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挑战及其应对

数字政府建设是适应数字化发展趋势、推动政府治理变革重塑的关键举措,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变量。数字政府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体现在数字政府对“国家-社会”关系、权力组织结构和财富分配机制的改变上,能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重要契机,同时也面临着“数据壁垒”“数字鸿沟”“数字异化”等问题对共同富裕的挑战。只有进一步加快数字政府的整体协同,促进数字资源的公平分配,坚持发展与监管规范并重,才能更好地实现数字政府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高管团队多元化与企业成长性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有价值的企业战略管理方式,是引领家族企业继续前进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选取2016—2021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探究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高管团队多元化对其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股权高度集中的家族企业不利于企业成长发展;高管团队多元化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性的正向关系具有促进作用;相较于小型家族企业,企业规模较大的家族企业其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性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家族企业应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重视人才发展和培养,优化高管团队结构;巩固社会网络关系,积极参与社区建设,以此促进企业成长性发展。

家族管理权涉入、亲缘关系异质性与企业避税

以2008-2020年A股上市家族企业数据为样本,基于家族高管亲缘关系异质性考察家族管理权涉入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发现,家族管理权涉入与家族企业避税程度之间显著负相关,家族高管亲缘关系异质性增强能够显著削弱家族管理权涉入对避税程度的负向影响。拓展性检验结果表明,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及第一类代理成本在家族管理权涉入与避税程度之间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面临较高社会信任水平、较稳定的经济政策及较强宗族文化氛围的家族企业中,家族管理权涉入对避税程度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于理解亲缘关系对家族企业避税决策的影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对于税务部门进行税收征管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宋辽时期服饰与社会地位的关联性

通过研究宋辽时期的服饰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联性,探讨不同社会阶层在服饰上的差异,发现皇室和贵族的服饰体现出其高贵地位和权威性,士人和官员的服饰则体现出其文雅和世家文化,而平民的服饰则以朴素实用为主,体现出其平民性。此外,等级制度、文化背景、职业职责、财富认同等因素也对服饰的选择和风格产生了影响。

共同富裕背景下如何发展社会企业?——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社会企业作为一种兼顾经济与社会双重价值的组织形式,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兴力量。相关政策的出台将会缓解社会企业普遍面临的合法性困境。由此,以当前出台的18份政策文件为对象,基于政策工具分析框架进行了文本分析。研究发现:三大政策工具占比相当:需求型(38.6%)、环境型(31.2%)、供给型(30.2%)。政策工具内部结构不够合理,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基础设施、资源共享、组织建设节点占比较少;在需求型工具中,社会参与、政府购买节点占比过少;在环境型工具中,法规规范在所有二级节点占比最高,但财务金融、税收制度、择优扶持占比过少。另外,结合地区政策计量结果和实际发展情况,进一步对北京、成都和顺德三地的典型模式展开了分析。据此,提出满足市场需要,补齐政策短板;制定统一标准;警惕“各自为政”;明确负责机构,交流发展经验等建议。

分配正义的时代意蕴与实践向度——基于共同富裕视角的展开

共同富裕与分配正义具有价值耦合关系,即一方面,分配正义是共同富裕的价值内核与行动遵循;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分配正义的实现基础。我国宪法法律上有关共同富裕与分配正义的实证规则是二者关系的规范表达。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分配正义在理念上实现了从效率优先向效率公平共同提倡的转变,在内涵上实现了从单一正义到多层正义协同发展的转变,在内容上实现了从物质分配到其他需求分配并重的转变,在方式上实现了以税收为主到三次分配系统应用的转变。在促进共同富裕背景下实现分配正义,需要构建法治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以确保劳动基础可能,对税收法律制度进行适应性改革以强化税收调控,对弱势群体进行制度保障以实现社会关怀,完善促进社会财富流动的第三次分配机制以建设慈善社会,通过城乡融合和资源有序流动以促进农民权利保护,以及优化府际合作框架推动区域利益补偿机制的完善。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跨代创新——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研究

