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本文将单位组织带入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中,对单位组织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系进行探讨,初步回答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的问题。研究表明,单位组织在当前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主要遵循“政党引领社会”的内在逻辑,以党建引领这种新模式超越旧有的单位制党建模式,采取以党建促治理的实践路径,通过重塑党组织网络体系、发动党员参与、树立模范和塑造共同体意识等方式,发挥单位组织在完善党组织网络体系、增强组织性与纪律性、宣传动员以及提升成员认同意识等方面的优势。单位组织的参与对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积极作用,未来应进一步重视和发掘单位组织的优势,充分发挥它们在新时代社会治理中的价值。

建构主义学习设计六要素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21世纪的高等英语教育应把重点放在培养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发散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上，树立以学生为教学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科学教育理念。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行性策略。本文在分析建构主义教学观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外语教学的特点，探讨了建构主义学习设计六要素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旨在更加有效地提高英语教学质量。

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构想,给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与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是要加强组织建设,继续解放思想,适应发展要求,二是要提高服务意识,坚持以人为本,创建和谐校园;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基本要求是,学习与实践并行,开放与创新共举,民主与集中结合。而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重视学科建设、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则是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基本途径。

社会组织党建与业务融合何以可能——基于动力——路径的分析

社会组织党建与业务的融合是理解党社互动的重要面向,也是衡量党建引领和提升社会治理有效性的重要维度。在“动力—路径”的分析框架下,对浙江长兴县社会组织综合党委的作用进行考察,发现满足政治要求、达成利益契合以及提升组织能力是推动社会组织党建与业务融合的动力因素,在现实中存在价值共享、资源整合、反向嵌入等层面的社会组织党建与业务融合的路径选择,而政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党建运作机制的转换以及党建方式和内容的多样化等使这一融合成为可能。

党如何塑造社会群体?——以社会组织孵化器党建为例

党统合社会的目标不仅是结构性的,还需要实现一种共同体意识凝结和政治团结状态。从政党与社会关系视角来看,这需要通过执政党创造性的活动予以整合,以塑造社会群体。本文以社会组织孵化器党建为案例,发现党通过社会组织塑造社会群体是一个政治身份认同——共同体意识——集体行动力的三维度塑造过程。党从身份、组织和制度三个层次进行整合性的政治表达,运用多元化政治表达工具,塑造社会群体政治身份认同,建构和巩固共同体意识,进而实现集体行动中的一致性和团结性。

论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社会组织是社会建设的主体之一,是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社会协同和公民参与作用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在快速的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社会一体的"总体性社会"发生了功能分化,市场和社会相继从这种"总体性社会"中分离或成长出来。相对于市场领域的分离和经济组织的成长,社会空间的扩展和社会组织的成长出现得更晚,发育得更不成熟。当前,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新经济组织已经成为吸纳就业、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市场体制建立的主导力量;而在社会领域,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组织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功能发挥远不充分。本文从社会建设的理论视角,阐述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产生、发展及其行动逻辑;分析社会组织的功能。本文的主要结论是随着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社会组织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此类组织必将发挥社会"安全阀"的功能,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中国台湾地区社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以中国台湾地区为例,总结台湾地区进行社会建设的阶段性内容、特征及问题,以为大陆目前的实践提供诸如培育中产阶级与经济组织,主导社区营造和社会组织发展,逐步推进全民化的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等经验借鉴以及行政性的社会建设难以推动社区自组织形成,政府财政负担过重等教训警示。

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办事机构和二级机构的建设与发展

学会的整体发展应紧随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学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重要力量的作用需要充分展现,学会的凝聚力、创新与服务能力以及发展活力应当持续增强。学会办事机构和二级机构是全国学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会开展各种活动的重要依托力量。在学会组织建设中,办事机构和二级机构的现状及发展状况是两个重要的指标。本文结合2008~2013年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年检数据,着重分析了全国学会办事机构和二级机构的基本状况及组织建设情况。对于办事机构的组织建设,主要从全国学会办事机构的规模、工作人员专兼职情况、学历分布、年龄层次等方面进行分析;对于二级机构建设,主要从最近几年二级机构的数量变化、机构负责人、工作人员状况、举办活动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全国学会办事机构和二级机构发展趋势良好,工作人员整体基本保持稳定,专职工作人员逐年增长,学会的组织建设逐步完善。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攻坚问题分析与对策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政府采取有力措施不断改善民生,已有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实现脱贫,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各地发挥各自优势,因地制宜,探索多渠道、多元化的精准扶贫途径。以内蒙古东部地区为例分析了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情况,指出了导致其贫困的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攻坚的对策。

