突破之际,有关平台建设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可借鉴的普遍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法治思维结构论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法治思维在思维要素、思维面向和思维样态的结构维度上的独特性,逐步成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范畴和原创性法学概念在实践进程中对法治思维的积极运用。思维要素是探究所涉思维结构命题的逻辑起点,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法治思维要素是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法治文明形态中,运用宏观法治思维范式展开表达、界分的现实结果,从而分别指向其思维表达要素与思维界分要素。思维面向是探究所涉思维结构命题的内涵载体,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法治思维面向旨在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所蕴含思维要素置于价值、规范、事实不同面向的载体要义,从而分别指向其价值观念与话语体系载体、规范系统与规范事项载体、目标事实与保障事实载体。思维样态是探究所涉思维结构命题的外延表征,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法治思维样态旨在梳理合法性、合理性与合目的性考量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思维要素的类型化表征,从而分别指向其法治权威表征、法律信任表征与法律整合表征。

乡村社会“三治融合”的实践逻辑——基于社会基础视角的分析

通过自治、法治与德治相融合以实现乡村善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实践。借助社会基础的视角,可以深化对乡村“三治融合”实践逻辑的认识与理解。在结构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基础的变化会制约自治、法治与德治的作用发挥与相互融合。多地乡村通过机制创新来利用乡土熟人社会的资源,增强对个人行为的引导和约束,扩大乡村治理的社会参与,从而激活和培育了新的社会基础。凭借社会基础的支持与保障,法律和道德实施获得充分的社会助力,乡村社会内生秩序的维系和生产能力也得以增强。对于乡村“三治融合”实践探索的分析,揭示出激活和培育社会基础对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意义,此外还需要注重法治的规范、引领与保障作用。

论超越守法及其治理

超越守法是指企业制定并遵守比法律更为严格的自治规范的现象。企业自治规范在国家法的强制要求与社会许可的自发推动下趋于严格,促成了超越守法现象的发生。超越守法现象可分为负担自承和负担转移两种类型,其中负担转移型可能违反法治原则,主要表现为企业自治规范缺乏对企业自身的限制,形式合法性欠缺以及违反“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原则。该问题产生的原因,包括多元规范助力机制的扭曲、议程设置的反制措施难以启动以及企业优位下的消费者权利契约化等。合理规制超越守法,需要从立法上明晰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建立合理的社会规范备案审查制度,形成完备、有效的司法审查制度等。超越守法现象揭示了自下而上的法治社会建设路径具有的可能性,但其违反法治原则的问题也表明自上而下的法治社会建设路径也应当同时相向发力,合力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超越范式之争——文史哲法学的前提、立场与展望

文史哲是中国文化鲜明的标志性特征。笔者尝试提出的文史哲法学,既是立足于中国传统与实践,又是面向世界的具有普遍性样态的法学范式,理应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法学目标。有别于教义法学和社科法学的研究旨趣,文史哲法学是一种全新视角的法学研究范式,它倡导厚植于中国的文史哲传统。其中,文学是法学素材的来源,史学是法学精神的见证,哲学则是法学价值的终极追求。文史哲法学旨在沟通中国历史传统与当下实践,侧重将文史哲作为工具和视角来研究人文与法学的互动关系,将人文价值和生活实践统一于法学研究场域之内,在保持统一性的前提下追求普遍性与实践性向度。中华法治文明在保持其独立个性、赋能文化自信的同时,也能为纾解人类的法律工具主义困境提供中国方案,促使法学脱离封闭的教条式思维模式与理论的窠臼,进而更好地为中国法学的本土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法治思想家”郭道晖教授的法理求索

郭道晖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和法治思想家,在法治、宪制、人权等领域卓有建树,做出开创性贡献,被尊称为“法治三老”之一。在法治论方面,他深入探究法的本质内涵,明确法与法律的区别,将法的时代精神归结为人权与自由,率先且形象地指出“法制”与“法治”区别,积极推动“法治”入宪。他较早地提出中国法治社会的理想前景与现实基础,率先提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一论断。他有着极强的立法实践问题意识,率先开展立法理论研究,较早地提出法律民主化的要求和原则。在宪制论方面,他论述了宪制的理念和精神,倡导社会主义宪制之路,提出立宪之后贵在行宪。他较早系统地研究权利和权力的关系,首倡权利推定理论,原创性地阐述了社会权力这一新范畴,倡导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在人权论方面,他系统论证了人权的重要价值和基本内涵,重视政治人权的独特价值,详细论述了人权的国家保障义务及具体机制,是推动“人权入宪”的法学家之一。郭道晖精湛深刻的学术思想、忧国忧民的人文关怀、大胆创新的理论勇气、正道直行的学术风骨成为当代法学学人的精神标杆。

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研究

激励是法律的基本功能之一,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结构、解决法治建设内生动力不足问题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我国已有多部法律法规对激励制度作出原则规定,且在激励制度的运用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加之境外国家和地区也有成功经验可供借鉴,此时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具有较高可行性。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应当遵循科学化、体系化原则,精神激励为主、物质激励为辅原则,明确性、时机性原则以及程序公正、公开原则,而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构建,则应当从选择激励的立法模式、确定激励的范围、增加激励的种类、优化激励的方式以及设置激励的程序等几个方面着手。