本文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探讨了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的情境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以江苏、广东等地354份家族企业为样本,研究结果显示:以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为主导的代际传承抑制了家族企业创新;企业家社会资本可以削弱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对处于代际传承中的家族企业而言,创新意愿在企业家社会资本和家族企业创新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为探索社会资本理论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融合提供了新思路,在回应当前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关系理论研究悖论的同时,有助于家族企业提高代际传承中的创新水平。在实现个体企业“基业长青”的同时,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有效实施。

“均”与“寡”阶段性变动下中国居民公平感的变迁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重复截面数据,通过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对居民公平感的时代变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公平感在年龄上呈“J”型趋势;从时期效应看,2008年公平感较高,2010~2013年在低谷徘徊,2015年以后又开始回升;从队列视角看,建国前出生队列公平感偏低,建国后初期的队列相对较高,“50”后有所下滑,从“60”后开始公平感持续走低,到“80”后跌入低谷,但“90”后又开始升高。从1949年前后“寡且不均”到建国初期阶段的“寡且均”,再到改革开放40年快速经济增长下“不寡但不均”的社会变迁过程影响了居民的公平感。

CEO去家族化如何影响企业的环境行为——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的解释

已有研究表明,出于对社会情感财富的追求,家族企业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从事绿色创新行为。那么,当CEO由非家族成员担任时,家族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是否会受到影响?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污染行业上市家族企业的研究发现,非家族成员担任CEO对企业绿色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会采用策略性环境行为,如发布企业环境报告来应对家族的监管压力。进一步分析发现,法制环境和CEO任期在非家族CEO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的管理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并为降低家族企业新的代理风险提供了思路。

二代涉入与家族企业国际化——基于中国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以2008—2021年中国家族企业为样本,研究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二代涉入有助于家族企业选择国际化战略,并能加深其国际化程度,且这在具有海外背景的二代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在股权相对分散的家族企业以及制造业行业的家族企业中更为突出。研究丰富了二代涉入在家族控制与社会情感财富方面的理论发现,为中国家族企业国际化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社会主义的资本性质与运行动力的创新机制——资本的人民财富动力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主体性质有着自身的历史规定性。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资本在中国大地上自生成之初就具备整体主义范式的目的因。在特殊的历史运动过程中,社会主义资本以一种“人民财富动力学”的方式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壮大的历史工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资本流通的场域,“双轨制”的存在使资本在流通过程中具备了社会总意志的属性。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属性需要运用情景还原的方式从中国三个历史阶段的工业史、货币史、交换史、交往史中找到具体的内容支撑。

试论社会化生产关系必须建立在社会化的生产力基础之上

国际共运史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必须遵循科学的发展规律。如何实现这一伟大理想目标,当从生产力发展现状实际进行考察。我认为,“财富大量涌流”即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而社会化的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并非一蹴而就,必须遵循经济发展规则和社会发展规律。同时,社会化生产关系的完善与发展也必须以社会化的生产力的实行为基础。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在探索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积累了宝贵的中国经验。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家族控制与绿色创新效率

随着“双碳”战略持续推进,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一种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不同主体根据自身需求对碳排放限额进行交易,从而实现碳配额资源的有效配置。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基于外部组织合法性的压力机制与内部社会情感财富的动力机制两方面对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选取2010—2019年我国2417家家族企业,建立多期DID面板模型,从家族控制视角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促进了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家族控制弱化了两者间的正向关系。当家族企业处于低CO_(2)排放额度地区且实际控制人代数为一代时,两者关系及家族控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更显著。机制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宏观层面通过降低规制强度与碳排强度、微观层面通过提高战略差异度与信息透明度来促进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因此,本文从低碳资产的“提质增效”、风险管理和低碳技术推广三个方面改善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以最终实现家族企业的基业长青和可持续发展。