论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道德建设

建设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道德建设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而要进行道德建设则需要了解现代社会基本特征;现代社会是一个自组织社会和法治社会,它要求的是公民的权利,道德评价的标准不是动机而是效果,道德评价的领域严格区分出公域和私域。

基层老年组织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以老年人为主体的各级各类基层老年组织在团结、服务、愉悦老年人等方面,发挥着其他组织与社团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它们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在党和政府与老年人之间架起了相互沟通与信任的桥梁。

试论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道德建设

建设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道德建设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而要进行道德建设则需要了解现代社会基本特征;现代社会是一个自组织社会和法治社会,它要求的是公民的权利,道德评价的标准不是动机而是效果,道德评价的领域严格区分出公域和私域。

我国群团组织的发展策略与改革路径——基于S省法学会的案例分析

加快群团组织发展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在群团改革的大背景下审视群团组织的发展路径,应回归群团组织的具体实践。本文以“中间区域”“共建组织”为分析框架,选取S省法学会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发现群团组织经历了从“国家化”到“去国家化”再到“回归本位”的三个自我探寻阶段,并通过明确发展方向、回归会员、联系群众来挖掘自身优势、谋求组织发展。本文认为,新时期我国群团组织发展应回归“群众性”,通过会员来壮大自身实力,借助基层组织来构建发展平台,通过丰富群众活动践行“政治性”,从而提升“先进性”,回应时代命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公安队伍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这种理念的提出对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安机关如何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以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当前各级公安机关面临的重大课题。

任务型组织的生存逻辑——以计划生育委员会为例

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是因应人口数量控制需要而创设的一种"任务型组织"。随着这项任务临近完成,瞥见退场前景的计生部门为延续自己的生存,曾在"大人口"服务管理的取向下进行过转型探索,但十二届全国人大通过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为这种探索画了句点。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看,有待追问和探究的问题是:从"计生"管理到"人口"服务管理的转型为什么会受阻?对"卫生"加"计生"的改革方案应该作何评价?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否可以基于社会建设的视野就计生部门的后续改革提出进一步的设想?深入思考这些问题,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计生部门的生存命运,还能启发我们在广泛意义上理解当代中国任务型组织的改革之路。

地方公共建筑营造中的家国互动——以佛山通济桥为例

地方公共建筑的营造,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并被社会关系所生产。佛山通济桥的明代修建者乃是科举成功和经商致富的本土巨家大族;清代则出现了僧人、士人和商人的联合修建;晚清民国以来,则出现了周边社区力量的介入;到了当代,传统士人乡绅阶层瓦解,通济桥的修筑完全由政府主导,佛山民众对通济桥的关注,转化为大规模的民俗参与。通济桥历代的毁与修,既反映了佛山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更迭演变,也折射了家族-社区-地方-国家的复杂互动关系。

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形态重建

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伴随着风险社会而来,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意味着意识形态重建的任务摆在了我们面前。意识形态构成了社会的一个部分,甚至是社会构成中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科学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崇尚科学而否定意识形态。与之不同,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所持的是一种客观的态度,认为意识形态和科学一样,都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因为反映了客观现实的要求而在人的行动中发挥作用。就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功能来看,是具有历史性的,在不同的时代,其功能实现的社会后果是不一样的。在风险社会的生成中,科学与意识形态都有责任。随着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面对着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需要重建意识形态,以求适应这个时代的合作行动的要求。这种意识形态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性质上,都具有合作的特征,都从属于合作行动的要求。

20世纪日韩国家—社会关系转型比较

很长时间以来,托克维尔式的公民社会概念及其分析框架强调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二分对立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制约和限制,并且成为理解现代西欧国家与其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然而,本文在对日本和韩国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葛兰西而非托克维尔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更加适用于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政治现代化的发展以及演变历史。本文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两种国家—社会关系类型,是由于不同时间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冷战结束)导致国家在选择政治发展目标方面存在差异。受到这种特殊节点的影响,国家建设与成建制社会力量壮大的先后顺序在日韩两国内部及其与西欧国家之间有较为明显的不同,导致两国的国家政权在很长时间里都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对国内的各社会力量进行渗透与控制。