个人信息出境的国内法规制路径及体系化完善

数字化个人信息的大规模跨境传输使得个人权益、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受损的风险加剧,国际社会尚未达成统一法律规范予以应对。为维护国家数据主权、促进数据产业发展与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各国选择以国内法规制的方式对个人信息出境予以监管,具体表现为国家专门立法、联盟统一立法与国家分散立法。我国通过专门立法规制个人信息出境,形成了“硬性”与“软性”两轨监管机制,但存在分轨监管内容交叉、公私共治监管尚未形成的问题,阻碍个人信息的安全出境。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背景下,我国应以系统观念加强个人信息出境监管建设,从主体上发挥公私体系的协同性,从规范上强化攻防体系的均衡性,从空间上增进内外体系的互动性,为促成个人信息跨境规制的多边共识贡献中国智慧。

德法共治助推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与重构路径

社会治理,要合理磨合与协调互补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提高公众的道德素质,提升治理精度。从做实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做好社会治理的民众关切,做优社会治理的资源整合等方面重构德法共治社会治理的路径,以增强向心力,激活内驱力,提升服务力,提高社会治理效能。

Socialism Based On Rule of Law

In April, the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announced the shutdown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Oral Health (NCOH). Corruption, it seems, has once again raised its ugly head. This organization, which is not an agency under the government, but has some government affiliation, allegedly has raked in millions of yuan in illegal profits for the past 18 years by making unauthorized approvals for oral health care products.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the situation involving NCOH reflects the lack of government credit management because of the loopholes in the overall system. Commenting on NCOH dissolution, Professor Li Shuguang from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lieves that, while to reform public service units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s important, the final solution is to set up a system that is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法治治理的梗阻因素与实现路径——枫桥经验下的“第三种活法”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法治治理主要面临发展空间狭窄、内生动力不足两大梗阻因素。枫桥经验中社会组织自愿、自发、自主参与社会法治治理的安排契合了现代社会法治治理的需求,积极参与社会法治治理的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已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变革创新、服务社会的最重要载体,成为社会治理的“第三种活法”。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法治治理在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结合中形成从自发到认可、从规定到实践、从框架到机理的三大路径,是社会法治治理水平和能力显著提升的实践论成果,体现为治理共同体下法治信仰和法治文化的认识论结晶。进一步巩固、优化这一成果,疏通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法治治理的痛点、堵点、难点,实现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和多元治理主体的同频共振,应在枫桥经验指引下支持、引导、鼓励社会组织聚焦基层治理、激活内生动力,拓宽其发展与活动的法律空间。

高校图书馆社会开放法治进路

文章在明晰高校图书馆公物及营造物属性基础上,阐释高校图书馆社会开放实现公共目的、拓展给付主体、细化差异化利用三重功能定位,分析高校图书馆社会开放在法律规范类型、自主管理权、社会公众权利义务等方面的法治样态,从明确权利主导、重塑条款结构、构建申诉制度、优化协同机制4个层面提出高校图书馆社会开放法治转型路径。

紧急避险中团结原则的法哲学证立及其反思

紧急避险中团结原则的正当性是刑法教义学中的重要问题,多数见解尝试基于法哲学来加以证立。然而,此进路难言成功。以康德哲学为基础的主张忽视了具有利他属性的团结原则作为自由实现的实质条件,并不为外在自由的合致所必需,故无法通过康德法权理论的检验。以黑格尔哲学为基础的见解根据黑格尔关于抽象法权和福祉权的冲突及化解的相关论述来诠释团结原则,可是黑格尔哲学所呈现的绝对国家观,和我国宪法不相适契。以罗尔斯正义论为基础的观点也难以成立。处于无知之幕背后的虚拟主体所签订的契约,无法对现实世界中的公民产生拘束力。团结原则正当性基础之探寻应当转换道路。此原则可通过宪法中社会国原则得到证立:社会国原则要求国家对陷于困境之中的公民予以照料,在国家自身力所不逮时,应当通过立法设置团结原则,以弥补国家照料的不足。

算法技术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挑战及其应对策略

算法技术作为一种技术范式,逐渐僭越其作为科学技术的中立属性,与各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或非主流意识形态密切联系在一起。审视算法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需要从词源学与运行法则两个角度来厘清算法技术概念,并从先天因由与现实存因两方面来深入剖析算法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联耦合。在算法技术被广泛应用的当今社会,算法推送信息背后的资本逻辑、算法“定制化”服务的舒适陷阱、算法法治的不完善等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一系列风险挑战。基于此,要从优化算法技术逻辑、规制资本运行、提升网络用户精神境界、完善算法法治等方面提出有效应对措施。

知识产权信用治理实践及发展方向

实现科学的知识产权信用治理,对于规范化的知识产权体系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信用治理实践中仍存在部分法律法规亟待完善、地区差异较大、数据支撑效能不足等问题。为改善相关问题,应从加大失信惩戒威慑力、完善信用制度实施方案、加强大数据技术运用等方面推进知识产权信用治理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