农户社会阶层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财富资本与声望资本的视角

研究目的:依据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与可持续生计理论,探讨农户社会阶层与土地流转行为之间的整体性关系与多维度关系,以丰富既有的土地流转行为研究,为农户社会分层背景下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政策启示。研究方法: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户内部的社会阶层不断动态调整,社会分层现象愈发凸显。(2)农户社会阶层对土地流转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3)农户财富资本而非声望资本正向影响土地流转行为,且财富资本的影响远高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研究结论:农户社会阶层尤其是财富资本的提升有助于土地流转行为的发生,这对于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展,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多元财富创造主体的差异性与共同富裕的动力机制塑造

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指向,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进程中,多元社会财富创造主体的差异性与共同富裕主体的普遍性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价值抑或制度建构所着力的重点。社会财富创造主体的差异性,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个体能力充分尊重的表现和竞争得以有效实现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这种差异性与共同富裕主体的同一性之间的张力,决定了共同富裕的实现进路需沿着既能够保证社会财富创造的最大化,又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体制机制建构之路前行。为此,着力于社会创造财富主体与共同富裕主体之间行为动力的张力消除,并基于价值观念的重构与制度体系的设计重塑共同富裕的动力机制,才能使社会创造财富主体的创造动力与共享动力实现有效整合与有机协调。

“合作”还是“对抗”?——去家族化与家族企业双元创新

去家族化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创新依然存在着争议,这是因为以往研究忽略了企业创新活动的异质性,即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区别。基于2008—2021年中国A股1739家上市家族企业的7369个年度观测值的研究样本,本文实证研究发现:去家族化与家族企业开发式创新呈现正相关关系,与探索式创新呈现倒U形关系;社会情感财富负向调节去家族化与家族企业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上述结论有助于理解家族企业双元创新的驱动因素,为家族企业实现双元创新的平衡发展、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提供借鉴和建议,也揭示了社会情感财富这一非经济目标对家族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探究了家族成员追求社会情感财富对双元创新的“拥抱”与“阻挠”。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研究

资本主义财富积累作为一个时代名词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探讨的热点话题之一。作为劳动异化的表现方式,“996”“躺平”等众多不良现象都是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结果的表现。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视角出发,劳动本是人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手段,但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则沦落为资产阶级剥削和压抑雇佣工人的工具,而后现代社会消费自由和消费符号拟象化则构建了一个资本主义统治的消费性社会秩序。针对当前我国出现的众多不良现象,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加强宏观调控、完善立法监督、加强价值观引导已十分必要。

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分配机制”是完善分配制度和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要求,这两点分别对应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流量视角和存量视角。文章通过分析我国财富积累的现状,发现收入转化为储蓄是我国居民进行财富积累的主要途径,并以河北省为例探讨完善财富积累机制的路径。从生产要素的逻辑出发,如今财富的不平等主要源于收入的不平等。从收入分配和财富积累的互动视角来看,规范财富积累应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基本路线,打通阻碍各要素充分流动的限制,提高经济效率,同时发挥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作用,从“提低、扩中、调高”三个方面约束取缔不合理、不合法现象,走出一条兼顾效率和公平的道路,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可靠动力。

世界地震灾害风险评价

以灾害系统理论为基础对世界地震灾害风险进行了评估,包括人口死亡风险和经济—社会财富损失风险。以50a超越概率为10%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作为世界致灾因子强度的指标,利用各个国家的地震灾害建筑物易损性和建筑倒塌造成人口死亡的可能性,构建了各个国家的地震灾害人口死亡易损性表,并以人口密度作为承灾体暴露度,进行人口死亡的风险评估。将GDP数据通过投资率转化为社会财富,以此代替GDP作为社会经济承灾体,计算不同致灾因子强度下的经济损失率,进行地震灾害经济—社会财富损失评估。评估结果显示,世界地震灾害人口死亡和经济—社会财富损失风险的分布总体格局与致灾因子的空间分布一致,但局部与承灾体的总量分布及其易损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